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树刚：加快文化改革发展
【编者按】2015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文化部部长雒树刚撰写的《加快文化改革发展》一文。文章认为，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增强改革创新意识，全面加强文化建设，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文化力量。文章共分五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三、四、五部分。
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制度设计，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力争到“十三五”末，基本建立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建设。设施网络是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基础条件和基本载体。按照城乡人口发展和分布，合理规划建设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统筹建设集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技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身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配套建设群众文体活动场地。坚持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并重，深入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健全公共文化设施运行管理和服务标准体系。积极探索“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模式，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网络化建设。
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主要在城乡基层，难点和短板在老少边穷地区。坚持重心下移，着力加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拓展重大文化惠民项目服务“三农”内容，鼓励城市对农村进行文化帮扶。结合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编制和实施老少边穷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规划纲要，加大资金、项目、政策倾斜力度。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适度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建立基层群众需求征集、服务评价反馈等方面机制，推行菜单式服务，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使群众“要”文化和政府“送”文化更加匹配。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推动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服务能力。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发展骨干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努力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必须积极调整优化文化产业结构，走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路子。以文化内容创作生产传播为核心，做强做优做大宣传文化主业。加快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促进文化资源、要素向优质企业、优势产业门类集聚。大力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积极抢占文化与科技、文化与金融、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制高点。
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必须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流动，打造综合性、专项性、区域性文化产品和服务交易平台，提高文化消费规模和水平。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积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政策法规许可的文化产业。加强和改进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加强文化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完善两个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企业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体现文化企业特点、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探索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有机结合、宣传部门有效主导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模式，推动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在新闻出版传媒领域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试点，利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创新管理，确保正确舆论导向。完善和落实文化经济政策，发挥政策的兜底作用，确保文化企业既活得好又走得正。
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迫切需要。必须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对外开放格局，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加快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打造国际一流媒体。积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更好地塑造国家形象，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深化人文交流。文化交流是心灵沟通的桥梁，也是一种“柔性”外交。切实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做大做响感知中国、欢乐春节等文化品牌，加强深层次、多样化、重实效的思想情感交流。完善人文交流机制，把政府交流与民间交流结合起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参与面。加快推进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建设，搭建展示和体验并举的综合平台。
加快发展文化贸易。文化产品“卖出去”有时候比“送出去”更容易被海外接受。完善政策保障，进一步扶持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支持更多有经济实力、贸易经验的民营企业从事文化贸易，加强国际文化产品交易平台和国际营销网络建设，办好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等国际性展会，不断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的份额。针对国外受众特点和文化消费习惯，开发既有中国风格又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为文化产品走出去搭建翻译平台。
李捷：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坚固底色
【编者按】2015年12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撰写的《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坚固底色》一文。文章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如何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科学解决如何正确对待中华文明传统提供了科学指南。
如何正确对待中华文明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如何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科学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
第一，为解决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
批判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个重大时代课题。五四新文化运动，顺应历史潮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然而，它也有其历史局限，突出地表现为不能将封建礼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地区别开来，不能将作为封建统治工具的儒教同作为中华思想文化遗产的儒学科学地区别开来。对此，我们既不能苛求前人，也不能忽视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
特别到了今天，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财富之后要着力补齐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个短板，在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国家硬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之后要着力补齐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个短板，就必须开启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寻根之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为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正确指导。
长期历史实践证明，推动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既来源于人民实践，也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
在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根本性命题，并赋予这个命题以“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深刻含义。
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与良性互动中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在这种良性互动中，
决不能轻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第三，为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奠定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
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民族自信，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诱惑和侵蚀，就必须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打上一层靓丽而坚固的底色。这个底色，就是对中华民族优秀历史传统的文化自信。
当今中国，正处在国内国外各种思潮碰撞的重要时期。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又要对各种有益的思想学派流派进行引领式包容性发展；既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遗产，又要自觉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袭误导。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主流意识形态重构重建、核心价值观重构重建历史进程的继续和延伸。要看到，西方国家从资产阶级革命起，确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及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时间。我们不需要这样漫长的时间，但也要看到这项任务的复杂性、反复性和艰巨性。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要确立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须唤起全民族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他还说：“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既是对当代中国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最好继承与创新。
刘川生：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四个完善”
【编者按】2015年9月3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撰写的《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四个完善”》一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强国之基，是民族之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健全的制度作为保障，让反映人民群众美好理想、体现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成为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塑造人们美好心灵的强大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强国之基，是民族之魂。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树立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价值观自信，是提升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增强国家软实力和社会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与有力保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健全的制度作为保障，让反映人民群众美好理想、体现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成为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塑造人们美好心灵的强大力量。
一是完善全员育人机制，增强育人合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学校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所有教师都应履行育人职责，各门课程都要发挥育人功能，构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有效机制，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这就是要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充分发挥教师的教书育人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就是要广泛树立身边的优秀典型，用榜样的力量引导激励学生立志成才，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奉献社会；就是要积极营造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校园氛围，发挥校训、校史、大学精神等的育人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学生喜闻乐见的校园文化活动中。
建议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计划”，构建“必修课+选修课+公开课”的开放课程模式。在建设好现有必修课程的同时，开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对应的选修课，组织深受学生喜爱的专家学者为学生授课；建设一批学生欢迎、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开课，鼓励科技精英、企业领袖、创业先锋等走进课堂，分享成功经验，传递精神品格，从而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使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念浸润学生的“心灵土壤”，成为他们的“精神罗盘”。
二是完善志愿服务机制，加强社会实践，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开放性和实践性，这就决定其教育任务不可能全部在校园内完成，必须走出课堂，走出学校，走向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是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也是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通过开展理想教育、国情考察、智力支教等志愿服务活动，不断丰富和深化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2014年12月，全国教师志愿服务联盟在北师大正式成立，为广大师生奉献爱心，在实践中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可以考虑研究制定《国家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行动十年计划》，构建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多位一体的育人体系。引导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相关社会组织和每一个家庭都来关心、支持面向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他们提供更多实践和体验机会，发挥社会实践的养成作用，营造知行合一的良好环境。
三是完善约束规范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制化、制度化建设。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全社会每一位成员的理想信念、是非标准和行为指南，就必须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体现和规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要在立法修法、制度设计、政策决策等方面，注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要求，注重调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不相一致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注重维护和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权威性和规范性。
建议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公民规范、学生规范、师德规范、行业规范。在适当的时候，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化，实现与现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制度的有机结合。
四是完善理论创新机制，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研究活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因此，应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的基础上，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细化上下功夫，在推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的创新上下功夫；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之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沃土；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海外传播，以及与其他形态的价值观进行对话的有效途径。
应当考虑设立国家级的研究中心或智库，发挥高校在理论研究方面的独特优势，用具有理论高度和实践广度的研究成果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自觉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党员干部尤其要发挥表率作用，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真学、真信、真实践，进而带动全社会每个人都学、都信、都实践，使之成为一项旷日持久的自觉行动，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党圣元：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体系
【编者按】2015年12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党委书记党圣元撰写的《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体系》一文。文章认为，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体系，是我国当前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体系，是我国当前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作“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突出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和特
殊优势”，以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增强全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对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精确的估量和定位。建构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创新体系，正是基于此而提出来的。
实现中国梦，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主题的融合。当前，我们重视和发掘传统文化资源，绝不是为了复古式地完全回到传统文化，也不是要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对抗、抵制乃至取代马克思主义，而是要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同马克思主义元典精神在深度意义层面上相互对话、会通，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引领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几项重要工作：
第一，需要首先解决文化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摆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消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误解，尤其是不要动不动就把传统文化拉出来为现实的失误做替罪羊。同时，必须明确：“复兴传统文化”不是简单的文化复古，而主要是在“张扬文化精神”“引起民族感情”“赢得文化认同”的“形而上”层面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的需要，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智慧灵活、大气磅礴地加以文化创新。
第二，关键在于做好顶层文化设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从国家的文化意志层面、从政策和决策层面对传承、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做了极好的诠释与说明。这些论述昭示我们：在顶层文化设计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已被视作国家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中国未来的施政纲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建设特别是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所展示出的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因此对于国人从当前过分追求物质功利向信仰高尚的文化过渡产生积极的引领作用。
第三，需要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判定是否属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在于看它是否经历过长期的实践验证，是否即使历经各种历史的磨难而仍能很快恢复并继续为人们所遵从、被家庭所提倡、为社会所公认。近来思想文化领域对于“家风”“诚信”“义利”观的倡导，即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能够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方法论，能够帮助人们开启智慧，提升人们思想境界的文化，才能真正算得上优秀传统文化。
第四，根本在于抓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通识性教育。选择那些对于不良世道人心和社会风俗具有积极的针砭作用的传统文化典籍，以适合于大众阅读接受的读本、范本的形式刊行于世。尽早在学校课堂特别是中小学课堂开展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使全社会尽早恢复对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自信，成为现今中国教育事业的最大责任。
郭永辉：“文化+”与文化产业崛起
【编者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永辉在《红旗文稿》2015年第22期发表了《“文化+”与文化产业崛起》一文。文章认为，“文化+”的思想理念及其社会形态、科技形态、产业形态、经济形态，正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扑面而来。人类已经进入“文化+”的时代，文化产业正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产业之一。文章共分四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四部分。
以“文化+”的理念推动文化产业崛起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互联网+”的助推下，当今的文化产业早已打破传统的演出、广播、电视、电影、出版、文化旅游等固有的概念及其领域和板块，进入“文化+”“全链接”的大文化产业视野。2014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文化创意与设计服务要为装备业、轻工业、信息业服务，还要为旅游业、农业、甚至体育产业服务。这预示着大文化产业必将进入创意产业、创意经济即文化经济的新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文化+”的理念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乃至崛起，必须着力把握这样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牢固树立“文化+”的意识。我们已经进入了“文化+”的时代，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传统的产业经济都在向创意产业、创意经济转变，“文化+”已渗入经济社会的每个毛孔，文化经济成为势不可挡的发展大势。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把创意产业、创意经济提升到国家创新竞争力的战略高度，宣布每年6月18日为国家创客日。在我国发达地区，文化+城市、文化+产业、文化+物流、文化+各行业的“文化+”风起云涌，已经取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文化+”，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和保增长的战略选择。从三次产业到社会治理、城市建设、民生服务、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等各个领域，都要有“文化+”的治理经营理念，没有“文化+”的理念和支撑，发展必将滞后。“文化+”，应该成为国家意识、全民意识和时代主旋律，我们必须站在国家发展战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审视“文化+”的意义，强化“文化+”的自觉。
第二，牢固树立“文化+”的战略思维。顺应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潮流，以“文化+”“全链接”、“零距离”的理念看待“文化+”，实施“文化+”战略，把文化产业上升到创意产业、创意经济、文化经济的时代潮流中加以认知和把握。在经济社会发展顶层设计中，以“文化+”为指导和前瞻，高度重视提升社会发展中文化的重量、经济结构中文化的体量、各产业产值中文化的分量、商品价值中文化的含量，真正使“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全领域的治理、经营和发展理念。
第三，牢固树立“文化+”的市场意识。“文化+”要快速发展，必须顺应市场经济规律、与市场各要素实现无缝对接。要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大市场，把握宏观经济与区域经济不同走势和需求，准确选择“文化+”的内容及其切入点、结合点、增效点，创新适应市场、富有吸引力、竞争力、生命力的新业态和新产品，赋予劳动力更高文化素养，赋予生产资料更多文化元素，赋予生产工具更强文化塑造功能，赋予产品更多文化内涵，使“文化+”加出特色、加出亮点、加出卖点、加出市场竞争力和占有力，在“+”中实现内质和边际裂变式的剧增效应。“文化+”孕育的文化产业，其生命力在于文化创意，要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立足市场高端前端，加快“文化+”的力度和节奏，推陈出新，使最新的文化创意及时从工厂走向市场，保持“文化+”的主动权、主导权和衍生力。
第四，充分发掘文化潜力。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科技文化、精神文化、军事文化自成体系又独具中国特色；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文化，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竞相绽放、美轮美奂；散落于神州大地和民间的海量非物质文化，附着在农林牧渔等林林总总精美物产上的特色文化，千姿百态的地质文化，都蕴藏着巨大的“文化+”资源，也是难得的文化商机。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我们文化资源的利用即“文化+”，还处在启蒙阶段。当今，在各地、各领域、各行业和浩如烟海的产品之中，有多少城市没有文化标识，有多少产业没有文化符号，有多少产品没有文化识别，有多少地方特产没有地域特色文化标注，又有多少国货起着“洋名”、挂着“洋品牌”，还有多少商品推崇着“国际口味”、“美国工艺”、“欧美典范”之类的“洋奴”文化；因为文化的不够自信，更有多少“中国发明”、“中国创造”、“中国老字号”成为他国的专利；因为缺乏文化自觉和自信，我们还有多少地方、领域、行业、产业、产品在守着文化金山过文化的穷日子。为此，树立并践行“文化+”的理念，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繁荣，要深入发掘、精于选择、善于利用文化资源，使“文化+”扎根沃土，迸发出文化的潜在力量。
第五，兼顾社会与经济两个效益。“文化+”催生的产业、产品，必然承载着文化和经济双重属性，这是“文化+”的显著特征；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必须遵从的基本法则。因此，社会责任必须是文化产业的第一责任，社会效益必须是文化经济的第一效益。这就要求“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弘扬社会主义文化精神，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加入的必须是中华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而不是为了单一经济效益而不分良莠的文化“加注”，更不是一味满足低俗文化口味的低俗文化或文化糟粕“加注”。一个时期以来，充斥于文化领域和演艺市场的“三俗”现象，是当代文化产业的毒瘤，以之来发展文化产业无异于饮鸩止渴、自毁其道，对此必须坚决予以取缔。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