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照權」 防長照悲歌

媒体报导近五年老人保护通报件数逐年增加，去年接获逾二万二千笔老人保护案件，平均每天至少有六十一名长者被通报遭家暴，几乎都是家内受虐，有超过一半的施暴者是其子女、孙子女。显然，家人、亲属的照顾负荷，已成为事实；至于周末、夜间或年节等特定时段的照顾压力，更成为老人受虐加恶的催化因子。

如此，要如何从老人受暴的预防性介入、归因事由及后续的停损设置，找出整合性服务的因应对策，需有回归于「照顾社会」、「照顾难民」及其「照顾人权」的基本思考，这是因为：

显露于老人生理、心理或财物等不当对待，背后纠结的乃是从没有正确照顾知能的「被动疏忽」，到一身疲惫无语问苍天的「主动疏忽」；从家家都有一本难念之经的「情绪拉扯」，到当下冲突的「情绪对决」；以及从中长期开销支出的「经济安全」，到不知所措的「身心安全」。如何找出对应的策进作为非常重要，否则，最终将是照顾杀人的悲剧。

受照者与家照者的「照权」内涵，也有与时俱变的必要，而非仅是停留在「老人福利法」的残补福利措施。毕竟，对于虐老、照顾杀人的考察，不能只局限于意愿、能力等私领域，而是要针对恤老、养老与终老等结构性限制问题，以思谋国家机器要如何有效协助，否则，显现出来的还是天边孝子、孝道外包、久病无孝子，也让长照悲歌成为预期后果。

其次，因杀人罪有较高的法定刑责，使大部分家照加害人难以达到缓刑门槛，出现平均宣告刑为四年十月之久的二次戕害。对此，实有必要跳脱罪刑法定主义的司法惩处框架，思索「法─社会」的程序正义以及「社会─法」的实质正义的衡平，从而凸显捍卫「照权」的应有作为。毕竟，有超过三成的照顾家庭系处于经济困境状态，但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个案寻求过外部资源支援；此外，有超过四成的受照者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也有七成以上的家照者身心状态不佳，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家照者被告都有长达十年以上的照顾负荷。如此一来，走上绝路的杀人手段，岂是解脱一词可以了得。

总之，重点不全然只聚焦长者的个别差异或子女辈的家庭因素，而是要严肃看待家庭组成、结构、形式的支持量能与能量，已随社会潮流的价值观念改变，进而出现家庭内涵变迁，这也让「照权」成为新政府上路后，需正视的公共事务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