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龙城飞专栏／郝柏村回忆录的记载──也谈张宪义事件（五）【5】

图为郝柏村视察天弓飞弹系统模拟室，刘锡辉提供。（刘锡辉，1954年陆军官校毕业，1961年就读成功大学机械系及研究所，1969年进中科院工作，1972年赴美国圣母大学深造，获航空工程硕士，返回中科院二所工作。刘锡辉先生参与天弓飞弹、雄风飞弹及天剑飞弹研发，负责飞弹系统模拟，测试飞弹系统导引控制功能，完善后再运送飞弹到南部「九鹏基地」试射。）

前言：

前文〈五之四〉刊出后张宪义博士回应：「中科院派出美国短期受训12个学员，受训后集体『跳机』，兵工工程学院方光圻老院长就保过多人不回来，被记过多次，但他从不后悔！」关于方光圻先生，笔者在《传记文学》民国95年（2005）3月号上查阅到崔云清先生写的〈兵工学校的两位杰出兵工人物：方光圻、吕则仁〉，其中说：「民国四十五年以前，国防部曾开放军人自费留学，但要先申请到国外大学的奖学金，还要两位保证人，保证学成后返国服务，才准出国进修。方老师常常为这些学生写介绍信、作保证人。但许多同学在国外获得学位后，以环境为由，滞留不归。老师为此，不知被国防部记了多少次过，但他从不为此皱过眉，依然乐此不疲。民国51年8月他升任陆军理工学院（即为中正理工学院前身）院长时，因记过太多而误了晋升中将的机会，他也未为此抱怨，仍旧来者不拒，继续照写，继续照保。」方光圻（1898－1968），美国芝加哥大学主修物理，民国20年出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中国近代有名的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即为其学生。民国31年方光圻任兵工大学校长，在中国对日抗战最艰苦时期为国家培育了许多人才，其中包括日后为中共研发原子弹、氢弹以及火箭的几位重要的科学家，如任新民、谢光选、郭燮贤等中国科学院院士（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尚说「我们多数的专家都是由国民党所培养的」）。笔者在此记述方光圻先生，怀念那个大时代，他们经历了战争与动乱，深刻知道国家民族是老百姓生活与生命之所系，失之则流离失所，受外人宰制，因此必须建设国家，而培育年轻人是我们国家民族能够生存发展的命脉。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中华民国遭受严重挫折之际，少数人选择跟随政府来台，不忘其志，继续努力培育年轻学生，以成为有知识、技能与品德的人。方光圻校长不因一些学生可能学成不归而有怀疑与歧视的态度，只要有一部分回来，就十分可贵了。至于没有回来的学生，笔者相信他们日后应会感念方光圻先生宽大的胸襟、慈煦的态度与深远的期许，进而扩大他们的视野，继续关注与培育年轻人，不论这个学生是何种国籍、种族与政治立场，皆应平等地对待与爱护。民国83年（1994）6月号《传记文学》上由前中正理工学院车辆工程系主任陈国怡先生写的〈方光圻与简立－两位对军火工业教育贡献最大任期最久的大学校长〉，内容丰富，然由于篇幅，无法在此摘录，笔者希望日后有机会再予回顾。

前次笔者纪录到中科院二所的朱先生，二所的老同事刘锡辉先生来信询问朱先生大名，经陈胜朗先生告知为朱伟岳，退休后旅居美国加州的刘锡辉先生说：「朱伟岳先生，我认识他，在中科院计划处工作，主编出版院刊《新新季刊》多年。」朱伟岳先生并由陈卫里博士传来记述中科院与二所的历史文章数篇，笔者已转交《旺报》－〈史话〉主编。刘锡辉先生，笔者早已熟识，他的一生曲折离奇，曾出版《大变动时代的沧海一粟：刘锡辉回忆录》、《从荒谬的年代到吊诡的年代》等珍贵书籍，盼他之后亦有机会一起来记述中科院当年研发飞弹的筚路蓝缕过程。

三个月前，《中国时报》执行副总主笔陈琴富建议笔者尝试撰写张宪义事件，由于笔者对于原子弹基本原理完全无知，当时手中资料有限，仅能且战且走，但是渐渐「卷入」的人与著作愈来愈多，内容开始有了一点看头。如今回忆起来，笔者当时真是暴虎冯河，若无张宪义、贺立维、陈胜朗、陈卫里、朱伟岳、刘锡辉等诸学者专家添加薪柴，笔者早已匆促下阵，草草了事了。如今，陈胜朗的回忆著作亦在〈史话〉连载，而笔者为回复回应各方所记与所询，使得笔者的〈前言〉的份量越来越大。因此建议《中国时报》主管与主编，考虑成立「中科院往事追忆」专栏，欢迎当年中科院同仁们在不泄漏国家机密的原则下，使后人不忘前行者辉煌的贡献以及他们所经历的种种困难，让美好与艰困的岁月留下鸿爪，一起来参与写作。至于张宪义事件以及一些公费生不归的状况，笔者考虑采取以温和待人、平衡论事的态度与立场记述历史。在我们这个错综复杂的时代，个人与团体的是非功过，还待更宽广、更长远的历史进程来关怀与思考。

本文

以下资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参谋总长日记》，（天下远见出版，2000年），笔者在每一条相关日记记载后，做出自己的意见。前文〈五之四〉，叙述至1985年5月28日。

1985年大事记（续）

4月2日，军事会报提「共军战力分析」。中共与苏联因图争亚洲及世界霸权，故不能和好，而中共与美国关系亦不能妥协，盖中共最后目标仍为美国。（郝柏村对于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颇有预言性，但是由于台湾太小，能够施展的有限。以郝柏村之强势，在整个态势上仍采取守势，由是国家与民族方向不易明确－笔者按）

4月3日，下午前太平洋总司令郎恩上将谈话要点：美以防御性科技转移中共，以拉住中共不要倒向苏联。若太强调中共威胁美国，现在似乎听不进去。（1980年代，美国大力支持中共科技发展，甚至在国防与军事上合作，郝柏村当时若浇冷水，美国人一厢情愿，当然听不进去。我们要注意到此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在部署张宪义的渗透中科院核研所的核武发展情形。也就是说，美国一方面以高科技为饵吸引中共，图使中共依赖美国产品、技术与零件，另一方面，压制台湾的核武发展。笔者相信张宪义博士所言，美国必然将对台的情报资讯部分与中共分享，以故意示好，符合1982年8月17日美中签署的「八一七公报」，美国保证「逐步减少对台武器军售」，遑论支持台湾发展核武。－笔者按）

4月7日，下午总统在七海召见，总统再指示研拟情治机构整理方案，余觉搜集资料有所不便。总统指示：即谓总统的指示。余将谨慎从事。（蒋经国一再交代郝柏村从速整编情治机构，而郝柏村却动作缓慢，是何道理？可能和王升垮台有关，郝柏村不愿意当王升第二。而郝柏村日记中对王升失势颇多同情，蒋经国不听郝柏村的意见，执意彻底清除王升势力，说明郝柏村在蒋经国前面并不是一言九鼎。日后证明郝柏村比较正确，没有王升的支持，郝柏村不可能有效掌握情治系统。蒋经国去除王升，也就让郝柏村孤立了起来。其实蒋经国应该让王升来掌握全国情治系统，而不是郝柏村，郝柏村的性格不适合特务工作。笔者认为蒋经国生前做的最大错事之一，就是贬谪王升，和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压抑戴笠同出一辙。王升的事相当复杂，笔者还要查看一些军方和党务负责人的日记和著作，最主要的是蒋经国日记在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图书馆，由于疫情，不开放，但是蒋经国身体不好，听说只纪录到1979年。有两件事是笔者可以确定的，第一，是1980年前后，王升的注意力开始放在反台独上，第二是王升对于早年在延安待过的调查局长沈之岳也是不信任的。从国民党的情治系统面临的环境，可以见到中华民国的处境困难，同时受到中共、台独、美国、日本多方面的挤压，这些方面的公约数就是消灭中华民国。因此，我们要了解台湾变成今天这种「四不像」的状态，在蒋经国、郝柏村、王升等大权在握的时代已经呈现出难以招架的情状，而对于完全没有权力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责任更加艰巨，如何将中华民国延续下去？已经是一个历史性问题－笔者按）

4月23日，中科院一所彭元熙副所长回国，今日约见，勉以在与通用动力合作过程中，充分学习飞机研发的全程工作经验，带着使命感为我国航空工业奠定坚实基础。（此事相当奇特，一所即核研所，为何会指示研发飞机？－笔者按）

4月26日，总统垂询核能研究所与美国公司合作，为台电废料处理事宜，及核研所反应器用料存储运美问题。总统再申不要有任何做核子武器的想法，研究反应器应尽速运往美国。总统曾经宣告我有制核武器的能力，但不制造核子武器。核研所现一面保持既有能力，一面充分参与核能和平用途。总统询及黄代院长，余表示用人不疑。总统以为然，但应该了解。（此事非常重要，蒋经国所询问题相当细节与具体，说明蒋经国的讯息另有管道。蒋经国一再交代「不要有任何做核子武器的想法」，这令笔者很费思量，如此中科院对于核武研发，应该停止或至少大幅减低进度，为何两年八个月后，1988年1月16日，美方会以中科院即将发展出核子武器而要求拆毁中科院核研所设施？而蒋经国开始怀疑黄孝宗代院长的角色，此事进入疑云丛丛的情境，亦可见郝柏村承担的工作压力越来越重。至于日后是否可以说明黄孝宗和美国人的关系，笔者需要慢慢查看相关资料－笔者按）

5月10日，上午视察中科院天鹰计划、红外线寻标头研发及天翔计划空对空飞弹研发进展，令人鼓舞。由于红外线寻标头为极精密科技，须在无尘室制造，基本瓶颈已告突破，我对全向性空对空飞弹的自行发展，将能配合安翔计划完成，其主持人为杨景楢，黄代院长建议他应晋任少将。今日与钱积彭谈，汪铁志（台大毕业，雷射部门负责人）、周寅乐（电子部门负责人），均调升第三所副所长，汪为文人出任副所长的第一人。另与核研所爆炸组游士高博士谈话，勉励他要保持既有研究成果。（看来飞弹发展计划有所进展，确实令人鼓舞。但三所（电子所）人员调升，由已卸任的前一所（即核研所）所长钱积彭建议，颇为奇怪。而郝柏村勉励核研所爆炸组游士高保持既有研究成果，何种「研究成果」？所谓「爆炸组」，和核试爆有无关系？皆难免启人疑窦。杨景楢后来的发展如何，值得注意。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在《新新闻》2020年8月24日上发表文章，说明国军包括空对空、陆基、海基与短程各式防空飞弹，总数逾六千枚，其中包括中科院研发的天弓飞弹与天剑二型空对空飞弹－笔者按）（待续）

（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