认识那些民国律师们——巴黎和会拒绝签字（十）

曹汝霖(左)、章宗祥(右)。(图/取自维基百科 中国名人录 第三版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合成)

1919年4月下旬，有关巴黎和会将把德国在鲁利益转交日本的消息不胫而走。身在巴黎的进步党领袖梁启超传电回国：「闻将以青岛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争结果。」

5月1日，《中国日报》刊载的中国代表团电文亦显示中日此前有关山东问题的换文对其争取权益不利。国内舆论哗然，愤怒的情绪在学生之间迅速蔓延，并将矛头对准政府高官中的「卖国贼」。5月3日晚，北京高校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议定第二日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外交政策。当时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还当众咬破手指，撕开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游行示威还我青岛

5月4日，学生游行队伍按计划前往使馆区，试图向外国使节呈交说帖。但由于当天是周日，各国使节均不在署，东交民巷的巡捕又对学生进行拦阻，所以学生的愤怒更被激发。其实学生之中早有秘密团体筹划以暴力手段制裁亲日官员。他们以匡互生、罗章龙等人为首，准备充分。

根据罗章龙的回忆：「经过商量研究，确定宋天放、吴慎恭等去探查卖国贼的住宅，查明行动的门路、进出的路线；另外，易克嶷、刘澄宇等想办法认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面貌……我们就派人到照相馆去对号。这些准备工作都是事先完成的。」

对此计划，绝大部分游行学生事前并不知道。此时游行受阻，罗、匡等人便正好鼓动并带领学生队伍转向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进发。

政府已知学生行动，并未强力压制。为了保护曹汝霖，员警厅派了三四十名员警前往曹家，同时命令「文明对待」学生。曹汝霖当时正在院内和父亲说话，不久听见门外叫喊之声，并见白旗招展。突然有一石块飞入，差点击中曹父，两人当即进屋躲避。曹汝霖与章宗祥都是留日学习法律，来往密切，当日章宗祥亦在曹宅。两人便分别藏匿于隔间和锅炉房中。

很快，罗章龙、匡互生等学生从事先探明的窗子爬入曹府。罗章龙对院内情形的描述是：「当时，院子里站着一排军警，都上着刺刀。我们在外面的同学，不断地喊口号，有的还用砖头、大石砸门，其势甚为汹涌。员警未奉上级命令，不敢擅自开枪，也不敢随便乱动。我们进去的人，有的去给员警作解释，宣传爱国反日。有几人乘其不备，将大铁门打开，人流像潮水一样涌进来。」

关于员警的装备，曹汝霖与罗章龙的回忆略有不同。曹曾在回忆录中抱怨前来保护的员警连警棍亦未配备。但可以确认的一点是，曹府内的员警对于学生的活动并未出手阻止。人群的愤怒躁动和员警的袖手旁观让潜伏的暴力因数愈发喷涌。由于没有找到曹、章等人，于是学生开始放火泄愤。

躲在锅炉房的章宗祥得知起火，便欲出逃，被学生遇见。学生见他穿着礼服，以为是曹汝霖，便以铁杆击头。后来章宗祥躲入曹府门外的皮蛋店内，又被另一批学生寻见。

匡互生对此回忆道：「大家就拉住他两只脚从那间黑暗屋里倒着拖到皮蛋店的门口，同声地问他是什么人，他总是绝对地不作声，大家耐不过，就各用那手中所持长不满尺的小旗杆向着他的面孔上乱打横敲，而那些手中没有武器的学生就只得权借皮蛋作武器向被打的人的头上打中了几十百把个皮蛋，于是死不作声的被打的头上只见满面的鲜血和那塞满了耳目口鼻的皮蛋汁了。」

因学生伤人放火，员警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昌泰忙带军警前来镇压。吴、李抵达时，学生早已四散，仅余下围观者几十人。结果有32名学生被押送员警厅，其中仅有几位是参与「火烧赵家楼」的学生领袖。

虽然学生因暴力行为受到批评，但大部分公共舆论还是倾向于支持释放被捕学生。教育部长傅增湘以及涉事的大学校长们纷纷采取行动营救被捕学生。上海律师公会对学生表示声援，北京律师公会则决议对被捕学生尽义务辩护。（有意思的是，该公会还要求公会律师不能接受曾同为公会会员的曹汝霖的聘请）

被捕学生全部释放

林长民连同王宠惠（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前外交总长、司法总长）、汪大燮（前代理国务总理）以政府要员的身份，向员警厅具书保释学生。曹汝霖本人向当局表示，被捕学生多系盲从，不必为难。被打成脑震荡的章宗祥也托妻子致信国务院，请求释放学生。

在巨大的社会压力和政府内部争取之下，北洋政府于5月7日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经过全国学生、商界和劳工界的进一步抗议，五四运动基本达到了学生的目标。6月9日，内阁接受曹、章、陆三人的辞职。6月13日，内阁总理兼内务总长钱能训辞职下台。6月28日，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正式在对德合约上拒绝签字。7月，蔡元培复任北大校长。同月22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宣告学潮结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