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政改革／一切都是三振法案惹的祸吗？
高雄大寮监狱发生台湾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监狱劫持人质事件，并以受刑人饮弹自尽血腥落幕。而从挟持者对外声明，提到司法、处遇与减刑不公等等，或为犯罪者的矫饰之词，但其中提到三振法案的问题，却不得不让人思考，重刑政策所带来的效果，到底是在减少犯罪，还是增加社会成本？
于2005年刑法修正时，为了解决监狱拥挤及为废除死刑做准备的双重考量下，即采取所谓「轻罪转向、重罪重罚」的宽严并进之两极化政策。尤其在我国受刑人口中，被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者竟有超过四成的比例，如此的轻刑，实不适于机构化处遇，却是造成监狱超收严重的主因。则于修法之后，面对犯轻罪者，检察官、法官就可以缓起诉、缓刑、易科罚金、易服社会劳动等为转向处遇，致让监狱资源集中于最难矫治的重刑犯与累犯之教化工作。如此的两极化政策，能同时解决监狱拥挤与再社会化的问题，看似为两全其美之计，只是法律的现实面，往往与应然面有很大的落差。
由于检察官为缓起诉，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1第1项，必须是法定刑三年以下之犯罪，法官判以缓刑，依据刑法第74条第1项，也须是宣告刑在二年以下者，而皆有一定的案件限制。同时，欲为此等处分或判决，也以被告认罪为前提，还得再考量公共利益、再犯可能性，以及缓起诉或缓刑期间该如何管束，甚至是舆论压力等等。凡此复杂因素，致使得对轻罪的转向处遇，并无如预期般被大量运用，监狱拥挤的状况自也未因此抒解。
更值关注的是，针对重罪重罚的处遇，却已完全浮现其弊端。因在修法当时，为贯彻一罪一罚的重刑政策，不仅删除牵连犯、连续犯与常业犯，数罪并罚的有期徒刑上限，亦从二十年提高到三十年。同时，无期徒刑的假释门槛，也从十五年大幅提升至二十五年，甚且若犯最轻本刑五年以上之累犯，于出狱后，在五年内再犯五年以上重罪者，亦参酌美国三振法案的精神，否定其假释之权利，致会出现比判无期徒刑者关更久的状况。如此的处遇方式，或能解释为，既然教化已穷，就只能为拘禁与隔离以免危害社会。但问题是，在出狱可能无望下，不仅带来监狱管理的极大压力，更得面临这些重刑犯或累犯，必须长期待在监狱，甚至老死狱中的棘手问题，致使已经千疮百孔的机构化处遇机制，更为雪上加霜。
严刑峻法，或能产生一时的吓阻效果，但绝非解决犯罪问题的良方，就如德国刑事政策大师李斯特所言：「只有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