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文革的工具性价值（黄清龙）
（图／新华社）
中共百年党庆刚刚过去，在一片颂扬伟大复兴的乐音声中，若说有任何令人百思不解的杂音，或许就是此刻的中共为何「向左转」？特别是为何要美化文革？
关于中共左转的辩证关系，6日本报周天玮专栏〈前进后退 转左靠右〉已有精辟分析，在此不赘。但针对文革的定性，早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文革为「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就已经全盘加以否定。到中共建党80年出版的2001年版党史中，都还维持这样的基调，但此次配合百年建党的2021年新版党史，则不再称文革为内乱或浩劫，而说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过程」。
相隔20年的评价翻转，显然和习近平对文革的认知有关，也是有迹可循的。2013年1月5日他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提出两个不能否定说，即「不能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也不能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就表明他对包括十年文革在内前30年的历史，是有他自己的看法，而且肯定多于否定。
习核心肯定或至少不否定文革，还牵涉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2001年版党史直指毛泽东要为这场内乱「负主要的责任」，到了2021年则称毛发动文革，是在「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
十年文革正是习近平青少年成长阶段，当时举国崇拜毛泽东，出现极左理想主义的狂潮，肯定深刻影响了他。但除了青春期的回忆之外，近来中国自由派学界还有另一种探索角度，他们从文革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彻底颠覆，此后反有利于中共统治的观点，来理解当局重新评价文革，其实是一种工具理性，而不仅是感性的精神返祖。
这是因为文革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影响，就是把一切乡绅阶级、宗亲脉络乃至宗教信仰彻底消灭。那些原本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无论哪个皇帝在位，底层社会存在的「超稳定结构」，所谓「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 正此之谓。但是文革把这一切给彻底掏空掉，让党的组织可以真正贯彻到最底层，包括家庭乃至个人灵魂深处，此后国家机器才可以由上而下畅行无阻地去灌输和运作。
这样的彻底改造，是几千年中国历史所没有过的，尽管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但从事后来看却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必要过程。
就以改革开放为例，以往的说法都说因为文革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拨乱反正搞改革开放，才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但从工具性角度看文革，以上的理解却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文革失败，才有改革开放的成功；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文革这样有效率地「革」了几千年中国社会制度的「命」，为举国体制扫除一切障碍，就不可能有日后改革开放的成功。换言之，文革变成是改革开放的正向因素，而非负面反省后的结果。
某种程度上这当然是唯物论的思维，但以抗疫为例，放眼全球无论采行何种政体，莫不举步维艰、左支右绌，只有大陆因为有「文革」的基础，举国体制一声令下，让14亿人做到贯彻防疫。就此而论，重新评价文革，似乎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