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事件结果的预测，特别是军事或权利斗争结果的预测，自古以来就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充满着未知的魅力，很多谋略家都以其一语成谶般的精准论断而名重千秋。然而，我国传统的预测学是一门整合了阴阳、五行、八卦、奇门遁甲等诸多元素以推测已知或未知的事件为目的的学科，带有着浓郁的玄学色彩。诸如“儒门五经”中的《周易》就是西周时用于军政大事预测的占卜之书，其核心思想具有很高的辩证逻辑性，讲究阴阳互应、刚柔相济，包含了诸多合理的哲学理念，但其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过分依靠“形而上学”的逻辑和占卜等非物质方式，而脱离了客观实在的敌我情势和周围大环境。时至春秋晚期，兵圣孙武创造性地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战争预测理论，与玄学不同的是该理论的基点在于决策者对敌我信息的掌握和甄别，进而通过合理的对比与推测，预知战争的胜负。孙子认为，军事指挥者决策的正确性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而正确决策的产生又必须以客观实在的敌我情势作为基础，故其格外重视真实信息的捕捉，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军事论断，将军事预测学从传统的玄学中解放出来，建立了以“五事七计”为基础的“知胜”理论，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孙子的“知胜”理论中，将帅打仗必须事先了解敌方的情况，而要准确掌握敌方的情况，不可靠鬼神，不可靠经验，“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并将间谍的有效使用看作“知己知彼”的基础，即利用间谍或谍报网刺探对手军事机密和情报来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同时，孙子还重视以军事试探作为军队决策时最为直接的信息补充，并提出了“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四种试探方式。如今，互联网、无线通信、间谍卫星等高科技手段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信息来源，随着科技的发展，搜集信息的竞争将进入更为深刻的层次，敌对双方围绕争取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而进行的信息战也必将愈演愈烈。
解决了信息来源的问题后，孙子提出了以“五事七计”为中心内容的战争预测理论，该理论是《孙子兵法》全书的核心思想之一。所谓“五事七计”，“五事”即“道、天、地、将、法”，分别指政治、天时、地利、将帅素质、军事体制五个方面。而“七计”是由“五事”演绎而来，是指从七个方面即从双方政治清明、将帅高明、天时地利、法纪严明、武器优良、士卒训练有素、赏罚公正来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以“五事七计”为核心的战争预测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通过对以上因素的综合分析和权衡比较，有利于指挥者看清双方战斗力的强弱，以敌我客观战力的高低来预测战争的胜负：战力越强的一方对战争的把握度和控制力也就越强，取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并不具有绝对性，否则战争的胜负只需要在桌面上摆一摆，在电脑上算一算就行了，哪还需要在战场上拼杀，也就不会有数千年悠远的战争史和灿烂的军事文化了。东汉末年“袁曹争雄”的史实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袁绍借助天下大乱、皇权暗淡的时机，依仗“四世三公”的家族旧有影响，迅速发展，成为了超级大州冀州的州牧，麾下猛将如云，并赢得了民心与舆论的支持，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三点均已占尽，然而却在官渡之战中败得一败涂地。可见，世间的政治与军事斗争是一个复杂而又微妙的过程，断不是仅凭几个简单的要素来直接决定的，占据优势只是说胜算更大。战前只有可胜的战役，没有必胜的战争。
因此，孙子的“五事七计”不仅仅是消极地用于对战争胜负的预测，更重要的是要求指挥者将这一分析结果运用于战前的军事决策上，以“经之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逻辑过程，找到克敌制胜的良方。孙子对于这种战前谋划非常重视，并在其兵法中指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作战根本方略，即胜利的军队通常是先有取胜的把握，而后才寻求同敌人交战。这种“集预测与决策于一体，未战而先胜、决胜于庙堂”的思维方式，被后世称为“庙算”。
战前“庙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这一过程究竟该如何进行呢？孙子也只是提供了“五事七计”这些基本元素，而对于“校”与“索”的具体形式却没有一个详细的论述。而各派兵家对“庙算”具体方式的理解历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在此飞刀也只是想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针对敌我形势的分析与决策，首先要搞清楚两个基本问题：我们所参与的竞争是一次二元博弈还是一次多元博弈？我们的对手是谁，谁又是我们的朋友，哪些力量是可以争取的潜在盟友？正确地把握所面临博弈的性质，清楚地分辨真正的敌友，是我们进行一切推断的基石，也是预测准确度的根本保证，将决定我们日后所采取的策略。所谓“二元博弈”，指的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竞争者只有两个的博弈，“非此即彼”似的博弈，如战场上两支军队的直接对阵；“多元博弈”则是指多名竞争者为了同一个标的物而进行的博弈，“群星赶月”似的博弈，如政治上储君位置的争夺。在多元博弈中，首先占居高点的人往往并不一定能笑到最后，相反落马率极高，春秋晋国的太子申生、西汉景帝的太子刘荣莫不如是，究其原因就在于你的对手不仅仅集中在明处，也不只局限于一个或几个利益集团，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将高位者击倒，自己取而代之。因此，在对手明确的战场上，“先发制人”诚然是决策者的首选，而“剩者为王”的多元竞争中，决策者更应善于韬光养晦、厚积薄发。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首先打破固有势力平衡的人往往都不会有好的下场，“关羽失荆州”就是前车之鉴。世界上任何一种博弈，即使是“二元博弈”或是所谓的“零和博弈”，都不会简单到只受参与竞争者自身因素的影响，因而认清周围势力的敌友性质，找到最主要的对手，就等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一个人处于博弈漩涡中很久却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这个人无疑是可悲的，其成败也就显而易见了；自己的朋友是我们在外交战场上的大本营，也是我们可以借助和动员的外在力量，运用好同盟关系可以使得自身实力在短期内得以迅速加强，扩大声势，减少自身力量的消耗；中间势力的挖掘是我们在外交阵线上拓展势力的最主要途径，其难度远远低于对对手自身的分化瓦解，“求同存异”是争取这股势力关键。历史上，楚霸王项羽就是一个失败的典型范例。楚汉战争时期，霸王项羽不顾亚父范增的反对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政敌刘邦，之后却一味地进攻齐地的田荣，给了汉军平定三秦、东出函谷的机会，同时，项羽又忽视了对自身同盟的维系，到处树敌，当垓下之围时几乎与全天下人为敌，最终兵败自尽。项羽没能认清自己在这场权力博弈中的真正对手是谁，且不善于巩固自身的同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导致了自己的失败。
在搞清楚了上述两个基本问题后，我们应该从三个层次去解析所获得信息，首先是“静形”，即敌我双方实力、天时、地利等方面的静态对比，也就是前文所讲的“孙子五事七计”；其次是“行动”，即对方军队的动向、兵力分布、奇正分合的情况等；其三是“意图”，即对方军事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是“知彼”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困难的。而这种解析的具体方法则又包括“揣”、“摩”两种。这两者最早语出于《鬼谷子》，揣者，揣之情，以己心智度彼之腹；摩者，摩其意，以我言行探人之意。通俗地讲，“揣情”就是通过我们手上现有的对方资料，利用常理和一般性知识，对于其实力、行动乃至意图进行的一个有效地预判，为日后的竞争进行准备和铺垫。这是一个主观性的环节，其成败在于：能不能获得真实而充分的基础信息、保证信息来源的多元性以及信息间的相互印证，能不能以一个置身事外的超然心态去进行客观而深入地分析。“摩意”则是通过简单接触或试探，进一步了解对方的实际情况或者对我方已有的判断进行验证，从而修正先前“揣情”造成的主观偏差。吴蜀夷陵之战中，陆逊基于现有敌情在脑中事先产生了击破蜀军的战术构架，再通过小部队的试探印证自身的想法并获取更多更直接的蜀军信息，最终制定出更为具体而有针对性的作战方略，择机展开全线反攻，并取得了战役的胜利。陆逊的决策方式正是暗合了我们所讲的“揣摩”理论的。可见，“揣”与“摩”是进行最终决策前进行预判的两种重要手段，就如同“学”和“问”一样，是一个彼此促进的过程，也是主观和客观之间的一个互补。
指挥者在战前的谋划和决策，不应是盲目的或无重点的，而应该是具有针对性的。这种针对性则是建立在前面所讲的对敌方形势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战争的指挥艺术就在于冷静思考、因敌变化，但这种变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基于对敌我双方利害进行分析之后，进行的具有针对性的变化，进而制定相应的计划和备选方案。孙子曰：“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这里的“利”可理解为优势或有利，而“害”可理解为劣势或不利。飞刀认为，“利”与“害”的关系就如同“太极图”中“阳”和“阴”的关系一般，利害往复，互为其根；害利间杂，彼此渗透。因此，人们对“利害”的认识也应该有三个境界。其一，“利害偏而思之”，只思利或只思害，即对“利害”直观而片面的认识，属于认识的初级阶段。其二，“利害兼而思之”，知两者变化消长之机，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条件，才能提高信心，便于任务的完成；在有利的情况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才能提高警惕，解除可能发生的祸患。其三，“利害杂而思之”，知利中之害乃真害，害中之利乃真利。如众寡相敌，兵众者力强，虽是优势，但粮草难济就是个问题，这就是“利中之害”。曹操正是利用袁绍的这一缺点，通过奇袭，焚烧了袁军屯于乌巢的粮草，使得数十万大军顿时崩溃。兵寡者力弱，虽是劣势，但机动灵活，便于隐密行踪，利于长途奔袭，这就是“害中之利”。曹操也是利用自身这一优点，精兵轻装，突袭乌桓，一战而定北疆。因此，我们在作战计划中，应根据这种“利害”分析，采取麻痹、利诱、示形、恐吓等方式，尽量克制对方的优势，利用对方的缺点，发挥我方的优势，以我为主，积极造势，从而在交锋中获得主动。
然而，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知道：军事指挥艺术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战场充满了不确定因素，战局瞬息万变，凭借人力是决不可能事先将一切都弄清楚。我们在强调“庙算”理论的同时，也不能一味地裹足不前，坐失战机，必须善于在纷繁复杂的战场上，一边积极进行战斗，一边主动捕捉信息，并以此为依据调整我们的作战策略和战术，从而牢牢占据主动，争取最终的胜利。因此，“庙算”只是为日后的“临阵”创造更大的胜机，为日后应变提供更为充分的准备，并不能取代最终的战阵决胜，过去不能，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