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平：夯实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编者按】2016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撰写的《夯实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一文。文章认为，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想长期保持经济竞争力，必须重视发展实体经济，避免经济空心化和过度金融化。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个国家要想长期保持经济竞争力，必须重视发展实体经济。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体经济是真正创造财富的经济形态。《资本论》开宗明义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社会有用性。由价值形式、进而由货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财富量的背后是使用价值，是由使用价值支撑的。只要这些使用价值量不变，表现其价值量的价格或高或低都不影响一国实际财富的增减。以实体经济、物质生产为标准，马克思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前者创造物质产品，后者不创造物质产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生产性劳动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是第一位的。虚拟资本价格的涨落不仅与实际财富无关，而且越来越具有赌博的性质。
人类社会实践证明了马克思的远见卓识。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看，其经济繁荣期主要是靠实体经济支撑的；而一旦出现经济空心化和过度金融化，就会产生经济或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发达国家经济过度金融化的一个恶果。在反思过度金融化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等虚拟经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后，发达国家明确提出要回归实体经济。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看，我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连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也是因为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可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避免经济空心化和过度金融化。
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夯实国民经济的基础，需要处理好发展实体经济与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之间的关系。
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并不意味着忽视服务业，但拔苗助长式地发展服务业是不行的。这里需要明确发展服务业的两个条件：第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逐步提高有其合理性，是分工细化和经济活跃度提高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地方都要重点发展服务业。一个地方重点发展什么产业，要根据自己的客观条件来确定。第二，产业结构变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服务业的发展是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结果，必须以第一、第二产业的高效和强大为基础。如果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发展服务业，就会导致经济空心化，造成长期增长乏力、经济发展停滞。历史上，一些拉美国家脱离实际过度发展服务业，就导致了产业结构不平衡、工业和服务业长期徘徊于低端水平。这是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当然不能忽视发展金融业，但金融业发展应立足于为实体经济服务。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业会成为空中楼阁，过度金融化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一是与实体经济争夺资源。货币原本只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交易媒介，当它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就形成了自己的特有利益。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业会千方百计地衍生出各种金融产品，在利益驱动下甚至会与实体经济争夺资源，这对实体经济发展无异于釜底抽薪。二是会把本不应金融化的产品金融化。过度金融化会导致房地产发展成为吸纳大量社会资源的金融产品，进而会推高制造业成本，影响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三是容易助长投机心理，消弭实干精神，恶化市场环境。因此，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天马行空地发展金融业，而应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着眼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能力来发展金融业。
洪银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完善体制机制
【编者按】2016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教授洪银兴撰写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完善体制机制》一文。文章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导致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深层原因是体制机制问题，因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应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还应注重完善体制机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其针对的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存在的一大突出问题是，由于国内市场不能提供令消费者满意的产品和服务，高层次消费需求无法形成对本国产品和服务的现实需求，而是转化为国外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没有起到拉动作用。这种状况恰恰又是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制造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一些产业产能大量过剩的背景下出现的。这说明，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只在需求侧拉动供给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供给侧发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看到，导致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深层原因是体制机制问题，因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应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还应注重完善体制机制。
建立促进有效供给能力不断提升的长效机制。有效供给是指在档次、质量、安全等方面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供给。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任务，应与建立促进有效供给能力不断提高的长效机制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如果这一机制没有形成，即使“去”了当前的过剩产能、库存和“僵尸企业”，仍然可能产生新的过剩产能、库存和“僵尸企业”。为此，需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科技创新。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需要构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尤其是科技创新与产业产品创新有效衔接的机制。二是结构调整和优化。现在的过剩产能大都集中在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应的市场机制，注重运用市场力量调整存量结构。三是精细化管理。主要是建立精细化管理体制和文化，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只有完善这三方面的体制机制，才能有效解决供给的档次、质量、安全等问题。
补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短板。从长期来看，相比需求侧的拉动力，供给侧的推动力更具根本性。供给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量的贡献，还取决于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及配置情况、企业制度和组织结构效能等。这些方面正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现阶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于补两块短板：一是深化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矫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推动要素进入有效供给领域。二是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
完善激发企业活力的有效激励机制。需求侧的经济学关注的是选择问题，也就是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市场选择资源流向；供给侧的经济学则关注激励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激发企业活力。比如，在去产能方面，应认识到过剩产能并不都是无用的产能，应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将过剩产能引导到有发展前景的领域，减少资源浪费。在降成本方面，应打出“组合拳”，既进一步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又通过推进金融改革降低融资成本、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降低电力价格、推进流通体制改革降低物流成本，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改善经营。在处置“僵尸企业”方面，应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依靠优势企业的兼并重组带动这些企业走出困境、获得新生，降低处置“僵尸企业”的社会成本。但对那些确实无法挽救的企业，还是要坚持“保人不保企”，勇于处置。
郑新立：走出认识误区 深化国企改革
【编者按】2016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撰写的《走出认识误区 深化国企改革》一文。文章认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当前社会上对国有企业改革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不利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走出认识误区、凝聚社会共识，对于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共分三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二、三部分。
深刻认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
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只有办好国有企业、使国有资产不断增值，才能更好地服务全体人民。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这两个“不动摇”和三个“有利于”，深刻阐述了国有企业及其改革发展的重要性，指明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集中表达了党中央搞好国有企业的决心和信心。对照这些要求分析国有企业现状，可以发现国有企业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是一些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国有资本运作效率不高；二是有的企业管理混乱，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突出，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三是一些企业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不落实，党在企业中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被弱化。这些矛盾和问题严重制约着国有企业健康发展，与国有企业应当担负的重要责任很不适应。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国有企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当前，国有企业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新的历史时期，具有一些有利条件，也面对一些新情况。比如，民营经济的崛起是一个新情况，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适应这个新情况，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认识到，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企业改革重组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平等合作，重组企业的股权结构应根据具体情况由各方协商确定。应根据实际灵活采用混改路
径，适宜独资的就独资，适宜控股的就控股，适宜参股的就参股，不一定要求绝对控股、合并报表。实践证明，与民营经济混合，国有经济可以形成新优势、增添新活力；民营经济借助国有经济平台，也能更快成长。又如，这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正值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国有企业发挥骨干和带动作用。特别是在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工程、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亟待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国有企业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应通过进一步强化技术研发、设计总装、全球营销等关键环节，形成联系紧密的产业集群，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强整体竞争力。先进制造业代表着国家的科技实力和制造能力，在这些领域要实现自主制造，实施系统集成创新和协同创新。完成这样艰巨繁重的任务，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强国有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国际经营能力，把企业打造成为行业技术进步的领军者。再如，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如石油化工产业，冗员过多仍然是制约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伴随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进入，行业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将会迅速提高，石油化工产品大量依赖进口的局面将会改变，终端产品价格也将会下降。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应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能再依赖政府保护，而应主动进行改革，积极迎接来自内外部的竞争挑战。
敢于创新、分类施策，完成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任务
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首先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切实转变职能，真正从主要监管实物资产向主要监管资本的增值能力和资本利润率转变。要取消一些老的管理职能，建立一些新的管理职能。比如，对企业的考核应更多着眼于盈利能力、资本增值能力、技术创新能力、长远发展能力。应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新型企业注入资本，支持企业间的并购重组，对薄弱环节加大技术研发和资本投入，同时对需要退出的行业和企业适时适度抽出资本。对国有独资、控股、参股的企业，应根据出资比例履行出资人职责。对一些有条件直接作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企业，应授予其相应的职权，支持这些企业成为具有技术创新、自我发展能力的跨国公司。应按照竞争性行业、公益性行业、垄断性行业的分类，对现有国有企业的性质进行界定，并分别制定不同的改革方案。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职能的这一转变，可以使其从本属于企业管理职能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把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的事情管好。这既是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使其真正成为市场经营主体的需要，也是更好发挥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增强国有经济引导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需要。
把建立和完善以股份制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改革重点。自党中央在2000年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改革进程并不平衡，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产权多元化、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现代企业制度是从长期的工业发展历史中总结创造出来的，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董事会居于枢纽地位，应当是一个高智能的精干的经营决策机构。董事会成员应由具有丰富管理经验和各方面知识的成员组成，除了专职董事，还应有一定比例的独立董事。董事会下设战略、投资、研发、财务、薪酬、法律等专业委员会，讨论决定企业经营中的重大问题，对股东会负责。股东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对企业的盈亏负责。企业的重大投资决策、利润分配方案、董事长任免等，应由股东会决定。经营层应由董事会任免，负责组织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并对董事会负责。这种分工协调、相互制衡的科学治理结构，是办好企业的客观需要。我们要培育出自己的跨国公司和“百年老店”，必须坚定不移地建立这样一套制度。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资产流失、冗员过多等问题。在产权多元化基础上建立起规范的公司制之后，可以实行员工持股。企业核心层、骨干层和老员工适当持股，全体员工形成命运共同体，企业方能长盛不衰。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新形势下，发挥好我国国有企业的这一独特优势，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主要体现为发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国有企业贯彻执行；坚持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党组织对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不能变；坚持建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不放松；等等。依靠这一独特优势，我们一定能办好国有企业。在战争年代，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打不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关键。在建设年代，继续发挥好党委、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把党的建设同现代企业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和方式，有利于办出世界一流企业。
韩庆祥：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
【编者按】2016年10月27日《经济日报》刊登了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秘书长韩庆祥撰写的《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一文。文章认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新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新发展理念关系发展全局
创新，讲的是发展动力，它是新时期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影响经济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这讲的是创新在我国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基础地位。接着又指出，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这讲的是发展动力。还指出，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显然，这主要讲的是社会环境与人的创新之间的关系，如社会为人的创新提供制度供给、体制供给、环境供给、空间供给等。
协调，讲的是发展平衡，是指在新的发展时期所应注重的发展布局以及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平衡性，它影响着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协调既涉及区域城乡、经济社会、行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又涉及国家硬实力（物质文明）与国家软实力（精神文明）的关系，也涉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以及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还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句话，涉及到发展全局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其中所讲的“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就包括上述所讲的各种关系。正确处理这些重大关系，是我国发展制胜的重要法宝。
绿色，是指新的发展时期所应注重的发展质量和形态，主要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破坏自然环境的发展不是有质量的发展，是低级发展。科学发展强调，我们实行的发展应是高质量、高层次、高形态的发展。这里的高质量、高层次、高形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共生，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就是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前提下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文明发展道路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
开放，讲的是发展空间，是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要注重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建构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它主要涉及到的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世界发展的轨道，它要融入并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正是在融入并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进程中，中国发展起来了，同时也对世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当今，整个世界处在一个深度交融交流交锋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如何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尤为重要。建构全面互利共赢开放新格局，是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营造良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的重要方面。
共享，讲的是发展目的，是指新的发展时期应注重使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主要涉及的是人与发展成果的关系。应注重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使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正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的那样，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由上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涉及的是发展中最本质、最基本的关系、方面。创新关乎发展动力，发展需要动力推动，没有动力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协调关乎发展平衡，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从整体系统上处理好所存在的各种要素、矛盾、关系，使之达到协调、平衡，不能顾此失彼；绿色关乎发展载体，我们都是在自然界这一“机体”上获得发展滋养的，离开自然界或破坏自然界，不仅会使我们失去发展载体，而且会割断我们发展的滋养，从而使发展不可持续；开放关乎发展空间，我们既是在一定的空间和平台上推进发展的，也是在交互作用中促进发展的，没有空间、平台以及交互作用，最终会约束发展；共享关乎发展目的，发展都是有
目标和方向的，没有用正确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引领发展，发展就没有轨道。可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关系着发展全局，是新的发展时期所应注重的发展新理念。
新发展理念关系发展根本
五大发展理念也关系发展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发展规律。
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来讲发展，必然提出创新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必将走向主要依靠“人”来推进经济发展。这种发展就是走向创新驱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其核心，就是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和创新人才培养，注重人力资本投资，注重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育。在这种情境下，就必然提出创新发展理念。
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讲发展，必然提出协调发展理念。一个社会的发展，既要注重发展活力，也要注重发展各个方面、各种关系的平衡与和谐。实现平衡与和谐的根本途径，就是注重发展各个方面、各种关系的协调性，用协调发展实现平衡与和谐。
遵循自然发展规律来讲发展，必然提出绿色发展理念。自然发展规律，就是人和人类社会应是在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实现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遵循自然本性和自然生态的发展，也才是可持续的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一定要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切实减少发展进程中自然环境所付出的代价。
遵循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来讲发展，必然提出开放发展理念。任何一个国家在逐渐发展和强大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走向开放。这既是历史经验，也是历史发展规律。要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实现互利共赢、和平发展。
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等来讲发展，必然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从而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新发展理念关系发展长远
大国与强国，对发展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发展相对落后和贫穷。由于我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我国实行追赶战略，主要目的是抓紧“做大蛋糕”。在这一历史时期，国家集中资源和力量快速发展经济并积累社会物质财富，就成为首要目标。然而，那时，我国人才资源不足，也缺乏创新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开发自然资源、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等来拉动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注重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集中国家资源和力量使一些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增长路径，确实使我国以发展的高速度换来了发展时间，也拓宽了发展空间，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代价出现了，自然环境被污染了，发展出现了不协调，这既影响创新活力，也影响社会和谐。眼下，我国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新的发展时期，就必须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发展全局进行顶层设计。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我国发展全局进行的顶层设计：在发展动力上，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在发展布局及其基本要求上，由不协调发展走向协调发展；在发展质量和形态上，由以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走向绿色发展；在发展的内外联动上，由单向、低级开放式的发展走向双向开放、全面开放、高端开放、协调共进开放、互利共赢开放式的发展；在发展的目的上，则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宁吉喆：如何看待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
【编者按】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宁吉喆在《求是》2016年第20期发表了《如何看待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一文。文章认为，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对国民经济运行及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服务业不仅是减缓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也是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助推器”，更是孕育新经济新动能成长的“孵化器”，需要大力加快发展。文章共分四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三、四部分。
服务业较快发展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服务业发展有利于供给结构的优化调整。服务业本身就是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能够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并带动相关领域改革。现阶段，供给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升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与工业升级以及消费升级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要解决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及其内部子结构不平衡、不协调以及资源错配问题。目前服务业发展面临较多制度壁垒，民营资本进入服务业常常遇到许多“玻璃门”、“弹簧门”的制约。加快服务业发展就是要破除这些制度障碍，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一方面将一部分优质资源从低效行业中转移出来发展服务业，另一方面通过服务业这个中介把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源源不断导入制造业部门，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发展现代服务业并不是对制造业的矮化，也不会导致产业空心化，而是对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整个供给体系的改造升级。
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难免会造成失业，而失业人员再就业主要依靠服务业。据有关部门测算，未来3—5年，我国完成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需安置180万职工，这些职工绝大部分需要靠服务业来吸收。“去库存”首要任务是降低房地产库存。房地产业是服务业的重要行业，关联效应大，民生涉及面广，必须积极有序推进去库存。“去杠杆”的核心是降低财政金融风险。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增加了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为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创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既需要完善间接融资体系，又要积极扩充直接融资渠道，更要改善金融服务。“降成本”关键是要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融资成本和物流成本。用工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包括房租房价过快上涨、子女入学入托难、看病难看病贵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相关服务业供给不足。融资贵的主要原因是大银行对中小企业“惜贷”、中小型金融机构数量过少，从根本上需要通过发展金融服务业来解决。此外，我国物流成本也相对较高，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到GDP的18.0%，需要通过发展物流业降低成本。“补短板”任务集中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高新技术等领域。教育、医疗、养老、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大量短板。以医疗资源为例，2015年，我国每千人拥有医师数为2.21人，而2010年德、法、英、美四个国家的该指标分别为3.69人、3.45人、2.74人和2.41人。我国公共设施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可见，要使“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促进服务业较快发展是关键。
服务业发展是新经济成长的主要源泉
服务业已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多数现代服务业是在工业和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并且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众多新服务还会不断诞生。我国工农业基础较为扎实，为服务业分工演化提供了强大支撑，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普及，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服务应用和创新日益活跃。旅游、文化、养老、健康、体育等五大“幸福产业”快速发展，“分享经济”正在向餐饮、家政等传统行业延伸，网络约车、远程教育、在线医疗、数字家庭等新服务方兴未艾。今年1—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6.1%；上半年，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5.6%，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1.5%；网络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已在我国400余座城市为近3亿用户提供一站式出行服务，5月20日专快车日成交订单总数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
服务业发展是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助推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往往都需要借助新兴产业的力量。我国服务企业与工农企业的融合发展渐成趋势，有效促进了工农业转型升级。农业家庭经营与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的多种服务企业联合，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推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生产方式转变。服务业发展对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现代工业企业对研发、设计、信息咨询、交通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大大降低了工业企业的融资成本；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与零售企业、网络公司等服务企业合作开拓市场，并依靠由其提供的大数据资源获取最新的市场信息；管理咨询、技术中介、教育培训等服务机构直接参与工业企业的组织重构、技术更新和人力资源配置等运营环节，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向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2%和8.1%，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2和2.1个百分点。
服务业发展有利于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多数服务业属于劳动或知识密集型行业，具有鲜明的低碳特征。因此，产业结构由工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必然大幅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的依赖程度。在我国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业和批发零售业两大行业增加值占比达到30%左右，2014年两大行业每万元增加值能源消费总量分别仅为工业的44.9%和29.4%。随着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16年上半年，煤炭消费在全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同比下降2.9%，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2%；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减少，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9.3%。
从今后一个时期看，我国服务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成长空间。初步测算，“十三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潜在增长率为8%左右，按服务业贡献率50%—55%计算，可拉动GDP增长4.0—4.4个百分点，比“十二五”期间多贡献约0.5个百分点，这将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我们要顺应规律，抓住机遇，坚定不移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大繁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