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东权跨世纪人生──半趴在榻榻米下生死一线间（四）

1947年2月28日中午12时，台北火车站前面正集结准备前往行政长官公署请愿的群众（大树的上方），另外还有一些四处紧急通告与旁观的民众。（取自维基）

等我们在公共浴室洗完澡出来，经过天马茶房前时，看到一大群人仍然围在原地叫嚣，有东西被放火燃烧，有一辆救火车「当当当」地敲着钟声驶来，被群众挡在人墙外面，不准灌救，车上的消防员硬是要群众闪让，惹恼了群众，有几个年轻人跳上救火车，另一批人开始把救火车团团围住，蓦然，有人点燃了油箱，整辆救火车燃烧了起来，群众已失去自制的能力，大感兴奋，狂呼拍掌，我一看苗头不对，拉了同事，赶紧离开现场，奔回高义阁。

都在打外省来的人

第二天二月二十八日，我们照常乘交通车上班，昨晚的事已经淡忘，我的办公室是在招商局二楼，窗口正对着台北火车站的东边出口处，中午过后，忽然看到那里聚集了很多群众，再加上到站火车上出站的旅客，显得人数更多，我隔着大玻璃窗看热闹，想起昨晚群众火烧救火车的事，心里毛毛的，好像有甚么大事即将发生，正嘀咕间，蓦然看见对面火车站出口处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逃跑，一群人在后面追，好几个已经被打躺在地下，手提的物件也被群众抢走，还有人朝躺在地下的人踹上几脚，我大感讶异，叫同事一起到窗口观看。

文书股一位叫刘春富的打字小姐从楼下上来，一脸惊慌地说：

「在打人啦！」

「为甚么？打甚么人？」

「我也不晓得，都在打外省来的人。」

果然，每一班到站的火车乘客出站时，围在出口处的群众就寻找外省人猛揍，打得头破血流，倒地不动为止。因为当年从大陆来台的同胞不会闽南语，而且多着中山装、梳飞机头，一眼就看得出来，再一开口，讲的是国语，旁边的人喊一声「打死他」！于是数十人立刻揪住他，莫名其妙地被打倒在地。

下午，火车站前人群汹涌，似乎是在专打出站的外省人为乐，我们已无心办公，围在窗口眺望，忽然街上有一群人指着我们，做出凶狠的手势，吓得我们赶快拉下百叶窗，不敢再张望，这时，主任秘书下令；提前下班！我立即收拾好公文，跟着同事下楼乘交通车回到高义阁旅社。

高义阁的老板娘对我很好，她大约四十来岁，胖胖的福态，两个女儿约莫十六七岁，也胖胖的，我是二楼宿舍中年纪最小的，同事们几乎都是福州人，大家都叫我「伊弟」，老板娘母女也学大家那样叫我，这天晚餐后，老板娘把我叫到楼下她们一家所住的房间里，神秘兮兮地告诉我：

「伊弟！明天不要出去，外面很多流氓会打你。」

「为甚么？」

「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不要出去就是了。」

我点点头。第三天，是三月一日星期六，本来就不上班，同事们在宿舍里惶惶不安，不知道市面到底发生了甚么事，从二楼窗口望出去，圆环周围照样人来人往，中午时分，忽然听到楼下大门口人声鼎沸，嘈杂得很，我和同事们躲在房间里，忐忑不安，还好，没有多久，恢复平静，我悄悄地下楼探听究竟，老板娘一脸惶惑地招手叫我到她房里，喘着气说：

「这批人不讲理，要冲上二楼打人，我们好不容易才挡住他们。」

旅社老板是救命恩人

话刚讲完，只见她的大女儿拉开纸门惊惶地说：

「他们又来了！爸挡不住他们啦！」

大门口果然一阵嘈杂，老板娘对女儿使了一个眼色，冲出房门。

大女儿在她房间内用力掀起一张榻榻米，用手势叫我躲进底下，我还没有看清那底下的状况，她就把榻榻米重新盖上。

高义阁旅社是日式木造二层楼的建筑，在榻榻米下面，大约只有两三尺高，我半趴在榻榻米下，一股潮湿的霉气夹杂着异味摸鼻而来，惊惶未定中，听到很多脚步冲上二楼，接着是咒骂声和打击声，楼板上砰砰地响，混合著哭嚷的叫声，喧腾了好一阵子，声音才逐渐消失，我才发现有两只蟑螂爬到我的身上，昏暗中还看到榻榻米底下几只大老鼠瞪着发亮的眼睛在监视着我。再一看同事唐芬廉也在那躲着，我们同「并」相怜。

那榻榻米下恶劣的空气几乎把我薰昏，半趴着的身躯已经腰酸背痛，但是我脑子里却在想念着故乡的母亲，要是我被流氓打死，母亲还不晓得我是怎么死的，一定还在日以继夜地盼望着她的儿子，因为我答应她很快就会回家。

榻榻米底下的光线越来越暗，蟑螂、蚊子、老鼠和不知名的虫虫越来越猖獗，我难道整夜都要趴在榻榻米底下喂蚊子吗？

正焦急间，榻榻米被掀了起来，老板娘的大女儿探头下来：

「伊弟，你可以出来了。」

我爬上榻榻米，恍如隔世。

回到二楼，犹如日机轰炸之后的惨状，每一间宿舍都被打劫一空，我的衣服、皮箱、被毯以及同事们的衣物都被抢走，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火燃烧；同事当中，个个都挨揍得鼻青脸肿，躺在榻榻米上呻吟，人事室江先生右腿骨折断、二科林青先生一身是血、陈先生最惨，被打得昏迷不醒，老板指挥服务生正在施救，我整个人瘫坐在榻榻米上。

「幸好你躲起来了。」老板娘低声地安慰我：「他们不会再来了。」

「谢谢老板娘！」我站起来向她鞠个躬：「你救了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