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相對論10月（上）】黃瀚嶢vs.徐振輔／遭遇如何形構世界？
黄瀚峣（左图／黄瀚峣提供）、徐振辅（右图／徐振辅提供）。
令人意外、难以预测、受他者介入影响的瞬间
徐振辅：
几年前出版的小说《驯羊记》里，我曾抛出一个问句：「既然可以透过爬梳文献，了解一切关于雪豹的生理学、生态学、外观细节，以及被人类认识或遗忘的历史，那么对写作者而言，实际遭遇还有什么不可取代的意义？」当时的我没有答案，但不曾碰见雪豹的遗憾，仍产生巨大的情感动力，迫使我几度重返高原，至终写下那本书。
遭遇意味着什么？不妨来想像这个词的使用情境──遭遇突如其来的大雨、遭遇令人发寒的老虎、遭遇久无联系的朋友。它描述的不是寻常事物的例行会面，而是令人意外、难以预测、受他者介入影响的瞬间。就像一列火车在行驶无数次的环形铁轨上，突然被人拉下转辙器，进入一条不知通往何方的陌生岔路。
这种循环时间的断裂往往成为叙事的核心。比如在很多传统部落，人们会围绕火堆，讲述森林、草原、大海上的遭遇，又或者谈论令人期待、心生畏惧、可能发生却尚未发生的潜在遭遇。对城市人而言，遭遇同样在时空汪洋中为记忆定锚。维吉尼亚・吴尔芙在散文〈街头出没：伦敦冒险〉里，描述自己以买铅笔为借口，在伦敦进行的一场冬夜漫游。彼时迎面而来的灯火、店铺、二手诗集、琐碎话语、陌生男女，不断挑动思绪与记忆，意识之流搅起阵阵涟漪。原本分离的诸多时空，在遭遇那一刻重新缠结。
与其他物种遭遇，则是自然观察作为一项当代嗜好的根本特征。我相信每个热衷跑野外的人，都曾在发现特定物种时，体验过一种精神振奋、脊背发麻，乃至如同神灵附体的感受。有时它会形成记忆的铭刻，改变一个人看待事物的方式，甚至对职业生涯选择产生重大影响。英国人文地理学者Jamie Lorimer将这个瞬间过程称为顿悟（epiphany）。
我们都有许多热爱生态的朋友，不惜在野外消磨大把时光，只为求得一次短暂邂逅。有些人后来成为保育人士、生态学家、摄影师、调查员，又或者──像我跟瀚峣这样──成了写作者。我不禁思考，遭遇那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它以何种方式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乃至形成社会现象？
往某些边缘与缝隙游离而去
黄瀚峣：
谈及与其他物种的遭遇，脑中回溯至童年的情境。
或许是一九九◯年代左右，某种社会集体意识的烘托吧。仔细回想，国小的那些十分钟下课，似乎在草丛树丛里抓昆虫、捡蜗牛，翻阅图鉴查找路旁野花的名字，这样的「遭遇」，彼时已被称为「自然观察」的活动──早早就开始成为我刻意聚焦的重点经验。在那个年纪，寻求遭遇的动机单纯，仿佛只想满足某种自我想像，某种狩猎与采集的潜藏欲望，与从儿童百科读来的「博物学家」，这近乎神圣的名词，结合在了一起。或许也因此，有意无意地，我绕过许多来自人间的可能体会，却往某些边缘与缝隙游离而去。那时并不知道，这种人世边角，日后可能开展出辽阔的田野，甚至隐含着什么救赎的可能。
近年因为几个生态专栏的缘故，我确实非常渴求更多的野地经验，某些动植物，哪怕一瞬的目击也好，就那一瞬，像核定了书写的资格。所谓资格，倒不是什么非虚构的坚持，而是见过与没见过，就形成意义上的鸿沟。即便是小说情节的创作，似乎内心就是不愿在这类段落上进行虚构。如果说书写是为了表达某种感受上的真实，那么生态书写的真实，仿佛正就建立在遭遇的描述之上──那么多超乎预期的细节，点亮我的双眼，或者，如果多数细节都在意料之内，遭遇的光芒就会黯淡许多许多。
想起中学时代，我努力记忆了许多图鉴上的名字，像远方故事的型录，一旦在某处遭逢这些生物，那个瞬间，故事就来到眼前，或者，是自己抵达了某种远方。不只生物体本身，包含整个时空脉络，何时何地，何种自我状态，这一切构成了叙事的本体。
有时想起这些年的翻阅、踏查，东拼西凑地建立物我关系，这些瞎子摸象的过程，或许反倒是在一个经验匮乏的年代，逐步逐步建构出一个理想中的自我。遭遇，似乎同时建构了观察对象的认知，以及自我的认同。
几年前，我参与的知本湿地环境运动，后来成为散文作品《没口之河》的那些记忆，或许也是源于某个遭遇的结果──台东的保育团体发现了一对罕见的东方白鹳，在一团尚未被整理的历史废墟中落脚，于是开始联系上土地早年的主人卡大地布部落（又称知本部落），因而有了知本湿地这个名字，成为未来反对光电运动的代号。鸟的降临，足以改变土地的意义，建构社群的认同，就像所有伏笔，突然出现了融贯一切的结论，那确实是种顿悟。
或许，遭遇所建构的，已不只「自我」，而是创生了一个不曾被发展的「他-我」认同。在遭遇之前，我们都还不是后来那个，为了他者而行动的自己。
自然观察往往强调行走
徐振辅：
究竟什么样的遭遇，才能成为瀚峣所描述的创造性事件呢？我这里尝试回归根本，将遭遇概念化为「分离的事物在移动中碰到一块儿」的过程，如此它理应涉及两种相反方向的运动：一个是我前往他者所在之处，一个是他者来到我所在之处。
多数人应该有过一种经验，小时候参观城市动物园，浏览世界各地搜罗来的珍禽异兽──非洲的狮子、中国的熊猫、澳洲的袋鼠、印度的孔雀、南美洲的食蚁兽等等──尽管物种令人惊叹，但围栏中的牠们看来有些慵懒、无聊、意兴阑珊，这让你隐约感到惋惜，觉得这里不是牠们真正的居所。就像约翰・柏格在〈为何观看动物？〉 当中表达的困窘：「人们到动物园跟动物相遇，观察牠们，看见牠们，实际上是对于不可能实现的遭遇的纪念碑。」
于是为了追求「真实的」遭遇，很多人选择前往塞伦盖蒂寻找狮子，前往新几内亚寻找天堂鸟，前往青藏高原寻找雪豹。虽然物种本身没有不同，但动物在那里依照自身纪律行事，对周遭一切保持高度警觉和拒绝的权利。你不得不付出更多时间、体力、金钱，不断调整感官与行为，才有机会（或许遥远又短暂地）见上一面。相应的报酬是，你会得到跟在动物园截然不同的感受。
以剖析现代旅游现象知名的学者 Dean MacCannell 断言：「现代人被判决要去他处──任何地方──寻求本真性，看看能否在他者的简朴、贫穷、贞洁或纯净之中瞥见一些踪影。」如果放在自然观察的脉络下，他处指的正是其他物种，即生物意义上有别于人类的存在。自然观察者盼望非人物种展示独特的生命计划，其魅力不只在于纯粹的物种外观，而是在于那具身体如何与环境产生关联──豹子猎杀岩羊，雪地留下草书般的搏斗痕迹；冰冻的溪流闪亮如钢，秃鹫从空中目睹一切。人们渴望不被刻意编排、没有中介的接触，借此从现代生活的紧密秩序中暂时解脱。当场景切换至动物园，魅力便烟消云散。
正因如此，自然观察往往强调行走，那是一种吻合人类感官速度的移动速度。这种行走不像过马路、爬楼梯、上下班那样，只是把身体从一个地点运输至另一个地点，而是在某处徘徊、耐心等候野性，像一个怀抱愿望的人耐心等候流星。生态爱好者常常用「跑野外」描述这项嗜好，若从路迹上看，那有时像是没有目标的漫游，但事实上，他们始终依循「朝向他者」的方向前进。
如此看来，遭遇必然涉及一块名为「野地」的例外空间，以及一段「行走」的时间过程，且这两者需要相互诠释才能完善──野地启发行走，而行走实现野地。
身边就是野地
黄瀚峣：
野地。我想起上个月，在午夜的林道边，终于看到了野生褐林鸮的事。我们都知道这种大猫头鹰的稀有，也始终以各自方式与其错身而过。我曾在同一地区发现其吐出的食茧，捡到落下羽毛，也曾在附近林间听见好几次暗夜的鸣声，光听到，也是某种遭遇了吧？但真正看到那模糊的身影，在那个精准的时空定位──那根枯枝上，褐林鸮鼓起了白色的喉部，呼呼呼呼鸣叫着，就在前后不到十分钟内，那些描摹不尽的感受，好像才真正触及了这生物整全的存在。从我首度听闻这种鸟类的传说故事至今十几年，这才终于足以成为一次堪可描述的经验──那条林道，若我将为其书写，才终于成为了我看过褐林鸮的地方。
其实我真正第一次「看见」这种猫头鹰，是在动物园的夜行馆──但那毕竟不能算真的看见。在动物园的经验，几乎与网路影片无异，近在咫尺，肯定比野外的观察更清晰，还充满了即时的解说资讯──然而这种遭遇，某种被管制与驯化的视角，在「生态观察」的脉络中，便几无意义。
借用班雅明的词汇，动物园这种设施，能带来什么遭遇的「灵光」吗？我记得吴明益早年常提及一个例子，就是在河口目击一排埃及圣鹮自天边飞过，那很美，但又残酷，因为埃及圣鹮是原生在非洲的入侵物种，那种矛盾性，让他一时失语。埃及圣鹮，就是自动物园逃逸的。就跟几年前被误杀的东非狒狒一样，当牠们离开管制，就像离开国家公园，误闯农舍的黑熊，忽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成为具有重大意涵的一种遭遇──原来此地，仍有他者存在。
我曾在台北近郊遭遇一棵大王椰子。这毫不稀奇，你我自小到大的每个校园里，大概都植有这种椰子。这种雨林植物，随着殖民与贸易的轨迹，被栽种到全世界，从原本林立的树海，被移植到了开阔的道路与广场旁，成为威权的象征。但这几棵椰子树，却出现在那样一处，被各种都更移植的树木所填充而成，高耸而奇异的都市树林，在那被称为「树木银行」的安置区中，这些椰子，仿佛回到了中美洲原生的栖地──它们突然在错位的时空中，展现了某种本真的光晕，某种「灵光」。
这种本真性，忽然让我自小在城市缝隙进行的自然观察，有了另一层意义，原来身边就是野地。都市漫游，重新定义了都市，也重塑了某种当代漫游者的主体。
在城市，我们总有移动的目标，有各式代步的工具；铺天盖地的资讯，也随时定位着行走的意义。然而班雅明曾提及的漫游，在一个更新的名词，「走读」的脉络下，也具有在当代实践的可能，这让手机地图上笔直的道路，开始迂回折曲。某种缓慢而意义开放的行走，让自我身处于遭遇的潜能之中，身处于野地之中──也让某种当代的博物学实践，成为可能。
人类世下的荒野在哪里？
徐振辅：：
瀚峣所构想的当代博物学实践，似乎侧面回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人类世下的荒野在哪里？
大概从二十年前开始，人类世（Anthropocene）一词蔚为潮流，思想家们反复强调，地球上早已不存在纯净的荒野，从冰原到沙漠、深海到山巅，人类力量正形塑着每一寸土地。这对于继承了西方博物学精神、热衷于观察并描述自然的人们而言，毋宁是一种思想与行动上的双重桎梏──当自然现象无法跟社会现象清晰划分，所有看似自由飞行的鸟儿，某种意义上都被拘禁在更大的笼子里。
英国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曾写过一本探寻野地之书，名为《野性之境》。内容描述他作为一名迷恋自然的写作者，面对「野地已死」的新时代教条，决定踏上寻找真正荒野的旅程。行走过程中，他确实意识到，无论抵达多么荒凉无匹之地，野地从未自外于人类历史。但麦克法伦不认为那是荒野的终结，反倒借由调整观看对象，察觉文明空间中无所不在的野性。他转向另一种诠释方式，如此写道：「荒野与人类世界交织，而非畸零角落支离破碎的存在，如国家公园或遥远的半岛与山峰。」
对我来说，用「野性」的概念取代自然，不失为一个哲学上的解方。野性描述的是一种互动关系，一种不同行动逻辑之间的摩擦，也是其他物种对于人类秩序的挑衅。在这层意义上，野地没有死去，只是如菌丝般渗透人类的空间计划，带来难以驯服的破坏性与创造性。我们不必再坚持以远离文明的方式逼近野地，只要开启新的观看角度，关注人与非人的交会，自然书写者就拥有无穷的田野。这也是麦克法伦所说的：「夏天到来，一种视野的解冻。」
承认自然与社会的混杂性，保持观察者的位置，对我来说，就能使博物学这个看似过时的知识传统，在人类世底下重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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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辅
台湾大学地理所硕士，现为自由写作者。创作形式包含小说、散文、报导，近期专注于鸟类、兰花、萤火虫等主题。已出版小说《驯羊记》，售出多国版权，获台北文学年金、台湾文学金典奖、蓓蕾奖等。
●黄瀚峣
台大森林所硕士，现从事生态书写、生态插画与环境教育。著作包含儿童绘本《围篱上的小黑点》、科普书写《雾林蛾书》与散文创作《没口之河》等。其他图文作品亦可见于《地味手帖》杂志书，以及《追火山》、《横断台湾》、《通往世界的植物》、《绘自然：博物画里的台湾》等书。著作《没口之河》荣获台湾文学金典奖、Openbook好书奖、梁实秋散文大师奖与台积电旭日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