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国：绿色发展：新理念 新动力
【编者按】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在《求是》2015年第24期发表了《绿色发展：新理念 新动力》一文。文章认为，绿色是发展的本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小康全面不全面，环境质量很关键。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文章共分四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一、三部分。
以绿色规划为引领，打造“绿色格局”
规划决定格局，格局决定结局。推动绿色发展，必须着眼于推动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新格局。
划定生态空间红线，形成绿色空间格局。生态红线是限制过度开发利用的“高压线”、维护生态平衡的“安全线”。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基础制度，是从源头上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举措。以功能定位约束空间规划、约束开发强度、约束用途用量，推动“多规合一”，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着力打造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相互协调的空间格局。天津将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定位，着眼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在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同时，坚持和完善“双城双港、相向拓展、一轴两带、南北生态”的空间发展战略，一张蓝图干到底。
严格市场准入红线，形成绿色产业格局。推动绿色发展，必须严格限制市场主体行为，实行负面清单“限进”、行政许可“限排”、天花板“限用”，从严从紧掌握市场准入标准，确保形成绿色生产空间，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格局。负面清单“限进”，就是对不同功能区产业项目实行差异化准入政策，对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实行限批、禁批，杜绝“挖到篮子就是菜”。行政许可“限排”，就是严格污染物排放许可制，禁止无证排污或不按许可证规定排污。天花板“限用”，就是健全能耗、水耗、地耗、排放等方面的标准体系，强化总量控制、指标管理、定额管理及环保标识认证等措施，通过“抬高门槛”和“压低天花板”，打造绿色生产空间。
严守土地利用红线，形成绿色城乡格局。推动城镇化与严守耕地红线并不矛盾，关键在于科学划定城镇建设区、工业区、农村居民点等开发边界，控制建设用地总量，走出一条集约、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只有把绿色化融入城镇化，更加注重城区乡村一体发展、大中小城市互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才能构建平衡适宜、功能互补的城乡发展格局。按照定位清晰、分工合理、功能完善、生态宜居的要求，着力构建以主城、辅城和中等城市、特色小城镇、美丽乡村为骨架的现代城乡体系。坚持示范工业园区、农业产业园区、农民居住社区“三区”联动发展，通过“集改股”、“农改非”、“村改居”，在耕地总量不变、质量不减、占补平衡、占优补优的基础上，推进城乡一体化。
强化责任约束红线，形成绿色发展工作格局。实现绿色发展，既要为市场行为划红线，也要为政府行为划底线，推动企业、政府和社会共担绿色发展之责。这条责任约束底线，基础是构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手段是严格监督考核，关键是严格责任追究、实行终身问责。积极探索实行“四张表格管考核”，用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表、自然资源产权登记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资源环境离任审计表，明责任、严考核、定进退。建立党政领导成员生态文明建设一岗双责制度，实行差异化绩效评价考核，严格离任审计，对造成自然资源环境损害的严肃问责、终身追责。
以绿色生态为基础，构建“绿色屏障”
生态环境是绿色发展的保护屏障，是支撑发展的最大本钱。必须坚持系统、辩证的生态方法论，打造保护、治理、监管“三位一体”的生态建设“绿色谱系”。
开展保护“攻坚战”，构筑绿色“防护林”。推进绿色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积极探索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全民共同参与的绿化之路。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美丽天津建设全过程，大力实施“美丽天津·一号工程”，加快推进“四清一绿”行动，推进“两环三沿”绿化工程，实施三北及沿海防护林、国家储备林等国家重点工程，打造水绕津城、城在林中、天蓝水清、郁郁葱葱的宜居环境，为实现永续发展保本钱、攒后劲。
打好治理“组合拳”，构筑制度“防波堤”。以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加强与京冀联防联控，实施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海洋、重金属、危化品、船舶港口等污染防治，落实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实现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连片综合治理，加快建设中新生态城“全国绿色发展示范区”。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创新的方式，破除制约生态环保的制度性藩篱，探索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多元投入的融资机制，建立以保障人体健康为核心、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以防控环境风险为基线的环境管理体系，使生态文明建设走上法治化、制度化轨道。
用好执法“杀手锏”，构筑监管“防火墙”。环境执法和监管，是推进绿色发展的“利剑”。必须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工作严查、损害严惩，对损害环境行为“零容忍”。加大对违法行为惩处力度，将环境违法与市场准入、财政补贴、信贷支持、土地使用、税收优惠等挂钩，提高违法成本，让守法者得实惠、违法者付代价。完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建立多维环境监测网络，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和应急监测预警机制，提高环境质量监测、污染物监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努力建设群众放心、安心、舒心的美好家园。
郇庆治：以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落实绿色发展
【编者按】2015年12月11日《中国环境报》刊登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郇庆治撰写的《以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落实绿色发展》一文。文章认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是党和政府所提出的一系列绿色理念和战略的集合与提升，意味着要长期坚持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努力追求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必将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与自然生态环境更趋协调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特别强调了用于指导我国“十三五”规划的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可见，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意志，必将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与自然生态环境更趋协调的新局面。
绿色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最基础性支撑与体现。小康社会不能简单化为GDP的增长，而体现为一种综合性、普遍性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质量。同时，绿色发
展是党和政府所提出的一系列绿色理念和战略的集合与提升，意味着要长期坚持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努力追求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建立一个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对于绿色发展理念，一方面，需要深入阐明绿色发展话语与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之间的关系。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背景略有不同。绿色发展的语境是发展，是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学术概念，所指向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所对应或映衬的是少数较早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达国家。也就是说，所谓现代化国家、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离不开近代社会以来形成的严重不平衡与不公正的国际关系秩序或架构。正是在上述语境下，与生态主义考量相结合的绿色发展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起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的术语，而且常作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代称。换言之，绿色发展概念虽然在现实中越来越具有超越其历史渊源的普适性运用，但是，无论对于绿色发展术语还是话语本身，都需要有历史的视野并持有辩证的理解。
相比之下，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概念更多是我国对生态环境问题挑战与应对的主体性认知或概念化。具体而言，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概念主要包括四重意蕴：一是生态文明在哲学理论层面上是一种弱（准）生态中心主义（合生态或环境友好）的自然、生态关系价值和伦理道德；二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生态文明是一种有别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主导性范式的替代性经济与社会选择；三是生态文明建设或实践是社会主义文明整体及其创建实践中的自然、生态关系部分，也就是通常所指的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四是生态文明建设或实践在现代化或发展语境下，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或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向度。总之，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极可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中国绿色发展话语或理论。
另一方面，需要更明确强调，绿色发展理念落实的最主要表征或检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切实成效。在“十三五”期间及以后，我们要更自觉地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效来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有三方面议题尤为重要。
一是生态文明制度与能力建设成效。党中央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都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所有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制度与体制机制建设，都应转化为国家从更高层面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能力。这种能力既是政府及其官员的综合治理能力，也是社会各界与普通民众的综合面对能力。换言之，它所关涉或带动的是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层面上的一种根本性转向。
对此，必须充分意识到，就生态文明制度与能力建设而言，各种规章制度包括组织机构的创建并不等于相关机构的能力提高，而缺乏更基层组织尤其是民众的能力培养，真正的全国性生态文明体制或制度构架是难以建立或运行的。
二是生态环境难题的治理成效。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能简单化为各种具体形式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治理。但同样不可否认，包括大气、水、固体（有毒）废弃物、生态退化等突出问题在内的生态环境治理，将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这意味着，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很难避开上述难题的治理成效来谈论生态文明建设的切实进展。上述难题的治理不仅很难在短时期内取得实质性成效，而且很难由目前的产业结构、政府治理架构、社会群体参与水平等来支撑。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体制改革还是制度创新，都应该首先着眼于这些突出问题的有效应对或解决。
三是民众可感知意义上的成效。如何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学界目前已经提出了一些系统性的评估指标体系，尽管尚存缺陷和不足，但都有助于从某个视角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开展。但是，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主体视角来说，群众的关心、参与以及从中得到的认知、意识和行为水平的提高，将是最基础和关键的方面。这意味着，无论是对生态环境难题的有效应对，还是对于生态文明愿景的向往，社会（普通）主体的切身感受和参与最为重要，也最根本。
于文秀：生态文明有赖于生态教育
【编者按】2015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于文秀撰写的《生态文明有赖于生态教育》一文。文章认为，生态教育是顺应自然的人性教育，是人类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创建生态文明社会的需要，而将生态学思想、理念、方法融入现代全民性教育过程。当前，真正要让绿色发展理念、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渗透到我们的一言一行中，离不开生态教育。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已不再仅仅是节能减排、治理污染，而具有了价值观的意味。而真正要让绿色发展理念、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渗透到我们的一言一行中，离不开生态教育。
近年来，保护生态的呼声和意识越来越强烈，但我国的生态教育还远未达到真正应有的标准，生态教育的缺失和滞后在国内普遍存在。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环境问题不只是行政的、科学技术的问题，也是人的心理和教育的问题。”切实将生态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课程，是应对和减缓生态危机乃至拯救地球的根本对策之一，虽慢却是有长远效果的根本途径。生态文明的真正实现有赖于生态教育的真正实施。
生态教育并非仅仅指泛泛意义上的保护生态的倡导，或用已发生的生态事件和灾害现象警醒世人。按已有的定义，生态教育是顺应自然的人性教育，是人类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创建生态文明社会的需要，而将生态学思想、理念、方法融入现代全民性教育过程。
生态教育主要以生态哲学为依托，传授、传播生态基本知识和生态文化理论，强化人们的生态意识，提升人的生态素养，培养人的生态自觉，发挥生态教育在应对人类环境危机的作用，目的是保护地球生态，建设生态文明。开展生态教育、增强生态意识和塑造生态文明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相互辐射、互利共生、协同发展的“金字塔”范式，生态教育处于金字塔底部，为我们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夯实了基础。
其实，人类的文化基因中不乏自然崇敬和禁忌观念，并且以禁忌为限定，恪守自然规律，很多民族自古便有，中国传统文化亦如此，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皆在警示世人“不做反自然事”。只是在世界日益城市化的趋势下，自然崇敬的教育不仅大大衰退，而且还对自然有变本加厉的粗暴榨取，造成严重的生态后果，带来环境的伤害和心灵的伤痛，以至于有学者指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是自然界的问题儿童。”生态问题从深层看是人的价值观问题，因此在我们的教育中应该将生态价值观植入教育体系，使之内化于人的基本意识、认知机制和价值取向中，从而指导个人与社会的行为，统摄物质文明发展的物化成果和物质现实。例如在教育的初始阶段就应该融入生态自
然观的内容，抵制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因子，树立绿色理性的价值理念，从思想前提和思维范式甚至是信仰层面构建健全、严谨的生态观念，成为世界观的必要组成部分。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美国率先引入生态教育，随后德、苏联、日本等相继开展了学校的生态教育板块，把生态教育列为大学必修课程，开设生态学专业。总体上，我国对生态教育重视不够，存在教育形式粗放、简单，内容浅显浮泛，定位不够清晰，理念树立不牢，师资力量不强等问题，生态教育课程尚未真正纳入主流教育的课程体系。
生态教育的程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把标尺。生态教育应该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生态保护意识应该内化为人的精神属性和自我精神需求，让心灵和自然相通。美国自然文学家克鲁奇说：“一个对自然史毫无知晓的人无权称自己是现代人。”
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的无机体，从广义说它也是人身体的一部分。应该说生态教育所能改善的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能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可以预期的是如果具备了系统而完善的生态教育，我们不只会有蔚蓝的晴空和绿色的地球，更会有和谐美好的社会、和平幸福的世界。
何传启：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布局
【编者按】2015年9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何传启撰写的《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文。文章认为，生态文明是环境友好的高级文明，是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脱钩、社会进步与生态演化良性耦合、人类与自然互利共生的新型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既需要在绿色技术、结构转型和绿色制度三个层次推进，也需要在领域、地区和科技三个方面进行总体布局。文章共分三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一部分。
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域布局
（1）生态响应领域的布局
自然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建立自然资源评估制度，定期评估国家自然资源的状态。建立自然资源分级保护制度，对于国家战略资源实施严格的监管。继续推进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建设，提高自然保护区的覆盖比例和覆盖类别。加强生物多样性、重要物种和典型生态系统的保护，加强淡水、能源、矿产和海洋资源合理利用的监管等。
自然环境：合理保护和环境治理。继续推进国土退化的综合治理，降低水土流失、荒漠化、沙漠化和盐碱化土地比例，改造中低产田和坡地；综合治理环境污染，完成污染企业集中地区和流域的环境治理，加强矿山环境和海洋环境的治理等。
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在205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35%左右，在2100年达到40%左右。继续推进生态脆弱地区的综合治理，保护和建设天然草原、草山草坡和人工草地，基本消除草地“三化”现象。继续保护江河源头、湖泊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恢复和提高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等。
（2）生态经济领域的布局
生态农业：特点是利用生态学和经济学原理，提高农业资源生产率，提高土地轮作、废物循环利用和有机肥料使用比例，降低农业水耗、物耗和能耗，降低农业化肥密度和农药密度，降低土地使用强度，减少农业环境污染和土地退化等。措施：鼓励农户、农场和牧场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自然农业或草地农业等；鼓励专业化的生态农业区或生态农业乡镇的发展；发展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产业；鼓励生态农业县的发展等。从耕地农业向耕地农业和草地农业并重转型，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生态工业：特点是利用工业生态学原理，提高工业资源生产率，降低工业的资源、能源和水消耗，降低工业三废排放，提高废物循环利用率等。措施：鼓励企业采用清洁能源、绿色生产技术、面向环境设计、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环保认证、ISO14000认证、生态标记认证和废物循环利用等，建设环境友好企业；鼓励生态工业园和生态工业联合体的发展；鼓励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系统地大范围推进生态工业的发展。
绿色服务：绿色服务是高效低耗、低排低密、无毒无害、废物循环利用的环境友好的服务。措施：鼓励绿色生态旅游和国际旅游的发展；鼓励废物回收服务业的发展；鼓励绿色服务的其他产业的发展，如咨询服务、信息服务、商业服务和培训服务等；鼓励服务行业提高资源生产率，降低能耗水耗和废物排放等。
环保产业：环保产业是与环保直接相关的产业。措施：鼓励废物资源利用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鼓励环保技术开发、环保技术服务和商业服务的发展；促进生产和提供环保产品和服务企业的发展；鼓励环保工业园的发展。所有环保产业，需要提高自身的资源生产率、降低能耗物耗和废物排放。
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是高效低耗、无毒无害、废物循环利用的经济，是狭义的生态经济。措施：鼓励企业提高废物的再利用、再制造和再循环；鼓励废物收集服务业的发展，鼓励城镇地区和人口密集地区建立废物分类回收站点，建立废物回收网；鼓励废物综合利用企业的发展；鼓励循环经济园和生态工业园的发展等。
（3）生态社会领域的布局
生态城市：其特点是利用城市生态学原理，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高城市环境质量，降低城市环境污染，降低城区人口密度，降低城市人均生态足迹，采用绿色能源和绿色交通，倡导自然化、绿色化和生态化的城市规划，提倡轻量化、绿色化和生态化的城市生活等。措施：生态城市和生态城区规划；生态城区改造和生态新城建设；提高城市废物和废水处理能力，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绿化率，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交通；鼓励城市居民采用轻量化、绿色化和生态化的生活方式；鼓励城市采用环保模范城市、模范人居环境、环境优美乡镇等环境标准。
生态农村：传统农村是自然的，但卫生条件比较差，有些地区饮水质量差。现代农村，有了现代的环境污染。生态农村建设，需要保留自然特色，同时消除环境污染，提高生活质量。措施：发展农村清洁能源，推进乡村清洁工程；提高乡村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普及率；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提高乡村的生态质量；改善乡村能源和交通结构，提高乡村生活质量；发展生态农业、自然农业和有机农业等，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城市化，降低农村人口密度和生态压力等。
绿色能源和绿色交通：措施：开发新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和清洁能源比例；降低交通空气污染，降低交通的能耗和水耗，提高交通的资源利用效率等。
绿色社会：绿色社会是健康长寿、无毒无害、废物循环利用的社会。措施：降低儿童和成年人死亡率，降低物质消费和能源消费密度，降低生活废物和有毒有害物的排放密度，提高生活废物循环利用率和处理率，建设绿色人居环境和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
生态安全：重点包括：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资源安全、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