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晴光等人走后，又来了好多人，其中有杜若在患难中认识的朋友梁英，有要好的同学，也有运动中结识的同派上的人。当年县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于之春、张科学等人也来了。这些人虽然没有被逮捕，但是都在“一打三反”中挨了整。他们一个个很不服气，说“一打三反”是错误的，是整了革命派，整了群众，表示还要东山再起。
方云汉一阵阵被激得烦躁不安。杜若在一旁不时地插上一句反对的话，弄得他们很尴尬。
郑子兰和文海波也来了。他们见家里人太多，说了几句祝贺方云汉出狱的话便告辞回去了。
接连几天，家里都是宾客盈门。他们好不容易抽出点空儿到奶奶的墓地烧了纸钱，然后到将军山杜骥的坟上酹酒祭奠了一番，回来时又到凤河南岸的乱坟场去进行了哀悼，那里埋葬着郁宁、柏永芳和陈琼的尸骨。虽然这些荒坟上已经生出些芳草，开出各种颜色的花儿，而且偶有白色的蝴蝶绕着坟头翩跹起舞，但是云汉和杜若总有一种凄凉的感觉。这些逝去的生命，其音容笑貌宛然在目，然而他们的尸骨却正在地下腐烂！
当然，他们也庆幸自己虽然受尽磨难，但毕竟还是活过来了。杜若再一次劝说丈夫要乐天安命，千万不要再一次做牺牲品。
此后，他俩又到凤山中学看望了他们的老师吕斯坦、单硕、宋仁初、鲍加登等人。单硕的肝病有所好转，但是脸色蜡黄，十分消瘦。宋仁初不住地咳嗽，满口脏话，不住地骂着那些整人的人。郁文孝仍然像祥林嫂一样，唠叨着女儿惨死的事情。鲍加登还是那副不修边幅的样子。他的经历跟那些挨整的老师不大一样。自从运动初期他被打成黑帮关进监护室以后，一直披头散发，黑更半夜大喊大叫，说自己是特务分子，原名不叫鲍加登，叫甄远望，要求把他车裂，五马分尸。后来造反派红卫兵跟保守派辩论起来，监护室没人管了，他也就自然解放了。他更加放肆地在校园里胡说八道，见了胡言森和赵一志就骂骂咧咧，骂他们是瘸腿驴。胡言森拿他也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当个自由人算了。清理阶级队伍中，鲍加登受到方云汉一伙的保护，没有太大的亏。‘一打三反’中，胡言森又借机整治他，谁知他忽然失踪了。他们觉得他无非是个废人了，也就没有再理会这件事，而是集中力量整那些更加隐蔽的敌人。这样，鲍加登脱过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
见到他，方云汉夙志复萌，说自己虽然遭受了这么大的灾难，但还是不甘平庸。鲍老师劝他暂时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那么多著名作家都被打成牛鬼蛇神，死的死，亡的亡，谁还敢当作家？现在主要的是解决饭碗问题。
方云汉和杜若觉得鲍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此后不久，他俩去了昌乐一趟，看望了女儿和其它亲人。他们想把女儿带回来，杜若的母亲不愿意让孩子住那间没有院墙的小黑屋子，说等有了宅子再让孩子回家。杜若和云汉觉得有道理，决定让孩子暂时住在姥姥家，等盖起新房子再说。回来后，他们积极筹划下一步的生活安排问题。
方云汉不是那种爱财的人，相反倒有些轻财好施的侠客精神。但是喜欢阅读马列的他，非常明白金钱的作用。自幼他尝尽了贫穷饥饿的滋味。他饿着肚子参加文化大整顿，饿着肚子呼喊革命的口号。那时他也曾经这样想过，像这样的革命，简直还不如过去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呢，那样虽然随时都有牺牲生命的可能，但却不至于经常挨饿。文化大整顿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上面号召闹革命，却没人问你能不能吃饱饭，千百万穷学生就像喝了咒符一样，空着肚子，却精神百倍地往前冲。
现在他明白了，囊中空空，在社会上是谁也看不起的。
如果说，结婚后的三年半，因为他被投入监狱而无能为力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获得自由，就应该努力显示一下大丈夫男子汉的气概，想办法改变家庭的拮据状况。这是他的义务。
想到这里，方云汉真的有些踌躇满志了。
但是在沙漠上建不成高楼大厦。眼前这间狭窄的黑屋子，寒碜得可怕的用具，里面空空的盆罐……叫任何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看了也会摇头叹气，丧失信心。
他只能跟杜若一起吃那重复多次的瓜干，吃那没有几个油星的菜。这种生活比监狱里好不了多少。虽然好友郑子兰和文海波也曾经来周济过他们，石小花和四婶有时送些吃的来，但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他们也时时在跟贫穷作斗争啊。
于是，方云汉给妻子购买缝纫机的欲望更加强烈了，因为那好像是全家的聚宝盆。
但是，这种聚宝盆再好，也只是存在于自己的脑子里，没有成为实际的东西。
他对妻子的许诺难以实现，但杜若并没有埋怨，她知道他的难处。
从苦难中过来的人，往往不存在任何侥幸心理，没有过多的奢望，他们只求平安无事地生存下去。况且，这是一个不可琢磨的时代，即使判决书上明确写了“无罪释放”几个字，方云汉也还不相信本应伴随而来的冤狱费的发放会变成现实。但是正如所有的穷人一样，他对过上幸福的生活不是没有幻想的。于是，在家里期待了几个月没有动静，方云汉便想到县里打听有关他的冤狱费的问题。
杜若是个过于要面子的人，多年痛
苦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改掉她的父母对她的影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古训使她牢记心怀。
“你去哪儿？”她问云汉。
方云汉没有隐瞒妻子。
“不去。这个钱你要来我也不花；这是你受罪的钱，看着难受。”杜若坚决地劝阻丈夫。
方云汉犹豫了。“杜若不叫我去也有道理。这样张口要冤狱费，把自己的人格都丢掉了。人家会说，这家伙革命的目的就是不纯，就是为了发财，你看他蹲了几年监狱也要钱！”他想，一面想象着人们在议论他时的情态，便改变了去县城的计划。
然而缝纫机用什么买呢？不买，又靠什么来挣钱改变家庭生活的拮据状况呢？他茫然了。
正在这时，去县城开会的村支书石青捎回一个口信来，说县法院叫云汉去一趟。
方云汉犯了嘀咕；“难道又有什么新情况吗？”
因为这是个特殊的动荡年代：早晨你还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革命派，下午便有可能变成阶下囚。“但是，总不能刚刚宣布无罪释放，又要追究我的刑事责任吧？”他极力克制自己不往坏处揣测。
杜若也心生疑忌。自从文化大整顿爆发以来，特别是这几年的痛苦经历，使她凡事都往坏处想。因为父亲死于监狱，所以打那以后她老是担心丈夫也会那样。尽管现在是落实政策时期，但是她还是信不过当权者，因为有权的人可以呼风唤雨，倒转乾坤，随时都可以往暂时平静的湖水中投上一块巨大的石头，让它涌起滔天巨浪。
“我随你去。”杜若肃然地说。
“不用，杜若，不会再有什么事的。你不要去。”方云汉坚定地说，“既然已经明确宣布了无罪释放，他们还会对我怎么样？”
杜若迟疑了一会儿，说：“我跟你一块儿去。万一……”
方云汉说服不了执拗的妻子，终于答应了她的要求，二人便去了县法院。
法院院长纪雪松接见了他俩，这使他们一下子放下心来。
纪雪松还是那种满面红光的样子。他用洪亮的嗓门说：“小杜和小方来了，你知道叫你们来做什么吗？”
方云汉摇一摇头。
纪雪松是个不会绕圈子的人，便直接告诉他俩：冤狱费解决了。
杜若好像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有些无动于衷的样子，但是内心里却为丈夫的平安感到高兴。
方云汉是个容易激动的人，想到她对妻子的许诺将变成现实，便不由自主地颤抖起双手。他微微歪头看了一下杜若，见她那毫不动心的样子，便也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我是个从来都不爱财的人呀，今天为什么变得这么没有出息了呢？”他在心里默默地责备自己说。纪雪松将一叠人民币递给他的时候，他也弄出个不为所动的样子。
但是方云汉毕竟不是超尘之人，拔俗之士，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喜悦心情。跟他的妻子一起出了法院之后，便不由自主地将那一叠人民币数了一遍，嘿，足足有一千元整！方云汉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虽然报纸广播都说贫下中农翻身得解放，但是方云汉却自幼没有见过几个钱，所以今天喜出望外，因为他可以用这些钱买一台缝纫机，买一辆自行车，再买点家具，还可以……想着想着，不觉飘飘然起来。
“给你。”方云汉很慷慨地对妻子说。
“我不要，这钱我不眼馋，这是你拿命换的。”杜若毫不动心。
“命换的也是钱，金钱没有臭味嘛。”云汉开玩笑道。
但杜若还是没有接。无奈方云汉只好揣进自己那件旧国防服的上衣袋里。
他们从法院门口往南走去，不久便来到县城的中心大街。阳光斜照在大路两旁的法桐上，叶子闪闪发光。初秋的晨风使人感到凉爽而惬意。
路上上班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一些人偷偷地往他们这边看，轻声议论着什么，脸上带着一种不可琢磨的笑容。也有的很客气地跟他俩打招呼。
“我们到哪里去？”杜若问云汉道。
“你就别问了，跟我走就是。”方云汉兴冲冲地说，一面挽起妻子的胳膊。
杜若抽回胳膊说：“干什么？在大街上！”
“在大街上又怎样？我就是叫他们看看，我们是一对拆不散的鸟儿，今天这对鸟儿又飞到一起了。”云汉提高声音说，一面昂起头，高傲地将目光扫视了一下过往行人。
“什么鸟儿不鸟儿的，俺没有你那么浪漫。这几年，人家社会关系好的，站对了队的，招工的招工，上大学的上大学，俺可不敢做这样的梦，天天想的是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凑在一起，老婆孩子平平安安地过天日子。”杜若说。
这些话让方云汉觉得，杜若这几年已经变成一个地道的农村娘们了。
他若有所思地说：“他们招工，上大学，我都不眼馋。我现在思想也实际多了，人活着，什么荣华富贵，地位金钱，都是过眼烟云。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照样成为有名的大诗人，那些高官厚禄的家伙，却没有几个留下名字的。我就当个田园诗人吧。”
“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还想入非非的。你又忘了，张可夫是怎么死的？还不是因为写了首诗吗？你的那两本手抄本的诗集叫人抄走了，他们还不是要从里面找
反革命证据？”杜若说，用警觉的目光扫了一下路人。
“好，我今后不写诗了。”方云汉不情愿地说。
杜若瞅了瞅她的丈夫，那张依旧美丽的脸上，闪过一道灿烂的笑容。
方云汉的步子不由自主地拐进马路以北的一家百货公司。杜若也跟了进去。
站柜台的一位三十来岁的女售货员，正在满面春风地跟一位衣着洋气的小伙子闲聊，双方都色眯眯的。那女人穿一件很时髦的对襟短袖的确良白褂子，露出雪白的臂膀和长长的脖颈，皮肤就像蛋白一样细腻。
“你们这里有缝纫机吗？”方云汉脱口问道。
不料那女人头也没转，像根本没有看见顾客一样。
杜若用胳膊肘搡了云汉一下，小声说：“买缝纫机得有票。”
“买缝纫机的票到哪里去弄啊？”方云汉又问那售货员道。
女售货员这才漫不经心地转过头来，向着方云汉皱了皱眉头说：“你这人这么没有礼貌！你问谁？”
“我问你。不兴问吗？”自尊心使方云汉要发火。
“不兴问，你怎么的！”那女售货员斩截地回答，又往西转过头，继续跟那小伙子闲聊起来。
方云汉气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杜若拉住他的胳膊，把他拖到门外。“跟这种人争吵没有什么意思。”杜若劝云汉说。
一位穿着脏兮兮的旧汗衫的老人从里面跟了上来，似笑非笑地问道：“你们知道这女人是谁吗？”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婊子。”方云汉余怒未消。
“她是李俊臣的外甥女，占了她舅舅的光招工出来的。”老年人微笑着说，长长的脸上皱纹都舒展开来了。
方云汉忽然想起来，老人原来是县委的门卫，文化大整顿初期他经常见到他，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因为他喜欢打听事情，人们都叫他“百事通。”
“是你呀，你知道衙门里的事——怪不得那女人态度那么恶劣呢，倚仗着大人物呀。李俊臣，我知道他。”云汉说。
老人用机警的目光往县委大门口望了一下说：“李俊臣可是咱县里有名的人物呀。国民党大案是他制造出来的。那么多人死的死，亡的亡，可他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升天了。他大儿子李金富，先招工，后进公安局，说了个媳妇叫郝为英，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回来进了县委政治部。二儿子李金贵进了县法院，媳妇叫陶秋花，招工当了工人阶级，嫌累，又调到中学去了。李俊臣的女儿当兵回来，安排到县委当档案管理员。找了个对象叫吴思金——吴思金，你知道，就是运动初期那个红卫兵头头——在机床厂当了副厂长，可能还要提拔到县委机关。李俊臣的老婆王银凤提了县供销社副主任。听说李俊臣借着招工的机会，安排了好几十口子呢。”
“你真像《红楼梦》里那个门子呢，什么都很清楚——如今还看大门吗？”方云汉开玩笑道，他知道这老人喜欢打聊的脾气。
“失业了。‘一打三反’那阵儿，我因为说了一句不满的话，叫李俊臣解雇了，换上了他大舅子。哼，我就看看这家伙能张狂到什么时候，我一边在大街上转，一边盯着他，打听他的情况。”老人收敛了笑容，愤愤地说。
“李俊臣现在怎么样了？不是蓝玉坤又当了县委书记吗？”云汉又问。
“蓝玉坤是个好人，可是李俊臣的势力已经借着‘一打三反’形成了，像个网一样，谁也没有办法。别看他只是个常委，权力大着呢，就像过去宫廷里那些专权的宦官——可是，蓝玉坤也不简单，坚决地给李俊臣和左军错打的那些国民党反革命平反。李俊臣恨他恨得牙根儿疼，可只能暗地里捣鬼。”
老人还要说下去，杜若扯了一下云汉的袖子，说：“咱走吧。”
“你知道买缝纫机的票到哪里去弄吗？”方云汉又问老人道。
“大概也得找李俊臣。听说县供销社管着缝纫机和自行车，李俊臣通过他老婆王银凤控制着这些难买的东西。大部分都叫他走后门了，很难弄到。”老人回答道。
“要是不找他们，还有别的路子吗？”方云汉又问。
“那就只好找蓝玉坤了。”老人回答。
“那我就找蓝玉坤去要。”方云汉不服气地说，说着便要往县委大门口方向走去。
杜若劝住了他：“改日再去找吧，不要为这点小事麻烦人家。”
方云汉对杜若惟命是从，没再说别的。
他们在街上逗留了一会儿，进了邮电局，方云汉给孩子那里寄了100元钱，然后进了另一家商店。
方云汉想给杜若买一身衣裳。杜若不肯要，说应该先给孩子买一件，今后花钱的地方还很多，现在不能在穿戴上讲究。
方云汉拗不过她，只花三元钱给她买了一双布鞋。杜若也要给云汉买一件，但方云汉要命也不同意——他是一个从来不讲究穿戴的人。但是他拗不过杜若，不得不接受杜若这份心意，穿上了一件新国防服。他们又花十几元钱给女儿买了一身花衣服，准备回头再到邮局给她寄去。
刚要离开商店，迎面来了一位满脸雀斑的中年妇女。杜若心里一悸，好像碰到什么不祥物似的。她想拉着丈夫躲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那女人热情有加，先打开了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