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相對論10月（下）】黃瀚嶢×徐振輔／遭遇如何形構世界？（下）

黄瀚峣。（图／黄瀚峣提供）

森林是生物多样性的集成

黄瀚峣：

我毕业自森林系。这科系的各类课程设计，主要出发点都是林业的经营。林业，在某个意义上类似农作，植树造林，并收获木材。然而，森林却又不只是成排树木的集合，作为生态系统，森林明显负担了水土保持、气候调节与维持多样生物栖地的角色──甚而，森林就是生物多样性的集成，其存续的本身，就是目的。这使得讨论森林治理时，在收获之外，更多的是生态系统的多目标经营。

即便以最功利的方式，来计算生态系统的价值，林学中很早就标举出「美学」这个项目，如今往往涵纳于「森林游乐（forest recreation）」这个领域之中。或许调查问卷会写着，你愿意花多少钱买门票，来体验一片森林？

先前我们都提及，那些与其他物种的遭遇，那种令人颤栗惊叹的顿悟时刻，被那些陌生但充满活力的「野性」所震慑的当下。这样的叙述句，像是久居笼中的鸟，忽然意识到在体制框架之外，还有其他可能──与其称之为「自然」，倒不如说，是在你我的文化视阈之外，那些他者，展现着多元的「野性」。在中文语境下，野化，在野，确实均为脱离某种框架后，众声喧哗的地景。要是问起门票的价格，我确实愿意奉上大量的金钱去换取，这样具备「野性」的美感体验。

在森林游乐的知识中，如林木的排列层次，步道与解说系统的设计，游客移动的频率与行为，都可当作某种知识来论述，或者以更文学的角度来认知──其中隐含着某种叙事美学。然而，我不禁这样想，如果野性是可以规画设计的，可被叙事包纳的，那野性还是野性吗？

当野地的遭遇，确实衍生出了经济潜力，甚而促成社群认同与政治动能，有无可能，当前我们所见的环境，所有的遭遇，早已于某种潜在的美学意图中，被形塑与规整，成为如今的样貌？这当中，又还有多少野性，多少他者的存在？我们的观看与书写，又该如何对抗，磨合，抑或被卷入，纠缠，共振出可能的新语境呢？

徐振辅。（图／本报资料照片）

得到一双窥探萤火虫的眼睛

徐振辅：

关于遭遇的美学经验及其形构世界的机制，我首先想到自己问过一位热情满溢的赏鸟者，看鸟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她想了想告诉我：「我享受赏鸟的感觉，是透过望远镜，感觉自己加入了牠们，在一起觅食或做点什么。」

这个说法提供了思考的方向。我们都很习惯借由文献资料，获取关于特定物种的资讯，但往往只有近身接触才能创造强烈的「在场感」──你意识到自己正闯入陌生的场景，活跃的生态关系在身旁涌动，就像在跨国旅行中至当地人家作客，进入对方生活那一刻，突然察觉彼此的生活习惯无法相容。于是我们保持专注、紧张、兴奋与不安，重新揣摩一个无法为所欲为、无法沿用过去经验预测未来的世界。

跟物种的相遇，会让我们得到一双不同的眼睛，这可不是什么文学隐喻。有段时间我经常跑野外观察萤火虫──台湾山林其实到处都有萤火虫，只是不易被人察觉，因为多数人并不习惯凝视黑暗。如果愿意走入夜晚的森林，静静敞开双眼，你一定会惊讶地发现，世上能发光的事物远比想像中更多，但前提是要调整自己的眼睛。人类的感光细胞分成视锥细胞与视杆细胞，前者提供色彩辨识及清晰度，后者善于捕捉微光。一旦进入昏暗环境，我们瞳孔会迅速放大，接着切换成以视杆细胞为主的感光机制。这一刻，你来到萤火虫的世界，一个被银色月光勾勒出轮廓的世界，色彩淡去，火光浮现。

所谓得到一双不同的眼睛，当然有抽象层次的涵义。有时我承接一些萤火虫导览活动，会从旁观察人与物种的遭遇。当火光浮现那一刻，民众总无法自拔地揣摩萤火虫的心情、目的、欲求、困境（尽管不见得准确）。当得知发光是为了繁衍后代，民众会战战兢兢，深怕冒犯了这个神圣时刻；当天空下起大雨，民众会为脆弱的虫子心生忧虑；当我表示萤火虫幼虫以田螺为食，他们便像是接收到伦理暗示，认为世界应当保留一块干净的水田。

得到一双窥探萤火虫的眼睛，将使你跟萤火虫的世界发生缠结，让你对杀虫剂畏惧，对人工光源不安，深信清澈的河流是世上最珍贵的礼物，如若消亡便发出痛苦的哀号。当一个人在遭遇中转化成萤火虫的代言者，再回头对社会指指点点时，这一切就有了深刻的政治意义。

以遭遇作为环境政治的分析工具，我们会发现，自然书写有一种最典型的操作策略，就是透过「再现遭遇」为读者安排一条逼近他者的路径，从而重置世界的价值。但我认为这是一把双刃剑，能刺穿敌人胸膛，也能割伤自己的手。创作者必须保持政治上的敏锐，意识到这个建构过程纳入了什么、排除了什么、基于什么理由，又隐含什么风险。

我的书写，是湿地的一部分

黄瀚峣：

近年我频繁地执行一种活动，就是在某地划定一条路线，进行走读解说与植物采集，最后以简单的拓印，做成一批类似植物版画的单色作品。但这个活动的要义在于，我们要为每一张图中植物，写一段话，而这段话，需要经过对于环境历史的聆听。

最近一次的走读，办在花莲的美仑溪畔。那一带曾是空军基地，后来变成旅游景点，地方政府如今在道路旁种了许多会结出果实的行道树，因为该区域近年出现了濒危的台湾狐蝠，而狐蝠会受到果实的召唤。当年覆盖军事设施的植物，当代景观营造的植物，以及未来召唤稀有蝙蝠的植物──植物总能映照那些不同时空中，人类的集体意图，而这些断裂的意图，又彼此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植被消长，如意念消长。快照掠影般的拓印，是否也正回应了一段段环境历史？植物不言，但我们为植物写的一段话，却能交织在一起，形成某种跨时空的互文，就算没有讨论的意图，也形成了一种叙事。

众声喧哗的叙事，我想到自己所熟悉的另一场景，我在《没口之河》书中，描绘的台东知本湿地，那些泥沙滩上的痕迹，鸟的，狗的，人的，车的，国家的，河流的，海的。那也是一片叙事的平台，错综的痕迹交织成一个当代生态政治的隐喻──所有杂乱的话语，总有某种编排，让这叙事产生力量，而不同编排序列，指向了不同的政治图景。

我参与并书写《没口之河》一书时，逐渐浮现在脑中的那些章节概念，似乎又非我的独创设计，反倒是众多讯息彼此辩论，凝聚，自动铺排，而我只是顺势写下。我的文字脑区是一个平台，接通的却是纷杂的，万物的议论。那么，思考的主体，书写的主体会是谁呢？好像整个多物交织的网络，才是真正自我辨证的发言者，那个网络超出了台东知本的范围，弥漫到网路上，各类传媒中，远方的议事桌前，部落灵媒的仪式之内，还有那些泥地水泽的痕迹之间。湿地记忆，思辨，发言，而我的书写，是湿地的一部分，被其带动。

当我看见多样的植物，听见纷杂的鸟鸣，因而感到心安，或许正因内心知道，某个属于土地的议事平台，还正持续运转，而只要我还对其充满情感，就有聆听的机会，就有被带动的潜能。

写作是一股允许缓慢的运动

徐振辅：

也许我们可以透过遭遇这个主题，重新检视情感的位置。我一直认为，在自然保育的社会倡议及政策领域，情感往往是价值的核心，但在强调科学理性的主流论述面前，浪漫成了贬义词。情感被压抑、被搽脂抹粉、被扭扭捏捏地摆在次要位置，不容僭越。

以前保育人士谈论人跟物种的情感，常常将它当成运动工具，其中最典型的一类就是旗舰物种（flagship species），它指的是人们为了推动特定议题，策略性选出的象征物种。这些物种充满魅力，能发挥凝聚社会关怀和资金挹注的效果。举个例子，在绿色和平等组织的大力行销下，北极熊已和全球暖化密不可分。许多人夏天手握遥控器，犹豫是否开冷气时，心中所思不是人类生存困境或抽象的生态危机，而是北极熊站在浮冰上的样子──即使多数人一生中根本碰不到牠们，但透过影像为媒介，我们仍替北极熊心焦。

很多时候，情感会成为脱缰野马，拽着理性向前跑。以萤火虫为例，台湾社会大概从一九九◯年代兴起一波萤火虫保育风潮，那时从社区组织到政府单位，从郊山林野到城市公园，纷纷设立各种形式的萤火虫保护区及复育区。在早期论述中，情感本身就是充足理由，「找回童年记忆」成为流行口号。后来随着生态保育论述取得主流地位，越发强调萤火虫跟环境健康之间的关联性。但仔细检视会发现，绝大部分复育计划并没有所宣称的效果，生物多样性只是包装情感的笼统修辞。

我们不得不承认，人跟其他物种会建立什么关系，不只是根据经济、安全、卫生等理性逻辑，很多时候是情感推动一切。麻烦的是，情感难以捉摸、难以计量、难以维持稳定形式，一旦脱离身体，就会像掉落的羽毛那样渐渐褪色。被一些人视若珍宝之物，往往被另一些人弃如草芥。正因如此，情感成为写作者笔下的千面女郎，很容易为了契合特定目标改头换面。若要走一条简单的道路，我们当然可以将理性与情感拉上同一阵线，假装它们是一对如胶似漆的伴侣。但事实远非如此，两者经常发生尖锐矛盾，这是许多自然写作者内心无法摆脱的幽灵。

要怎么找到一个理想的立足点呢？我想写作者可以保持反省之姿，对称看待不同的关系形式。一种方法是将镜头转向自己，对于所处的批判位置有所警觉。当谈论自然时，谈论的不再是「原本就在那里」的客观存在，而是被活生生的肉体所看见、听见、感受、思考的对象，并注意各种价值如何在关系中浮现。若就一个倡议者而言，这种态度或许有些温吞，但我相信写作是一股允许缓慢的运动，不必高呼理性教条，不必退守个人情感，而是保持谦卑的浪漫进行美学的政治斗争。

我总觉得，当代自然书写是一种危机文学──正如保育生物学被称为危机学科那样──无论创作者有意无意，总要面对眼下岌岌可危的世界。有点惋惜的是，不少人倾向将文学视为某种生活感想的抒发、某种无关宏旨的风花雪月，好像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只能攀附在科学骨架上当一串圣诞灯饰。我偶尔会提醒自己，从欧美或台湾文学史来看，许多自然书写作品在所处社会中都具有活跃的反叛力量。而我们这个世代的创作者，也没有理由放弃介入世界的可能性。

叙事作为生态的介入

黄瀚峣：

叙事作为生态的介入，我想起自己最近正在参与的一个行动。

那又是一次走读，走的是清大与交大校园，仍是植物拓印。但这次的整体企画有一个核心，即是日本海军的第六燃料厂，战后遗留在新竹东区的那根大烟囱。更准确地说，其实是二十多年前所发现的，烟囱中群聚繁殖的霜毛蝠。

日治时期，新竹发展军工业的区位因子，正是水量丰沛的头前溪；至今，河流又成为新竹科学园区的命脉。但解构这种国家叙事的，反而是战后的眷村文化，毗邻科学园区的两所大学，回过头来投入在地知识与美学的深化。当邻近区域的植物开始郁闭，栖息足够的昆虫，而居民开始重视生活品质与在地历史──霜毛蝠，这种稀有神秘的小动物，竟成为最后的某种总结──牠们同时是生态指标，魅力的旗舰，同时又是地方生态叙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象征。整个头前溪流域，似乎都必须聆听这些蝙蝠，在暗夜中无形的超声波──会不会，在集体潜意识中，霜毛蝠接通的是某种共生的渴望，并隐隐对抗着一种过度开发的内在恐惧？

我想振辅选择研究的萤火虫，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题材。你常说，在学理上，常见的萤火虫种类多半不是什么纯净荒野的指标。但用更高标准的细致品味来看，那些现代化过程中残存的产业道路，槟榔园或茶园，都市近郊仅存的稻田，种种遗迹般的存在，被暗夜中的不同萤火照亮，照出一条条可能的发展道路，那里有荒地、湿地、浅山的价值，有集体记忆中，那模模糊糊的野地记忆，被不同的萤火虫给具体化，精致化了──又或者，是透过你的转译，让叙事精致化了。对于那些面朝先进国家的发展想像，面朝古老荒野的复育想像，这新的声音，既是双重的反叛，又是双重的调和。无论蝙蝠还是萤火虫，这些与体制关系暧昧，幽微地竞争又合作的他者们，这些野性，发出微小的声光，使喧哗的叙事动能找到出口，着陆在地。

我认为所谓生态书写，应该不断探索这些遭遇他者，并与之共振的可能，进而成为叙事与行动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