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恩』新书速递 | 《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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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星期六

科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没有科举的话，或许中国会完全不同。

—— 包弼徳

就像死亡与缴税，科举无疑是一名立志成为精英的文士在其生活中无法逃避的一关，同样它也成了精英教育和民间文化的一部分。科举代表了（晚期帝制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点，透过它可以看出帝国利益、家族策略、个人愿景和抱负的指向。人们很难通过在其他有效渠道内的攀升来达成自身所希冀获得的社会地位、政治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入仕便成为家族与个人的优先选择。

一旦科举制彻底确立，这种文官选拔侨系就实现方前现代世界中前所未有的全帝国疆域内的教育标准化，同时也使得各地方人民都更为重视本地教育。此外，教育的风气还延展至医学、司法、财政政策和军事等诸多领域。

教育、社会与考试

科举造就了一个覆盖帝国全境，甚至能下沉至县一级的学校体系。在欧洲形成学校体系的数世纪之前，中华帝国已在财政上开始支持一套上至国子监、下至县学的学校体系。尽管最初非常成功，但官学最终还是成了科举制的附庸，并徒有学校之名。因为经学科目的常规化，人们在私塾、义学等场所也能得到相同的考试技能，这使得学校中很难有实际的教学活动存在。官学成为考生们复习备考的中转站，即应付科举的“培训中心”。

无论是白话、官话的学习，还是经学、文章的训练，都是私人而非学校的事，因此中国官学从来不是以实现大众教育为目标。经学教育被设计成了朝廷想要延揽人才、考生希冀晋身的“成功之阶”，因此也成为考生及其家族具备在国家、地方事务中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声望的必要条件。帝国的统治者们将基于儒家经典的精英教育视作政府的核心工作，而中国的精英们也认为经学教育是正确衡量他们道德、社会价值的手段。无论皇权还是士人都相信，那些古老的智慧经过适当的普及和灌输，可以使人更有担当，并让他们为行使政治权力做好准备。

明帝国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控制下的教育自主权几乎不会成为朝野争论的焦点。统治者和精英们将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等同于通过教育来实现道德教化、政治教化。品性高洁的官员往往呼吁在私人书院中保留相对的教育自主性，因为竞争残酷激烈的科举考试流程扭曲了经学教育的初衷，而前者无疑是对抗这种教育应试化的解毒剂。于是，私人书院经常会成为政治异见的集散地。但向时，私人书院也成为那些热衷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文士们向他人传讲经学的重要场所。相比宋代的500余座书院、元代的400余座书院，明代前后总共有1000—2000座书院。而清代在帝国疆域内，共有4000余座书院。

晚期帝制时期的教育是以士、农、工、商之间的社会区隔（ social distinction）为前提的，四者的社会声望和阶序等级依次递减。不过在明代，商人的子孙首次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然而明代针对社会身份的职业禁令，从所谓“贱民”到道士、和尚，仍旧把很多人排除在科举的大门 之外，遑论明、清 时期对所有女性偏见性的排斥了。

政治再生产

在明代中国，教育被认为是王朝维系公共秩序和政治运转的诸多统治工具中的一种。帝国对于教育和科举的支持，有赖于科举在为朝廷选拔有才能且忠诚的官僚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王朝对于科举体系最为基础的要求就是，将王朝赖以维持自身合法性的政治、社会和道德价值加强和整合进其现存的体制之中，这一最低限度的要求与儒家经学所称颂的那种孔孟圣贤之道、民贵君轻的社会道德价值的修辞之间，实际密不可分。而这种政治合法性其实只不过是这群正在备考科举、武举的考生们不得不去反复记诵的儒学经籍的副产品罢了。

在一个意识形态脉络错综复杂得如乱麻一般的政治环境中，甚至帝王本人也要接受关于帝国合法性的正统理论教育——而授课者正是由科举所选拔出的一批特殊的帝师。但精通文言的精英们人数甚众，且不断涌现，这也意外地催生了另一类文字作品的急剧增长，如古文、诗歌、传奇、小说、医书和学术著作。至明末时期，这些文士或古典，或白话的文字创作被广泛阅读，哺育了中国南方的雕版印刷业。

帝国对一系列文士们所珍视的文化符号都给予了支持，这套文化符号由包括经学、绘画、文学和书法在内的一系列具体内容构成，帝国对此的支持使得王朝可以与其精英步调一致，共同创造和再造出其生存所需的一系列制度条件。科举等级制使得一部分人将他们从商业或军事成功中所获得的财富和权力，转化成供子孙们科举、武举应试的教育资源，从而再生产出了一种基本反映其原有社会地位并可被世人大体接受的社会等级。

注：本文节选自《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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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作者：[美]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

译者：高远致 夏丽丽

页数：960

装帧：精装

定价：158.00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索·恩

内容简介

通过多维度分析，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利用了上千份最新的自1315年到1904年元明清三个朝代的科举考试档案，探索了科举制度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在5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人选都从这些高难度的考试中选拔而出，每隔一年，来自各社会阶层的一两百万人参加考试。

从帝制晚期开始到衰亡，Elman更正了我们之前对这一官员选拔系统如何运作的认知，包括它的政治和文化机构，被现代革新者随意废除的无法预知的后果，以及这一制度的长期历史遗产。他认为1370年到1904年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与650年到1250年唐宋时期的文礼考试是截然不同的。帝制晚期的考试还纳入了“道学”、新儒学、为官之道。精英社会生活、大众文化和宗教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被认为是反映了晚期帝国考试过程的全景图。

作者简介

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A. Elman），198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教授（1986—2001），1999-2001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教授，2002年后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历史系双聘教授（2002-2017，其中在东亚系为1958届胡应湘讲席教授），于2017年荣休。代表作有《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迁》《科学在中国（1550-1900）》以及本书，此外还与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合编了《晚期帝制中国的教育与社会，1600-1900》。

译者简介

高远致，公司职员；译有《<教父>电影全剧本》《音乐的阐释》。

夏丽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候选人；主攻宋、金时期文学，此外其研究方向还兼及东亚艺术史、书籍史；译有《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合订本）。

媒体评价

科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没有科举的话，或许中国会完全不同；而本书正是对这一制度的重量级研究之作。——包弼徳（PeterBol），哈佛大学东亚系Charles H. Carswell讲席教授，代表作《斯文：唐宋思想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艾尔曼的这本书……从文化史的角度，深入而细致地叙述了明清科举史的变迁，科举如何影响了传统中国皇权与精英士绅，科举文化与社会生活怎样形成复杂关系，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文化史意义上的中国。……它可以说是海外学者有关明清中国科举研究领域第三本标志性著作。——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文科资深教授，代表作《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何为中国》

目录

插图目录

表格目录

前 言

鸣 谢

第一章 重新思考晚期帝制科举考试的历史根源

第二章 明初的皇权、文化政治与科举考试

第三章 晚期帝制中国科举考试的制度动态与精英流动

第四章 科场与王朝权力的局限

第五章 文言读写能力与晚期帝制科举的社会维度

第六章 焦虑情绪、科举美梦与备考生活

第七章 科举考试的文化范畴与作为精英写作的八股文

第八章 评卷标准、文士阐释与王朝对知识控制的局限性

第九章 科举考试中的科学、史学与汉学

第十章 19 世纪之前清政府科举科目改革的加速

第十一章 去合法化与去经典化：进退失据的清末科举改革

附录一 科举考试一手文献，1148 — 1904（1042 种记载）

附录二 摩门族谱图书馆馆藏科举考试一手文献

附录三 表

附录四 650 — 1905 年间科举考试科目时间轴

附录五 除地方志外科举考试史料的主要类型

原始、二手文献书目

索 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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