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烽火岁月
无论是指挥者，还是战将们，二野的一路发展和征程都是他们一生中难忘的记忆。穿过历史的烟云，那些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他们的讲诉，深深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邓小平：对二野历史的回顾
1945年8月，邓小平与刘伯承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扩大为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等四个地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1948年5月9日，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1949年2月5日，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任政治委员。
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
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刘伯承同志的话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我们就先打了个上党战役。接着对马法五、高树勋一路，又打了个平汉战役。还要说远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那时不叫二野，是二野的前身。国民党同我们搞摩擦，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抗战胜利后，他们进攻解放区首先攻的就是这个大门，而我们守这个大门的力量并不强。阎锡山进攻上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我们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从编制上讲，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在前线，好多将军都不在，在延安开会。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的，同机飞回的有伯承和我，还有陈锡联、陈再道、陈赓等。那时宋任穷留在冀南。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到，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啊，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马法五的第40军、30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拼了一次，一拼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
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刘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
所以说，抗日战争时，全国各个解放区都有摩擦战，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也在这个地区。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野战军的格局，编成纵队。打完上党战役编了四个纵队，从东向西数，1纵杨得志、苏振华，在冀鲁豫；2纵陈再道、宋任穷，在冀南；3纵陈锡联、彭涛，在太行；4纵陈赓、谢富治，在太岳。接着，又编了6纵、7纵。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战争开始三个月后，毛主席就说，全国战场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八个旅，这个仗就肯定能打胜。果然，第一年就歼敌九十七个半旅，略超过一点。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一点。由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定。从1946年7月开始，到1947年6、7月，打了一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地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
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要早反攻。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北方人到南方，真不容易。果然一过淮河，好多人拉肚子。中国真正的南北界线是淮河，淮河以南就叫南方，不是长江以南才叫南方。一过淮河，种水稻，走山路，都是南方的生活习惯。原来我们估计不足，只知道北方人到南方有不习惯的问题，过了淮河才知道就是原来的南方人，鄂豫皖的人，在北方过了好多年，也不那么习惯了。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
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因为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什么叫胜利？胜利不在当时消灭多少敌人。要不要消灭敌人？要消灭，要争取打几个歼灭仗。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完成得并不好，消灭的敌人不多，除地方保安部队外，一共只消灭了几个旅。但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着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1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张才千的10纵和12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就是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主力撤回北面，准备大的战斗，大的战斗还是到北面去打。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算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所以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受到削弱。只有秦基伟的9纵，你们那一坨，保持兴盛的旺气。主体四个纵队就削弱了，更新也困难啊，有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仅两个旅，只有一个纵队是三个旅，就这样迎接淮海战役。当然中间还打了一些小仗，凡是有机会取得胜利的，没有丧失过机会，该干的都干了。后来，转出大别山，以后到了豫西，成立扩大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
迎接淮海战役的时候，总的形势很好。东北战场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鼓舞很大，西北也稳住脚，中原三足鼎立。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渡江作战，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我们如果对指挥有意见，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
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了。渡江作战后，除了三野在上海打了一仗以外，其他的算得了什么大仗？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1950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90万，90万，6000万，60万。什么叫90万、90万呀？头一个90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90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90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6000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60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这时二野还增加了一个18兵团，18兵团原先也是晋冀鲁豫的部队。
这就是二野的历史。二野担了重担，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苦头是吃了不少，但是困难都胜利渡过了。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队没有完成任务的，全部能够承担艰难的任务，一个新部队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概括全体，情况都是这个样子。就说这么多，讲的是故事，值得回忆啊。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刘伯承：二野在解放战争中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关于解放战争，就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我没有专门研究，最近也没有翻看有关文件和资料，只凭个人记忆，谈一谈。
解放战争的胜利，第一是靠党的领导。整个战争中，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是很明确的，我们只是认真执行和反复实践。第二是靠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胜利的源泉，如果不是人民战争，许多奇迹，是不可思议的。第三是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讲的就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实际斗争与作战中的许多问题处理得好或不好，从根本上说，也是思想方法问题。我们在实际中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去指挥作战，取得了胜利。
解放战争，是1946年从第二野战军打上党、平汉战役开始的，到1949年解放西南基本结束，后来进军西藏也是二野部队。解放战争从战略转变上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敌人全面进攻，我们集中兵力大踏步进退，消灭敌有生力量。时间是1946年7月到1947年2月。第二阶段，敌人全面进攻转变为重点进攻，我们在重点方向上放弃城市，大踏步进退消灭敌人，准备中间突破。时间是1947年2月到6月。第三阶段，我们开始反攻，敌人变成重点防御。时间是1947年6月到1948年中原会战。第四阶段，进行战略决战，结束敌人重点防御是在淮海战役。
党的“七大”提出了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成立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时，也进行了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再挑动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在争取和平民主的阶段里，我们党紧紧抓住了和平的旗帜。我们要和平，但蒋介石不允许，他要打仗，不是我们党要打仗。和平民主阶段，我们是有和平民主这个打算的。当时，我们党的方针政策都要求我们要讲团结，讲合作。从那时敌我力量对比来看，军事斗争形势于我不利，我们也不愿意打仗。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坚持斗争，争取和平。正如小平同志在邯郸作报告时说：“能争取和平民主很好。”
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下飞机第一句话就是：“和为贵。”而后在谈判中又提出了民主的问题，建议组织政治协商会。我党始终抓住和平这个旗帜，国民党丢了这个旗帜。我们要和平，蒋介石不要和平；我们要民主，蒋介石不要民主，不要政协。从1945年8月，蒋介石始终没停止挑衅。开始是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当时蒋介石进攻部队从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侵入我晋东南的襄垣、屯留、潞城等地区。从新乡、石家庄沿平汉路进逼我磁县、邯郸地区。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了。这可以看出是谁背信弃义。毛泽东同志赴重庆时指示：蒋介石要进攻，你们拼命打！主动权在我们手上。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奋起自卫。
在上党战役中，阎锡山的13个师共三万五千多人被全部消灭。在平汉战役中，打得敌新八军和一个纵队一万多人起义，两个军在溃退中被围歼。这两仗给敌人的教训很大。敌人硬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这是咎由自取，理在我方。我们通过斗争，争取了多数，孤立了敌人，教育了群众。比如，当时小资产阶级对我们经济纲领就赞成，对政治纲领不大赞成，但我们能争取它。对和平民主是否这样看：我们要和平民主，敌人不要，问题不决定于我们。我要和平，你不要和平，我以战争方法争取和平。“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全国人民面前，没有输理。后来和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搞什么“调解国共军事冲突”，成立什么“三人小组”，都是骗人的，都是为蒋介石打内战争取时间。所以郭沫若说，“骗”字从马。这话讲得好。最骗人的是那个停战令，要我们从铁路后退六十里，实际上是保护敌人。这可以看出帝国主义的嘴脸，他们是站在反动派一边的。
关于上党、平汉战役。上面已谈到了，上党战役开始时，敌正沿同蒲路与平汉路推进，但我们背后正背着上党这个很重的包袱，力量不好抽，而且部队子弹也少。这时，我军在东北也尚未进入阵地，如果不阻平汉之敌，则不能掩护东北我军进入阵地；当时，对长治是打得下与打不下，都要很快转入平汉。打长治时遇到雨，太原方向又来了几个师的敌人援兵，我们随即组织部队到老爷岭歼灭了援兵，才保证了上党战役的胜利。这个胜利，使我们背后有了靠头，又有了子弹，为很快转入平汉线作战创造条件。两个战役对蒋介石震动不小，连美国都不满意，责问蒋介石：“兵力还没有调齐，怎么能打？！”上党、平汉战役的胜利，把球门守住了。随后，战争就开始停下来了，搞和平民主，没有这一仗就不会有这个局面。
平汉战役后，开了峰峰会议（即1945年11月10日在邯郸以西的峰峰矿区召开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届扩大的全体会议），讨论中央指示和布置我区工作。主要研究了发动群众，严阵以待，以应付敌人进攻的问题。还决定把晋冀鲁豫和山东连接起来，扩大后方，便于我军活动。此外，还确定整编部队，以适应运动战需要。
平汉战役后，敌人步步紧逼。我们进行整军、练武，不这样不行。在邯郸，从高级干部起，人人打靶，学战术技术，就是要整军练武。
1946年6月，国民党背信弃义，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的李先念部，继而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并扬言6月30日将有惊人的胜利。当时山东也很吃紧。后来中央命令来了，军队出动到南线作战。三出陇海，切断陇海路，意义很大。把敌人在中原的整编第3师、47师、41师，在华东的五军、整编11师、88师等都吸引过来了，虽然我们的包袱重了，中原和华东的包袱却轻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很重要。我们打陇海路，给他们两方面以有力支援，就体现了这个思想。那时敌人兵力还是强的。因此，毛泽东同志指示要一“团”一“团”地吃，规定各战略区歼敌数字，各个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削弱敌人，争取由不平衡到平衡。根据这个指示，我们几次出击陇海线都是打的运动战，找弱点，各个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争取敌我力量的平衡。当时具体采取了外线打与内线打相结合的打法，敌人吃亏不小。内线作战，全国一年消灭敌人一百个旅。由内线转入外线是个大转变，是战略问题。内线我们有长处，有群众支持和配合，但对解放区消耗太大。转入外线，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石林会议（即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于1947年6月10日在安阳县的石林村召开的各纵队首长会议。会议讨论了转入战略进攻的各项问题和各项准备工作）后，准备出击到外线，到大别山。打出去前，还准备打几仗，多消灭点敌人，出去包袱轻点，也减轻点根据地的负担。如打了汤阴，打了安阳等，这些都做了，这才过黄河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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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敌人的战略，开始是企图用优势兵力全面进攻，打了一下不行，停下来，一面利用“三人小组”捣鬼，搞什么“谈判”，一面集中兵力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敌人的打算是：黄河归故，正面防御，两翼包围。即：中间以黄河为防线，说什么抵得上“四十万大军”。左翼集中31个旅共20万人包围陕北；右翼集中56个旅共40万人包围山东。并企图把华北我军聚歼于华北平原。敌人摆的阵势是两头粗，中间细，象一只哑铃。
我们反攻的战略是：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三军配合是：由二野实施中央突破，直插大别山；由陈毅等同志率领的三野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由陈赓等同志率领的二野的两个纵队和38军为右后一军，挺进豫西。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掎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东边以山东我军在胶东展开攻势，把敌引向渤海，西边一野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毛泽东同志说，他无论如何在陕北不走，这不但吸引了敌人，而且在政治上也有重要意义。
遵照中央的部署，我们二野强渡黄河，实施中央突破。敌人利用黄河从陕北到山东所构成的“乙”字形防线，被我们一举攻破了，敌河防部队全线崩溃。过黄河，目的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使跃进的包袱轻点。当时，美国人搞鬼，说不让在黄河边上打仗，要保护新修复的黄河河堤不受破坏。我们没管它。1947年6月30日过黄河，过黄河后，新华社发表了揭开大反攻序幕的报道消息。毛泽东同志批评说消息发早了，指出锅盖揭得早了米不熟，一切决定于仗打好，事成了再公布。过河后，出其不意，发起了鲁西南战役，消灭敌人九个半旅。很快，毛泽东同志的命令又来了，指示要跳出去。这时，华东来了几个纵队，但部队都很疲劳
，子弹也消耗不少，再打就走不了了。我们决定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不打了，准备向大别山跃进。
原定8月15日走，但敌人有搞黄河决堤的可能，威胁很大。我们知道这种事蒋介石是做得出来的，所以还是早走为好，免为水淹。同时，山东与西边敌人都来了，再打也打不好。因此，提前南下。
我们要走，华东西进兵团领导问他们怎么办，我电话告诉他，把部队在陇海路北摆一个“和”牌。就是“牌九”中一边是一点，一边是三点，四川人叫“么三”的那张牌。即用四分之一的兵力钳制、迷惑敌人，用四分之三的兵力寻机集中歼灭敌人，以此掩护大部队南进。
当时的反攻是在消灭敌人预定数量后，针对敌中间防御薄弱的弱点，从中间突破。鲁西南一仗，又消灭敌九个半旅，而后才直插敌人的心脏——大别山，给他心脏一刀。大别山是向南突出的一个“肚兜”，东可威胁南京，西可威胁武汉，这个战略地点选得好。反攻又是三支大军“品”字形南下，军事形势也好。这时政治上是我党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组织广泛的反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在后方也积极准备力量进行土地改革，开展生产竞赛和支前运动。各方面的形势是很好的。
我挺进大别山，从中央突破后，敌人的哑铃把子断了，两头的敌人被拉回来了，我们背起四十多个旅。这个胜利，不但使军事上起了变化，而且使政治上也起了变化。内线作战时，我们是全民以赴，全力以赴，解放区经济被破坏了，不反攻到外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是不行的。转到外线作战，兵源、粮源、饷源皆取之于敌区，敌粮源、饷源在中原主要是取之于蚌埠与淮河流域。我到中原，敌之粮源为我利用，饷源也为我利用，即吃穿用皆取之于敌。兵源我们搞瓦解敌军，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逃跑回家，投诚过来没事。从而敌人丧失了在中原的粮源、饷源、兵源。战争是人力、财力、物力的较量，我们出击到外线，就是破坏敌人的人力、财力、物力，保护解放区。
到大别山与中原后，三路大军协同作战，运用集中对分散与分散对集中，歼敌有生力量。并且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阵势很大。有较好的效果。比如，吸引来了敌人四十四个旅，都被我们搞垮了，桐柏、江汉地区，我们也占领了，所以程潜说：“我们集中打你们，你们分遣建立政权；我们分遣，你们便集结，各个歼灭我们。”我们就是采取这种战略，大大削弱了敌人。就是这样由敌我力量的不平衡到平衡，又到新的不平衡，我军力量不断壮大，敌军力量不断缩小，最后是进行淮海决战。这里再说一句，整个解放战争全国是一盘棋，一野、四野等部队和二野、三野是配合作战的。
决战后，是渡江问题。原来准备过江只三野去，后又决定二、三野一齐去。以后四野也来了，成为右梯队。二、三野是第一线。这样就形成了百万雄师下江南的局面。最后是进军西南。这里有一点要讲明白，没有中央的统一领导，没有全国的胜利与各个部队的配合，进军西南是不会那样顺利的。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宝库的重要贡献，就是依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战争发展的客观实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军事路线。
选自《刘伯承回忆录》
陈赓：挺进豫西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司令员，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47年4、5月间，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的部队，横扫晋南的敌军，收复和解放了25座县城，歼敌两万多人。晋南敌人除了运城、安邑、临汾等几个孤立据点以外，已经全部肃清。6月，党中央叫我到陕北去，部署4纵队下一步的行动。
7月19日，我到了中央的住地——靖边县小河村，晋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这时，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我军已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敌人不但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在山东、陕北进行重点进攻，并且这种重点进攻也已遭到重大打击；我军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北、晋南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也在迅速前进；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敌军虽仍在数量和装备上优于我军，但士气更加低落，战略性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后方十分空虚。敌人为了挽救其颓势，加紧了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企图把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破坏与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党中央毛主席为了破坏国民党的这个反革命的战略方针，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使敌人转入全面防御，我军转入全面进攻，决定实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我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已经突破黄河天险，正在鲁西南大量地歼灭敌人，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并准备向大别山跃进。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也准备在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率领华东野战军的主力挺进中原。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说明了这些情况和中央的决策，并且改变了要我4纵增加到陕北战场的原议，决定以4纵、9纵、38军组成一个兵团，挺进豫西，配合主力作战。
对于挺进豫西的行动，毛主席给了极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指出，刘、邓率领我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一定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追堵；胡宗南又被牵在陕北，深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进去以后应当放手发展，东向配合刘邓、陈粟，西向配合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根据地。主席还向我讲了破釜沉舟的故事，并说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将要渡河的地方，要我们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打出去。最后，主席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现在部队士气很高，在晋南反攻中又搞到了敌人大量的装备，正是兵强马壮，弹药充足，在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一定可以师出报捷。出师以后，部队迅速展开，弹药的运送补给可能有时跟不上；到了新区，伤员的安顿也可能有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主席笑着说：对么！弹药不足，由蒋介石来“补充”你们；伤员安顿，靠群众么！我们从来是这样办的。根据地是创建起来的，不是一切搞好了才去革命么！蒋管区的人民遭受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你们去了要好好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人民革命的**推动起来，这样就一定能胜利。
以后，在我们进入豫西不久，接到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毛主席在这个指示中，十分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阐明了我军第二年的作战任务和作战方针，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陈再道：东进冀南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冀南纵队司令员，第2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参加了上党、邯郸、淮海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37年12月中旬，129师首长要我和李菁玉等原在冀南地区工作的一些领导干部，率领769团的四个步兵连及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连，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去，协同地方党，开辟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首长再三叮嘱，要我们好好学习毛主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很好地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坚决打击日寇，积极壮大我军的力量。
当时，冀南地区的情况异常混乱。河北省的石家庄、邢台和山东省的德州失陷后，国民党在冀南的军队，如宋哲元部，已经狼狈溃逃。日寇在南下中占领了大部分县城，其主力继续南进，留在平汉、津浦路及抢石、邢（台）临（清）公路的部队，收买、利用一些民族败类在各县筹组“维持会”、“皇协军”，以建立伪政权。各地的土匪、失意军人等，到处招兵买马，一时匪迹遍野，“司令”如毛；地主、商人、政客等则打着“防匪自卫”的旗号，组织民团和各种道会门，以维持其统治。这些土匪、民团、游杂武装，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在日军、汉奸的挑拨下，互相火并，并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敲诈，闹得民不聊生，田园荒废。广大人民目睹家乡沦陷，又遭土匪、汉奸和各种游杂武装的蹂躏、渴望社会秩序迅速安定，武装起来杀敌救国。在我们去之前，我地下党已经组织了一些武装，并在土匪、游杂武装中做了一些宣传和争取其抗日的工作，129师已派胥光义、孙继先等30多名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进入冀南地区，了解情况与开展工作。但由于我党我军在当地的力量比较小，还不能扭转这一混乱的局面。
我接受任务后，与随军东进的地方干部一起，对冀南的形势和如何开辟这块抗日根据地等问题作了反复研究。大家认为，冀南地区当时正处在国民党的军队、政府逃跑了，我党领导的全面抗战的局面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上的各种力量都在活动的特殊时期;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紧紧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把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都争取到抗日的道路上来，才能打开局面。只要我们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定能够打开局面，建立起巩固的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15日，我们跨过平汉路，到了河北省隆平县（今隆尧县）的魏家庄，准备向冀南腹心地区——巨鹿和南宫县前进。巨鹿和南宫离铁路较远，敌人尚未占领。1935年在我党的领导下，这里曾举行过暴动，群众基础较好。我们准备以这两个县为立脚点，开辟整个冀南工作。到了魏家庄后，胥光义等同志和群众告诉我们，巨鹿一带在打仗。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我们决定暂时驻下。
驻下后的第一天，我们正在开会，侦察参谋突然领着一个衣衫褴褛、面带倦容、年约30岁的老乡来见我。不等参谋介绍，这个老乡就伸出两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眼里含着泪花，兴奋地说：“可找到了！”原来他是冀南地下党派来给我们送信的同志。这真使我们喜出望外。我叫他先吃饭，休息一下，他怎么也不肯，急忙取出缝在棉衣里的信，然后向我详细地报告了巨鹿一带的情况。原来，正在打仗的是巨鹿县保安团和土匪刘磨头、史汝南、邱庆福、王子耀等部，为争夺地盘和势力而在互相开战。他们在巨鹿城西一带摆开了一条10多公里长的战线，已经打了十多天。刘磨头等本是当地的惯匪，近来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收容了一批国民党溃散的官兵，裹胁了一些群众，居然扩大到六七十人。他们到处烧杀奸虏，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巨鹿县保安团长王文珍、警察局长甄福喜、县政府秘书刘建三等，是当地封建势力的代表。早在1935年他们就残酷地镇压过我党领导的暴动，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现又秘密接受了日军的委任，筹组“维持会”。他们的保安团有近千人，人数虽没有土匪多，但老兵多，装备好，战斗力较强，同时又有相当深厚的封建统治的基础，不少群众还受其欺骗和蒙蔽。
巨鹿是进入冀南的一个门户，必须正确地处理这一事件，否则，我们不仅无法进入该县，而且对打开局面，开辟整个冀南抗日根据地也很不利。于是，我召集负责同志进行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两方面我们都不能帮助，因为一方虽打着抗日旗号，却是土匪性质的部队，另一方是已与日军有勾结的当地的封建势力。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双方晓以抗日大义，进行调解，争取他们在我党的领导下团结抗日。我们估计这是有可能的。从巨鹿保安团的情况看：他们害怕土匪，如果土匪打进城，他们的统治也就完蛋了；他们虽然接受了日军的委任，但在广大群众积极要求抗日和我军威震华北，并已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情况下，还不敢公开投敌；他们虽然害怕共产党、八路军，但由于土匪已危及其生存，靠日军的势力一时又靠不上，因此，只要我们能晓以大义，说明我党不念前仇，不计旧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他们是可能接受的。土匪刘磨头等，虽然人数较多，却是一群乌合之众，内部矛盾也多，他们嘴里喊着“打开巨鹿过年”的口号，实际上也知道进攻巨鹿，消灭保安团实非易事，同时他们现在还打着抗日的旗号，我们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道理说服他们停止进攻也是有可能的。
根据讨论的结果，我们一面派人赴刘磨头指挥部，劝说其停火，一面写信送到巨鹿城，要保安团深明大义。为了对双方施加压力，我们还将部队移至紧靠火并地区的邢家湾。刘磨头在我方代表的耐心说服下，见正义难违，同时惧怕我军与保安团联合起来消灭他们，便见阶下台，答应停火。王文珍等第2天也复信，欢迎我军派代表进城商谈调解。于是我们就派张子衡等同志到巨鹿城进行商谈。王文珍、甄福喜、刘建三等对我方代表表面上奉承迎合，内心里却打着鬼算盘，企图借我军之力，迫使刘磨头撤退，但又想阻止我军进入巨鹿城：以便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停火问题虽很快达成了协议，土匪退出巨鹿县境后，保安团也退至城内，但对我军入城问题却借故拖延，一直谈了两天多，在我方代表耐心地宣传了我党的各项抗日政策，严肃指出了他们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们才不得不同意我军的主张，答应我军开进巨鹿城。
1月25日一早，我和李普玉率部队由驻地出发，下午3时到了城西关。这时，城门口已站着一大堆人，他们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穿着西服或军装。看到我们便哈腰鞠躬、拱手作揖。可是就在这些笑脸后面，城墙上、城门口刀枪林立.我们的人装作没有看见，正要入城，掌握该县实权的县政府秘书刘建三，急忙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满脸陪笑地说：“敝县城内房子很少，难民甚多，贵军在此下榻，恐使官佐身受委屈，吾辈同人商议，想请贵军暂且退驻城西一带，务期察谅东进冀南努石民困。粮草概由政府筹办。”显然这是他们耍花招，拒绝我军入城。我们考虑在此情况下，如我军强行入城，就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不利于分化其内部，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因此，李菁玉同志留下进城继续谈判，我则将部队带至城西北2公里多的张家庄住下。
第二天拂晓，我派骑兵连绕过巨鹿县城到城东南去警戒威县之敌。骑兵连有意拉开距离，经沙地向东南方向奔驰时，沿途尘土飞扬，兵力莫测。王文珍、甄福喜疑神疑鬼，认为我军是在包围巨鹿城，于是急忙以巨鹿县政府、保安团、警察局、名流士绅等名义联名请我去吃饭。为了对他们施加点压力，第一次我以“军务在身”为理由没有去。他们又派人来请，我以同样理由推辞了。这下他们慌了，只好恳请李菁玉同志亲自来请我进城。李菁玉同志对我说：“你不进城，他们连觉都睡不着啦！”我考虑他们既然反对我军入城的态度在表面上有所收敛，可趁机做些工作，就带着三个骑兵警卫员进了巨鹿城。在宴会中，刘建三有气无力地再三解释不让我军入城的理由，请我切勿误解。王文珍、甄福喜等也灰溜溜地坐在我对面，一声不吭。但是，有几位开明士绅，对我军调解巨鹿事件再三表示感谢。针对这种情况，我又将党的政策，特别是统一战线政策宣传了一番。说明我们八路军东进纵队是奉命为破坏津浦路，配合台儿庄会战，发动和领导冀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而来的，不仅巨鹿城要进，冀南一切地方我们都要进。接着，我又严肃地说：“诸位当中不少是有志抗日之士，但也有个别人，曾杀过共产党，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现在又接受了日军的委任，准备组织维持会，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当我说到这里，只见刘建三、王文珍、甄福喜等，把头低下去，不敢看我一眼。但当我说到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仇、不念旧恶，要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时候，刘建兰等人才抬起头来连声说道：“共产党宽大为怀！”最后，我又明确地提出了三点要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保安团听候我军改编。我讲完话，那几位开明士绅立刻前来向我敬酒，表示坚决拥护。王文珍、甄福喜等则急忙向刘建三递了一个眼色。刘建三不得不强自振作地站起来，宣布他们完全接受我提出的条件，表示今后一定参加抗日，并准备明日欢迎我军进城。
27日上午，我率部队开进了巨鹿城，群众夹道相迎。进城后，我们与地下党举行了公开会合，并成立了“巨鹿县战地急动员委员会”，委派了县长。接着又将保安团改编为东进纵队第5大队。同时也派了一些干部到刘磨头部，进行抗日教育和改编工作。
“巨鹿事件”的解决，是我们到冀南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我党我军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实际行动，不仅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并且也消除了一部分地主士绅的疑虑。使倾向抗日的更加依靠我们，一部分动摇者，也迫于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和我军的声威，不得不向我军靠近。因而在“巨鹿事件”解决后，南宫、清河、冀县、新河等县的各界人民纷纷派代表请我军前去安定社会秩序，领导他们抗日。2月8日，我们进驻南宫城，与冀南地下党领导机关胜利会合，并遵照中共北方局指示，成立了中共冀鲁豫省委（不久改为冀南区党委）。同时，派部队协助地方党组织，又在新河、清河、冀县建立了抗日政权，收编了一部分地方保安团队。并深入乡村，大力宣传我党政策，建立和改造区村政权，组织各种抗日群众团体，成立了“抗日军政学校”，招收了上午名青年知识分子，为以后的发展准备干部。我们还以先期到达冀南的挺进支队为基础，增派一部分千部和部队组成两个挺进队，一个西向平汉路东侧的隆平、尧山（今隆尧）、任县一带，一个东向津浦路西侧的武城、夏津、高唐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摧毁伪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发动群众。并派部队南向邢临公路，对敌伪展开攻势，争取了威县伪警备旅反正，将其改编为独立第2师。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终于打开了。
……
选自《冀南党史资料》
吴先洪：鲁西南战役散记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7旅20团副团长、8旅24团团长，皖西军区第二分区副司令员、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六安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
“四十万大军”的破灭
1947年6月，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奉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打过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
要大反攻了，要打到敌人窝里去了！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啊！热烈的支前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全区展开。大批刚刚翻身的农民，满怀着战斗的激情，拥进了野战军和军区部队。大批的粮食、物资，运进了兵站。沿河七县，支前运动更是热火朝天。乡亲们自动组织起来，清查户口，封锁消息，控制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每一个村庄，都为部队派出了最好的船工，每一个路口，都设立了茶水站。大娘大婶们，没日没夜地为大军烧水、磨面，或守在路旁，把一碗碗凉好的茶水，送到过路战士的手上。
部队的指战员们，当然更是紧张、繁忙。作政治动员、练兵、准备渡河船只、组织侦察……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其实，这种准备并不仅仅在我们这些就要渡河的部队里进行，也在几百里之外的兄弟部队中紧张地进行着：就在这个时候，我豫皖苏军区和豫北的部队已经按照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统一部署，对平汉线、道清线和豫东敌军发动了攻势，从黄河南北威胁敌人指挥中心开封、郑州，使敌人造成错觉，以致当我铁骑已经纵横在鲁西南的原野上时，敌人还被蒙在鼓里……
一切准备停当，6月30日夜，渡河作战开始了。
这天夜晚，天空纤云四卷，皓月舒波。青纱帐里，小风习习。鲁西南的夏夜，显得无比的静谧。但是，就在这一片静悄悄的时刻里，我们的十几万大军，已经全部在岸边集结。成百的大小船只，开出了隐蔽的船坞。一列列巨人似的大炮，已经从浓密的青纱帐里昂起了头，张开了口。来自七县的船工们，胸前戴着大红花，一一跨上舵位，拉开了架势，准备和黄河英勇搏斗。
黄河，这一向被人比作猛兽的黄河，果然名不虚传。滔滔浊浪，时而迷迷茫茫，浑然一片，时而奇峰突起，超乎旷远，好像想凌驾南山，以望东海，飞腾冲闯，摧毁一切。难怪蒋介石要吹嘘，黄河足抵他的“四十万大军”了。但是，这“四十万大军”，顷刻就要烟消云散了。
河南岸的敌人，是国民党军第四绥区刘汝明部的55师和68师，共六个旅的兵力。河岸上，修筑了密密层层的工事，加上有这万丈波涛的黄河天险，敌人蛮以为万无一失。据说，当夜55师一个团的军官们，还麇集在一个大“乌龟壳”里为他们的团长大人祝寿呢。正在觥筹交错之际，河北岸，东起东阿、西至临濮集三百多里的宽正面上，传来了天塌地陷般的巨响。霎时，南岸敌人的阵地就被湮没在一片火海里了。黄河上空，但见彩虹千条，金桥万道。我军战船齐发，乘风破浪，直指南岸。
敌人开始还想顽抗，疯狂地向我突击部队射击，但在我北岸猛烈的炮火和船上各种火器的压制下，很快就土崩瓦解了。除了一部分被消灭外，55师的两个旅缩进了郓城，68师主力放弃鄄城，和55师的一个旅一起逃向菏泽。我军立即占领了沿河的广大地区。当时，我在3纵8旅24团当团长。我们纵队是渡河作战的预备队。先头部队强渡成功后，我们也跨上了战船，向南岸进发。这时，两架敌机瓮声瓮气地从远处飞来，在半空中悬上了几颗照明弹，把河面照得通明，接着又投下了几颗炸弹。冲天而起的水柱，活像一支支为敌人吊丧的蜡烛。
战
士们根本没把敌机的轰炸当回事，大家安静地坐在船上，还在继续地谈论着各自的立功计划，这使我不禁又想起了渡河之前，太行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送来的成千上万件手帕、线背心上用千针万线绣成的那句话：
爹娘殷殷盼喜报，
不灭蒋匪别回家！
半个钟头后，我们便登上了南岸，蒋介石一再吹嘘的“四十万大军”，就这样破灭了。第二天，队伍继续向预定的集结地前进。正走着，司令员陈锡联同志和纵队的其他几位首长乘着一辆在鄄城战斗中缴获的中型卡车赶了上来。司令员从车里探出身来，亲切地向大家问道：
“同志们，黄河天险怎么样呀？”
“像豆腐渣！”战士们欢笑着回答。纵队首长们也禁不住笑了起来。陈司令员接着告诉我们说：兄弟部队一纵和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已经包围了郓城。55师刚作漏网之鱼，又成了瓮中之鳖。末了，他告诫大家：“不过，可不能麻痹大意哟！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敌人！”“这一回，可不会再叫55师这条大鱼跑掉了吧！”三营营长傅家让说。
陈司令员笑着做了个钓鱼的动作，意味深长地说：“跑是跑不了的。不过，郓城的敌人不是什么大鱼，只是一小团鱼饵。刘、邓首长正在用它钓真正的大鱼哪！”
大刀阔斧，斩断长蛇
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是由北而南排列着的三个集镇。镇间相距各约三十里。敌人三个师各据一镇。三镇首尾相衔，酷似一条长蛇。六营集的70师是蛇头，独山集的32师是蛇腰，南面羊山集的六十六师是蛇尾。
那几天，王敬久既摸不清我军主力所在，又摸不清我们的意图，以为我将西取菏泽，或东取济宁。他怎么也料想不到，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绞索圈已经朝他的脖子上投来了：郓城、定陶战斗一结束，刘、邓首长便根据毛主席的放手歼敌的指示，决定连续作战，使用全部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旅共15个旅的兵力，再来一个神速行动，斩断、歼灭这条“长蛇”。
于是，在一声号令之下，十几万大军立即同时动作，向敌人冲杀过去。
13日，我们3纵和兄弟部队2纵向东急行军一百四十余里，迅速割断了“蛇尾”，把羊山集的66师紧紧包围了起来。旅长马忠全同志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行动的时候，一纵和六纵也已经把“蛇头”和“蛇腰”的70师、32师分割、包围起来。冀鲁豫军区的两个独立旅则在羊山集以南、万福河以北的地区占领阵地，在金乡王敬久指挥部和羊山集敌人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铁墙。
敌人的长蛇阵就这样被我们斩断了。王敬久吓得心惊胆战，惊惶失措，部署错乱。他先要南北的两个师向中间的32师靠拢，随后又改变主意，要中间的32师向北与70师会合，然后一起向南退守羊山集，企图化“长蛇”为“核桃”，避免各个被歼。但是，时间已经晚了。
敌人的三个师被切割开以后，听说北面兄弟部队一纵和六纵攻歼32师和70师的战斗是这样打的：
北进的32师一出独山集，我军立即展开猛烈的追击和侧击，松松快快地吃掉了它一个旅。只有敌师部和另一个旅逃进六营集。六营集不足四百户人家，又是沙土地，粮食、饮水极其缺乏。32师逃入后，两个师挤在一起，部队展不开，指挥不统一，加上争粮夺水，混乱得谁也管不了谁。
14日夜，1纵和6纵向六营集之敌发起了总攻。为了防止敌人作“困兽之斗”，以小代价取得大胜利，他们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打法；在东面给敌人虚留一条生路，而以重兵在六营集东面一个大洼地里布置了一个大口袋。果然，当我军由西向东的猛攻一发起，敌人即以32师为左翼、70师为右翼，利用夜暗和青纱帐的掩护，向东突围。可是，一出六营集，就被打得什么“翼”也没有了。官兵们竞相夺路逃窜，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腿。车辆人马，自相践踏，死伤无数。除32师师长亲率少数敌兵，乘着混乱拼死突围，逃向济宁以外，其余全部被赶进了大洼地，一网打尽。几天前还在向蒋介石表示“不成功则成仁”的敌70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副师长罗哲东等一群高级军官，也被我们俘虏了。
选自《星火燎原（第九集）》
肖永银：狭路相逢勇者胜
1946年1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18旅旅长。率部参加陇海路战役。在保障主力攻克兰封后，又率全旅南下奔袭杞县，歼敌800余人。该旅由于纪律严明，受到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等首长的通令嘉奖。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第12军副军长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7年8月，我刘、邓大军在鲁西南连歼国民党军九个半旅以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进军的洪流，横越中层战场，日夜不息地前进。我旅为纵队先遣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全军开辟前进的道路。经过连续十几天的行车作战，跨过陇海路，涉过黄泛区，渡过了沙河、洪河，于8月23日夜晚到达了汝河北岸。
汝河，是河南省南部的一条大河，水深丈余，河床深凹，两岸陡峭。在我军到达之前，敌人把渡口附近的船只统统拖走、砸毁了。徒涉不能，一时又找不到渡船。部队便在北岸停了下来。工兵连、侦察连分头出动，沿着河岸寻找渡船。步兵连队的战士也在附近衬里找寻漂浮器材，积极做架设浮桥的准备。
第二天一早，敌人的飞机在汝河上空低飞扫射，滥施轰炸。中午时分，河对岸西面的公路上，尘土飞扬，人喊马嘶。我站在岸上，举起望远镜看，只见敌人的炮兵、步兵、汽车、马车黑压压地从西到东，不见尽头，从油坊店到汝南埠一线，全被敌人占领了。
这突然出现的大批敌人，增加了我们前进的阻力，后面追兵又正在迫近，情况骤然紧张起来。我们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如果让敌人布好防再过河，就会完全陷于被动状态。绝不能迟延，要立即过河，想尽一切办法过河，就是先过去一个排、占领一个村庄也好啊！
紧急渡河的任务交给了52团1营。1营的指战员决心很大，但困难也很多。他们找了一上午，仅仅找到了一条小木船。这条船，一次只能载一个班，光靠它显然是不行的。战士们便用木头、高梁秸扎木筏子。敌人发现了我们的企图，飞机、大炮、机枪集中向我们轰击。河面上炸弹、炮弹、枪弹像下暴雨一样。河水掀起了一根根水柱。我们的战士都懂得这次渡河关系重大，在团的各种武器掩护下，个个奋不顾身，勇敢地跳上小船和筏子。许多会泅水的战士，干脆把外衣一脱，抱着木头向对岸游去。
十几分钟以后，第一批抢渡的战士登岸了，和对岸大雷岗的敌人展开了激战。后续部队也不停地向对岸赶去。在抢渡的同时，我旅工兵连和16旅工兵这，冒着炮火紧张地架设浮桥。此时，汝河两岸打得烟雾腾空。架桥的战士都懂得，桥，关乎我军的命运，谁也顾不得飞机、大炮了。架桥，一切为了架桥！水柱劈头盖脸打过来，他们抖一抖身上的水，再干！一个战士倒下去了，另一个立即接上去。
下午三点多钟，一座横跨河面的浮桥终于架设成了。大批后续部队跑过浮桥，奔向弹火纷飞的南岸。我们这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黄昏前，52团全部过了河，大雷岗的立脚点巩固了。从俘虏口中得知：河南岸是敌85军吴绍周部，该敌在我军正面数十里长的地区摆成一线，切断了我军南下的道路。我军先头部队虽然渡过了河，但在大敌面前，向前推进仍然困难。
天黑时，旅指挥所前进到离桥很近的小村里。各团的部队也先后集结到河边上。旅政治委员李晨同志同我一块到了河边，我们并肩站着，向河南观望：从油坊店到汝南埠连绵几十里，敌人放的大火，照亮了半个天空。这几十里长的火光后面，到底还有多少敌人？下一步怎么办？新的情况报告给纵队首长后，还没得到指示，打过火？摸不清敌人的底。等吧，如果敌人继续增兵，布好防务，一到白天就更难办了。我和李政委都感到肩上的担于沉重，默默地望着对岸，焦急地等待上级的指示。
不一会儿，纵队韦副司令员来了。和他一块来的，还有尤太忠旅长。我们正交谈着情况，一个参谋同志来报告：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到了。这使我们意外高兴。根据以往经验，凡是刘、邓首长来到，一定有重要情况。我们立即跑去，看见纵队杜政委也来了。
把首长引进旅指挥所的小草屋里，还没坐下，刘司令员就问道：“情况怎么样？”
我把当前的情况作了报告，刘司令员听后微微点头。
邓政委向李达参谋长说：“好，打开地图，先把情况谈谈。”
地图在油灯下展开，我们围上去，李达参谋长指着地图介绍说：“敌人正以十几个师的兵力，从背后向我追击。现在，敌人58、48师等三个整编师，距离我们只有五十余里，明晨八时以前就会赶到；我军正面则有敌人58军挡住去路。敌人的企图，是想拉住我军主力，在洪河、汝河之间与我决战，打乱我进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
看来，当前的情况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现在真是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大家不约而同望着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小草屋外，不时响起炮弹的炸裂声。
“情况就是这样”，刘司令员镇静地说，“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赶上，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整个行动计划。而且会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我们要采取进攻手段，从这里（他用手在地图一划）打开一条通路，不管敌人有多少飞机大炮，我们一定要前进，一定要实现毛主席为战略计划。”
刘司令员的话，使我感到全身都是力量。我旅自鲁西南战役后，人员齐备，弹药充足；既有毛主席英明的决策，又有刘、邓首长亲自指挥，一定能保证完成任务。面前就是一座刀山，我们也要踏平它，走过去。
河南岸传来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听起来好像离桥头很近，会不会敌人又来抢桥呀？从下午到现在，敌人来抢过三次了。我心里紧张起来。桥，这座小小的浮桥，它关系着整个行动计划呀！正在着急，工兵连一个通信员跑来说：“刚才敌人第四次抢桥，又被打退了。”
好！只要桥在我们手上，一切就好办了。
接受了刘、邓首长的指示后，纵队杜政委又向我和尤太忠旅长具体交代了任务：我旅从敌人正中杀出去，抗住两边的敌人，攻击前进，打开通路；尤旅接替我五十二团防务，固守大、小雷岗，保护浮桥，掩护全军渡河。
具体部署确定后，我们听到刘、邓首长要随同我们一路走，心里颇为不安。可以设想，打出的通道两侧都是敌人，我们走的道，将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以内，首长随同我们一路走太不安全了。因此，我们向刘、邓首长建议，请他们从17旅那边走。
“不要管我们”，邓小平政委说，“快去打仗，一定要从敌人中间打出一条路。”
“等一等”，刘伯承司令员略微提高了声音，严肃地嘱咐说：“要记住！现在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要勇，要猛，明白吗？”
“明白！”我回答后，向首长敬过礼，转身走出草房。
任务传达下去后，许多营、连纷纷请战，要求担负尖兵任务，当开路先锋。河岸上一片沸腾声，战士们都互相传诵着“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豪语。
旅对各团的要求，也提得坚决、明确：不怕流血牺牲。不惜任何代价，不管白天黑夜，不论飞机大炮多猛烈，一定要杀出一条路，保证实现跃进大别山，插入敌人心脏的战略计划：在战术手段上，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各团以一至九连的序列，排成四路纵队，攻击前进。每条步枪都装上刺刀，每颗手榴弹都揭开盖，遇上敌人就打。先头部队所过之处，个留下一个小据点，不留下一个敌人。
夜里两点多钟，部队出动了。52团、53团为第一梯队，并肩沿大雷岗向南打。54团作二梯队。两个突击团开进只半小时，激烈的枪声、手榴弹声响起来。不一会，前边传来报告：第一个村占领了。为了直接掌握突击部队的情况，我和旅政委李震同志，分头下到两个突击团：
漆黑的夜空被战火照亮了。到处有曳光弹、信号弹划过。前边的付子里响着枪声和喊杀声。映着敌人放起的大火，无数个战士的身影在火光下闪动，正向敌人冲杀。战斗十分激烈。
部队打下一个村庄，又扑向另一个村庄，碰上敌人就打，打完就往前插。这可忙坏了电话兵。他们不停地收线、架线，电话中接连传来报告：王庄打下了！……车桓庄打下了！小张庄打下了！……
天亮之前，我军连续攻占了前进路上的十几个村庄。敌人变成了惊弓之鸟，狼狈地向后逃跑。我军不给他喘息机会，脚跟着脚，一股劲地向南压。一路上，满是敌人的伤兵和尸体，汽车和大炮。天快亮时，我军便打开了一条长十余里、宽六七里的通路。
当两个突击团团长报告前面已无大股敌人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我们一面向刘、邓首长报告，一面又重新调整了部署：令52团、53团在通路两侧展开，要像坚固的堤坝一样。坚决抗住两边敌人的反扑，保住通路的安全，同时把54团第1营调上去，变后卫为前卫，扫荡前进。我亲自代替了营长指挥，团长下到连，营长下到班。这个营是战斗力很强的一个营，有七百多人，全部武器装备都是在行西南战役中缴获的新武器。战士们情绪高涨，一律上起刺刀。
“遇上敌人怎么办？”我在队列里走着问大家。耳边立刻响起一片回声：
“拼刺刀！”
“有多少消灭他多少！”
“……”
火红的太阳，跃出了地平线，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尽管两侧的敌人拼命反抗，但一次又一次地被我两侧的部队打下去。最后敌人出动了飞机。配合地面炮火向我军通路轰炸、扫射，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丝毫也不能阻挡我们前进。大军像破堤的洪水向西南方奔流，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军胜利了。敌人消灭我军于汝河两岸的梦想彻底破产了。
第二天下午二时左右，我们胜利地到达了预定的集结地彭店。部队休息了几个小时，吃得饱饱的，精神百倍，意气风发。黄昏时分，我们又肩负起新的任命，向息县，向淮河渡口进发了。
选自《星火燎原（第九集）》
张才千：回忆高山铺战斗
解放战争初期，任中原军区第1纵队2旅旅长、纵队参谋长。1946年由中原突围转至鄂西北，任鄂西北军区参谋长兼第4分区司令员，江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开辟以武当山为中心游击根据地。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兼江汉军区司令员，领导建立江汉解放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千里跃进途中，一直跟在我们后面的国民党军二十多个旅，现在几乎全摆在大别山北麓了。敌人想乘我立足未稳，把我逐出大别山去。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如意算盘又打错了。10月上旬，正当敌人摆开架势向我扑来的时候，我军在刘、邓首长指挥下，除留少数部队钳制敌人外，主力即以迅速隐蔽的动作，纷纷跳出包围圈，向敌军空虚的鄂东、皖西插去。皖西张家店一仗，歼敌一个整旅；在鄂东，克团风、占黄安、下武穴……横扫长江北岸三百余里。我军声威所至，九江告警，武汉戒严，江南人民纷纷传说：解放军要过江了！当年的红军要回来了！
我军的行动，大出敌人所料，连敌人的最高统帅部也猜不透我们到底要干什么。这时蒋介石正住在庐山亲自指挥作战，听到了长江北岸的隆隆炮声，以为我军真的要在江南人民的策应下，立刻打过长江，掀掉他的老巢。于是便手忙脚乱地调兵遣将，部署对策。当时敌人在长江沿线仅有不到两个师的兵力。蒋介石为了保住他的所谓“长江防线”，一面急令长江以南的“青年军”203师和新7旅，在军舰、飞机配合下，伸至江北岸之蕲春、黄梅一线布防；一面令其原驻团风、罗田一带的40师（缺一个团）和82旅，不惜一切代价，穿过鄂东，向长江边开进，以阻止我军渡江。
40师也是蒋介石的一支所谓“精锐”部队，相当骄横。鲁西南战役结束时，它放弃了安阳守备，被空运至陇海线阻我南下；我军千里跃进途中，它一路“护送”，寸步不离。我军到达大别山后，还几次同我纠缠，总之，一直想占点便宜。这次由于它大大突出于敌军各部之前，终于抢到了蒋介石亲自给它的这么一个“重大任务”。
10月中旬，我旅首先和40师及82旅在红安西面的河口附近遭遇。一开始敌人就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向我连续冲锋，看样子，真想一口把我们吞掉。我们全旅上下摩拳擦掌，正要和40师好好较量一番，纵队突然来了命令，要我们迅速撤出战斗，给敌人让开道路；另给我们的任务是：南下至广济，继续发动群众、筹办棉衣。
留着敌人不打，这是为了什么？大家一时还不理解。到达广济后，我们眼巴巴地望着敌人沿着新洲、红安通往广济的公路急进，不几天便到了距蕲春不远的浠水城。
就在敌人进入浠水的当晚（10月24日），我们收到了纵队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的一份急电，告诉我们，刘、邓首长诱敌深入的意图已达成，歼敌的时机已成熟，各兄弟部队正向预定地区开进；要我旅迅速进至高山铺以西，侦察地形，选择战场，准备参加战斗。这份电报鼓舞了全旅指战员。我们连夜收拢部队，立即再度向敌人迎去。
10月25日，在蕲春东北的漕河镇发现了40师的先头部队。公路上一眼望不到头的敌人，灰蒙蒙一片，成多路纵队不停地赶进。这时，一纵的部队已来到高山铺以南，2纵、3纵、6纵等兄弟部队，正从四面八方，日夜兼程向高山铺一带会集。高山铺一带四面皆山，的确是猎捕敌人的好地方。但是，如果敌人一旦发觉了我们的意图，或停止不前，或改变方向，那时，已到嘴边的肥肉，就有滑脱掉的可能。为了迷惑敌人，我们立即派出一批侦察队员穿着各式各样的便衣，背着“汉阳造”、“老套筒”之类的破枪，在公路两旁“恭候”。敌人大摇大摆地过来了，侦察队乱打了一阵冷枪，扭头就跑；然后换个地方，再打、再跑。敌人以为他们是游击队，完全没有放在眼里，仍然保持着几路纵队的队形，若无其事地赶他们的路。
26日中午时分，敌人终于被牵到高山铺、清水河一带，钻进了我们的马蹄形包围圈。当敌人还想继续前进，先头部队伸到界岭、洪武脑地区时，立即遭到了2旅的坚决阻击。
直到这时，敌人还没弄清我们的情况，还以为不过是游击队在袭扰，满不在意，仅仅派出两个排去抢占山头，以扫清前进的障碍。及至最后，在我自动火器的猛烈射击下，两个排几乎全部送命，他们才开始清醒，逐渐加大了兵力，由一个连、一个营，一直到用整团的兵力向我连续发起冲锋。但整整一下午，除了留下一堆又一堆的尸体外，始终未能前进一步。这时，虽然“武汉行辕”的将军们，还在打电报给40师打气说：高山铺最多只有共军一个旅，可放心大胆前进，为党国建立功勋；绕道江南先到了蕲春的40师师长李振清，也用报话机呼叫他的部下赶到蕲春吃晚饭。但是，亲临其境的40师副师长已经嗅出气味不对，天一黑马上命令部队原地停止，转攻为守，妄图伺机突围。可惜时间已经晚了。
晚上，经过长途跋涉赶来的各兄弟部队，已先后进入指定位置，抢占了阵地。6纵在敌人后边又摆成了一个马蹄形，和我们的马蹄形渐渐合拢，最后团团包围了敌人。
敌人为了夺路突围，半夜派出一部分兵力，连忙去控制来路上的马骑山、李家寨山。哪知几个钟头前他们曾走过的路，这时已不属于他们了。在那里，他们遭到了6纵的迎头痛击。敌人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妙，便拼命争夺四周的山头。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他们盲目地向子女山、蜈蚣山、李家寨山、洪武脑、界岭等处我军阵地发起了连续攻击。整整一个夜晚，高山铺至清水河一带，枪声、杀声不绝，敌人像一匹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进行着垂死挣扎。这天晚上，纵队司令部召开了作战会议，传达和布置野战司令部的总攻计划。杨勇司令员布置任务后，苏振华政委严肃地说：“这一仗关系很大，中原局和刘、邓首长非常重视。打好了可以挫败敌人的凶焰，争取一段相对稳定的时间，并将大大鼓舞大别山人民，震动大江南北，对我在大别山打开局面，立足生根作用极大。这一点必须对下边讲清楚，要求全军发挥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只许打好，不许打坏……”
作战会议结束后十小时——10月27日上午9时整，我军对困踞在高山铺、清水河的敌人发起了总攻。我旅在西，2旅在南，3旅在东，以猛虎掏心之势，一下子把敌人拦腰切成了两截。战士们从山顶猛冲下去，据守在山脚的敌人，仅仅支撑了几分钟，就抱头鼠窜，纷纷溃逃了。像一颗重磅炸弹投进了敌人心脏，我军顺着公路，一直打进了40师师部。
失去了指挥的敌人，一霎间四分五裂，40师往后退，82旅往前闯，像无头苍蝇，乱哄哄地东撞西碰。山坡上，丛林中，四面埋伏着的我军，趁势一齐向山沟压了下去。混乱的敌群，完全组织不起抵抗，只顾争相逃命。两丈多宽的公路，显得如此狭窄，被人马车炮塞得水泄不通；田埂上和山脚下，到处是横冲直撞的骡马和四散奔逃的溃兵。被撞倒的敌人，甚至来不及站起，就被活活踩死。
这一仗打得真痛快，战斗进行不到一个小时，敌人一批批束手就擒。一部分乘着混乱顺山脚下的小道向西南逃窜的敌人，只跑出十多里，就被预先埋伏在安山脚下的我军拦头挡住，在一片积水没膝的洼地里，像捉野鸭似的，一群一群被捉了上来。
高山铺一仗，全歼敌人40师、82旅共一万二千多人。这一胜利大大挫败了敌军气焰，震动了大江南北，为我军坚持大别山斗争，开辟与建立大别山根据地鸣响了胜利的一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