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北大法律系1977级）讲述：恢复高考，如雷惊春

又是一年高考。

与宋健老师进行正式采访的当天，是“六一”儿童节，实在是个适合“穿越”的好日子。

1977年，17岁的宋健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当被问到：“现在往回去看高考，您觉得距离它有多远呢，是45年那么远吗？”宋老师仿佛愣了一下，然后笑着答道：“就是有45年那么远吧，高考对我来说确实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起风了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停滞了十一年的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正式恢复。彼时，宋健刚刚高中毕业，“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很可能会被分配到工厂里工作”。

1977年的高考，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从当年10月消息公布，到12月正式考试，不过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因为报考人数太多，江苏省还在1977年11月28-29日组织考生进行了一次‘初试’，只有通过初试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12月25-27日的正式高考。”

宋健回忆，江苏当年是30多万人参加初试，最终约有10万人正式参加高考。梨子据此查询，1977年的全国高考报名人数高达570万，最终的录取人数仅为27万，录取率低至5%；而这个数字早在2016年就超过了80%。

《数理化自学丛书》

图片来源：任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梨子还发现了当年的一套“神奇”教材——《数理化自学丛书》，因为复习资料的稀缺，加上书中的内容较为容易理解和把握，这套书的销量最终高达7395万册，堪称那个时代的《5年高考，3年模拟》。要知道，在此几十年后风靡全国的《明朝那些事儿》，其销量也仅突破了千万册而已。

“这套书我也有印象。此外，我妈妈当时还通过各种渠道，想办法手抄了一些数学题回来给我。”而事实上，因为当时的“供不应求”，甚至有人手抄整本《代数》，寄给当时还在农村做知青的亲人。

——“是啊，那时可用的复习资料真的是太少了，现在的孩子可以说是很幸福了。”

宋健回忆，当时的情况，是先报志愿再考试。“由于是文革结束后首次恢复高考，那时对填报志愿这些完全没有概念，记得当年我最初填报的三个志愿分别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经济系和南京大学哲学系，后来我的老师说志愿不能这么报，得有‘梯次’，于是我就把第二、三志愿分别改成了南京地区的高校。”

宋健说，她了解到的情况是，后来与她在北京大学成为同班同学的李克强，当时竟然把北大法律系放在了第二志愿，而第一志愿则是安徽省内的一所师范学院（李克强此时还在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任党支部书记，“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后因成绩优异被完全“不计较”的北京大学先行录取。

——“那时根本不像现在，老师和家长们已经把填报志愿研究成一门学问了。”

宋健1981年拍摄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侧门前

可以说，宋健在填报志愿时采用的是“排除法”+“朦胧选择”：“那时文科可选的范围并不大，我甚至连‘心理学’专业都没有听说过。我是很喜欢文学的，尤其喜欢读小说，后来到了北大，发现图书馆里从民国开始到文革期间出版的小说我基本上都读过。我恰恰是通过大量的小说阅读发现自己似乎并不具备文学创作能力。而我在高中阶段的外语基础也不太好，这样下来可选的专业也没有几个了。”

“不过文学对我的影响仍然很大，这也要归功于我的高中语文老师，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也是我的班主任。我至今记得他在课堂上朗读课文时常常满含热泪的样子，让我体会到文学的美好。”

至于为什么选择把法律放在首位，宋健说：“这要感谢我的高中政治老师，是他建议我学习法律；加之当时印度电影《流浪者》（该片曾获1953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大奖）风靡全国，片中的女主角是一位律师，令人印象深刻，这也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法律的种子——不过当时其实并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我对法律的所有理解就是律师。”

“您那时纠结过是报考清华还是北大吗？”——对于梨子抛出的“凡尔赛”问题，宋健丝毫没有犹豫：“文科生沒法考清华呀，那时的清华基本还是个纯理工院校。”据宋健回忆，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国开设法律专业的院校只有三所，而现在，不止于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开设法学专业的院校，也早已数以百计了。

随后，提到自己的高考成绩时，宋健笑着回忆：“虽然我当时报的是文科，但感觉还是数学考的最好，也帮我拉了很多分，最终幸运地被第一志愿录取。当然，1977年的高考难度不大，也是各省自己命题，再后来我看全国统一考题的难度，估计自己可能考不上大学了”。

至于为什么选择文科，原因也很简单，“我妈妈就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她觉得女生学理工科太辛苦了”。

一路生花

虽然是1977年的高考生，但因为考试在12月份才进行，所以宋健与北大法律系正式相见时，已经到了1978年的2月。高考的恢复让过去“积攒”了十一年的年轻人聚集到了一起，宋健发现她的同学中有农民、工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而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参加高考的她，“意外”成了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

“那时还没有知识产权这门课吧？”

“没有，我们国家的《商标法》是1982年8月23日才通过，当时我已经毕业工作了。至于《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的颁布就更晚了。可以说我在校的时候几乎连‘知识产权’的概念都还没有。”

宋健回忆说，因为自己当时年纪太小，又没有在社会上磨砺过，所以相比那些有社会阅历的同学，她学习法律其实是有些吃力的。她认为，做法律这一行一定要对社会有充分的认知和理解，所以在接下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她从未停止过充实自己。

“法科生除了了解社会还需要有什么素质？我想是‘社会责任感’吧，年轻人还是要去思考自己能为社会做些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梨子想，如果这个答案出自他人之口，或许会让人觉得空泛，但宋健老师不会。她一直在努力践行这个“自我要求”，即便现在已经退休，她的生活也仍旧被学习、研究和各式各样的讲座、研讨会所填满——“只要与我的专业工作有关联，有可能的话我会尽量参加”。于是，梨子深感与宋老师预约“档期”的过程着实“艰难”——“您好像反倒比退休前更忙了~”

1982年大学毕业后，宋健被分配到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自此便是将近四十年的法官职业生涯。

当被问及为什么没有像《流浪者》女主角那样去做一名律师，宋健回答的很干脆：“做律师很不容易的，我自认缺乏律师‘开拓市场’的能力。”“现在看来，我似乎也缺乏做纯学术研究的能力和兴趣，我还是比较喜欢从实务出发，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梳理，我写文章的出发点都是基于问题导向。”

宋健（左一）在北大

她的两位同学：陈鲁涛（左二）、蓝晓梅（左三），毕业后都成为了律师

相比于填报志愿时的懵懂，经过数十年专业学习和司法实践的宋健此时对自己明显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你到底喜欢做什么、适合做什么是需要自己去不断探索的。当然，除了法官职业外，法律共同体中的其他职业都有其价值，也都值得去尝试。”

至于是否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划分过阶段，宋健沉吟了一下，回答道：“之前确实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要划分的话，我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毕业到了江苏高院后直到1987年，刚刚参加工作，从‘法院小白’书记员，到升任为助理审判员，也参与审理了一些重要案件；第二个阶段，根据中央加强政法干部队伍正规化建设的要求，我被组织上安排到法律业大（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江苏分校）做了一名老师，长期教授《民法》、《婚姻法》，其间还教授过《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这也为我后来回归法官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功底。在业大的十六年，我两次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个很漫长也很重要的职业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回归审判工作。2001年底，法律业大完成大专层次学历教育的使命并解散，我又被组织安排到了江苏高院审监庭，2004年又被安排到知识产权庭工作，直到退休，这一转眼又是近20年漫长的专业法官经历。”宋健说，实际上她对法律的兴趣似乎并没有那么浓厚，但很幸运在知识产权庭的工作常常面临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发展对法律适用提出的挑战，“我喜欢不断接触、学习新的东西，而这对我来说是新的挑战，或者可以说是对每一名知识产权法官的基本要求。”

比如，宋健可以为了审理改编权案件，专门去研读电影剧本的写作技巧；甚至在此前一起涉及两系杂交水稻‘两优培九”植物新品种的案件中，通过阅读专业书籍和大量资料，同时向专家咨询、邀请专家证人参与诉讼，最终对杂交水稻的发展由来也能准确说出个一、二来。曾有一位杂交水稻专家在看过她写的这起案件的判决书之后，甚至询问：“这位法官是学农学出身的吗？”

“我们当然不可能成为经办案件领域的专家，但至少要对这个领域的涉案技术争议了解到可以和当事人、专家直接讨论实质性问题，并能最终将技术事实查明及法律适用完整呈现在判决书中的程度。”宋健如是说。

我的“人世间”

“我的高考没有太大压力，但当时的确想过，如果考不上就再继续考；而当时的普遍认知是，就算真的考不上大学，也可以进工厂或做其他工作，完全不像现在的孩子，似乎从上小学开始就是在准备未来的高考，高考对孩子们来说是件太大的事情了。”

至于是否建议成绩不理想的孩子复读，宋健说：“这个我不好去建议，只能是个人的选择。但在我看来，一个人一开始上的学校包括专业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因为你一开始的选择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也不一定是兴趣所在，很多人最终从事的工作可能与其最初学习的专业完全没有关系。因此，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在此后结合工作需要的持续学习精神和学习能力，终身学习才是关键。”

在闲聊中，梨子曾问过宋老师有没有关注过与高考相关的影视剧，“没有吧，我平时倒是喜欢看一些行业剧，因为法官的社会接触面很窄，通过看行业剧可以拓宽对社会许多行业的了解。比如看《理想之城》，了解建筑造价师这个职业；再比如看《青春创世纪》，了解直播平台如何打造头部主播，这对于判断主播跳槽行为的性质有所帮助。”

可见，宋健的“休闲”都是以“职业观察”为中心的，不过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别样的“时尚”呢，毕竟这两部片子，连梨子都还没有看过。

当被问及对于给自己划分的阶段，有没有哪一段是想重来一遍的，或是会有别的选择。宋健坦言：“我不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像选择法律是受了老师的影响，工作后便一直是服从组织安排，但好在走过的每一步都让我比较满意，所以也没有具体设想过别的选择和可能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高中毕业就遇到了首次恢复的高考，之后在工作中又与知识产权邂逅。知识产权真的是一个充满魅力的领域，你会不断面临创新和挑战。据我的观察，许多从事知识产权工作多年的朋友似乎有一个共识，就是一旦真正走进知识产权，就会形成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你心甘情愿为它付出，就像大家所调侃的：‘选择知识产权，天天是高考’。”

采访中，梨子发现宋健常用“幸运”来形容自己的经历，但单凭“幸运”显然远远无法造就现在的宋健。这让梨子想起采访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您有人生格言吗？”

她答道：“我从年轻时就信奉一句话，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的人总会比不努力的人更容易得到好的结果，我想这就算是我的人生格言吧。”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更何况是恢复高考这样的大事。

史诗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恢复高考的片段中有这样一句：“我断言，若干年之后，我国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材，就在这批大学生里。”

梨子不禁想起，在采访前夕，宋老师参与的一场直播里，她曾这样说：“作为一名知识产权法官，干了这么多年之后，如果还没有一点心得的话，是十分辜负自己的。”

——以最高的标准律己，以最大的善意待人，是梨子在与宋老师的交流过程中最为强烈的感受。

宋健与到访江苏高院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实践团

最后，宋健说道：“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面临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甚至是高考生，需要做的就是储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未来持续学习能力，以便随时准备好去应对时代所赋予的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