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孙子兵法》的流传，一些“失其旨要”的情况屡见不鲜，近来有些学者为了标新立异，提出孙子是一位主张放弃武力、放弃战争的“和平主义者”，而“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就成为了他们这一理论的直接证据，对此飞刀不敢苟同。实际上，《孙子兵法》十三篇从头到尾都在讲战争、讲战法，但没有一篇是在讲反战的；而孙子本人作为“兵家”的代表也是一个充分重视和强调武力作用的人，并将军事的作用提高到国家存亡，即“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高度，孙子从来没有反对过战争，反对的只是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的“浪战”。
春秋时期，周室暗弱，五霸叠兴、列强争雄，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争霸过程中，任何一国均不可能以一己之力而抗天下，强国应该以引诱、施压、结盟等多种政治外交手段，辅佐其正面的军事行动，从而以最小的代价获得胜利，既有胜利之实，又未过度地消耗自身的力量，这就是“谋攻”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核心的“谋攻”理论，即孙子在其兵法《谋攻篇》中提出的“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讲求以智谋进攻对手，通过低代价的完全胜利，从而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战略目的，此理论历来为各派兵家所倡导，也是东方兵学“以计代战”风格的渊源所在。
“不战而屈人之兵”既是境界，又是手段。作为境界，它倡导兵不血刃，击败对手，获得全胜，复国家以安定，还民众以和平。正所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方显其王者本性。作为手段，则指的是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充足的物资保障和强大的战略态势作为基础，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一切非军事手段，辅助必要迅捷的军事打击，旨在击垮对手的信心和瓦解敌军的斗志，在避免直接交战或将战争行动降至最低的情况下，迫使敌人屈服，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大的胜利。老子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雷霆一击是必须要有的，但必须迅捷，不可持久行之，这就是“道”。人们只有将自己渺小的生命融入无形的大道，才能进退自如、无往不利。战国末期，秦国挫败信陵君发起的六国合纵就是一个“伐谋”的经典案例。安釐王三十年，信陵君无忌返回魏国，联合山东诸国合力进攻秦国，在河外击败了秦将蒙骜。随后联军一路西向，声势浩大，秦军合战不利，节节败退。此时，秦国君臣经过认真地分析发现，信陵君和安釐王虽为兄弟，但安釐王一直很忌惮信陵君的才能和势力，又因“窃符”之事使得二人之间矛盾更加激化，如今只是迫于秦国的外在威胁，安釐王才不得不允许信陵君在外将兵，以解燃眉之急。因此，秦国针对这一矛盾，展开了积极的“谋攻”行动，一方面派出细作将“秦国不敌山东联军，只得被迫尊信陵君为魏王”的示弱言论散布出去，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善待在秦国作人质的魏国太子增，以此缓和秦魏间的矛盾，并离间信陵君和安釐王之间、魏国与山东各国之间的关系。这一谋攻举措果然奏效，安釐王在秦军威胁减弱的情况下，唯恐信陵君得势后取代自己，故而解除了信陵君的兵权；山东联军也由于魏国和秦国的暧昧关系而相继罢手撤兵；信陵君在返回魏国后，为了自保只得终日沉迷于酒色，很快也病故了。战国最后一次声势浩大的合纵攻秦，就这样烟消云散了，“谋攻”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孙子在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同时，也提出了与之相配合的四类手段——“谋攻四法”，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内容涵盖了精神与物质、战略与战术、政治与军事、经济与外交等多个层次。首先，“伐谋”指的是政治、经济、外交一体的综合性手段，包含一切非战争手段。比如，激化对手内部矛盾，外交分化孤立对手，经济制裁和政治诱降等。中国古代道家哲学中讲，世界的本原在于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万物由阴阳二者共同构成，而阴阳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事物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由发生到壮大，由壮大到消亡。春秋末年，越王勾践的两个重要谋士范蠡与文种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在其对吴国与越国之间的强弱关系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与判断后，认识到越国力量的远不如吴国强大，为改变这一状况，文种提出了著名的“破吴七术”，力图激化对手内部矛盾，利用金钱与美人等诸多非战争手段，腐化吴国君臣，致使吴国国力逐渐衰弱，最终形成了吴越实力对比的反转。先秦重要兵学著作《六韬》中，根据上述事实，提出了中国谋略史上影响深远“文伐十二节”，其内容大致与“破吴七术”相同。而此类计谋的实质就在于主动激化对手的内部矛盾，利用时间这一重要战略因素使其自行消减，为后续的军事进攻创造条件。“伐谋”的另一个实例也来自于春秋，霸主晋文公因为郑国国君曾经对自己无礼，便以郑国与楚国私下交好为借口，约同秦国一起围攻郑国，借此巩固晋国的中原霸权。弱小的郑国自然不是两大强国的对手，郑国局势危在旦夕。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大夫烛之武前去拜见秦穆公，向穆公分析了秦晋之间的利害关系，以及围攻郑国对于秦国的不利之处，预言“亡郑厚晋，晋之强终成秦祸”。秦穆公思虑再三，私下里与郑国定立盟约，背晋退兵，晋军在失去强援的情况下也只得解围而去，郑国因此转危为安，这就是外交手段在“伐谋”中的体现。随着军事领域对“上兵伐谋”理念的认同，“伐谋”也已不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了，谋略与谋略之间的较量将在“伐谋”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伐其未成之谋、破其已成之计的过程中，“将计就计”也就随之成为“伐谋”的另一有效途径，而“正确揣度敌谋之趣向，顺佯敌意，攻其彼心之发”则是这一领域的主导原则。接下来我们来看“伐交”，“伐交”并不是指外交斗争，外交斗争应归入“伐谋”的范畴，这里的“交”，不是“外交”的意思，而应作“军阵**”之解，即力争在两军对阵或交战初期，利用战争中的非直接对抗性手段（如，士气、军容、心理战等）或刀锋般的闪电进攻摧毁对手的要害部位和指挥系统，从气势上压倒对手，起到摄心夺魄的作用，使敌人军心动摇，不战自溃或者自行消减，该手段突出的是一种心灵震慑力。春秋时期，越王允常卒，其子勾践即位。阖闾鉴于越国新丧，新王年幼，缺乏作战经验，便决定乘机兴师伐越，吴越两军对阵于槜李。勾践深知吴军久经沙场、战阵娴熟，若以堂堂之阵临之，全无胜算。故而其在交战之前，命士卒驱赶百名死囚出阵，走近吴军阵前逐一自刭。这一奇招大出吴军的意料，惊得将士目瞪口呆、心绪难定。勾践乘机挥师进攻，吴军大乱，吴王阖闾也被越大夫灵姑浮以戈击伤其趾，亡于回军途中。“谋攻四法”中的“伐兵”和“攻城”则分别指野战用兵和攻城攻坚，属于战争中的直接对抗性手段。此四者有主有次，在不同的斗争时期，其主次地位亦所有不同；其彼此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又决定了指挥者应在实战中酌情考虑、综合运用。历时四年的“楚汉争霸”是刘邦集团利用政治、外交、军事等手段与项羽集团进行的一场全面争斗，可堪是“谋攻四法”的最好诠释。在政治上，刘邦依靠萧何在关中建立了很好的政治体系，获得了基层民众的支持，多次募兵征粮，为汉军的外线作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持；外交上，任用陈平、郦食其，积极开展外交斡旋和谍战活动，分化项羽集团，将彭越、英布等人招致麾下，既削弱了楚国，又为自己平添了臂膀；军事上，依照“正面相持、后方袭扰、翼侧牵制、迂回发展，最终实现对楚合围”的战略设想，重用韩信、英布和彭越三人，利用英布和彭越独立统兵的能力或袭扰楚军后方，或南下楚境进行发展，大大地减轻了成皋正面战场上汉军的压力，同时令韩信北上开辟第二战场，最终形成了对楚的战略合围。纵观这场争霸战，项羽始终是被动的，缺乏对大局观的把握，楚军进行的只是一场场孤立地战斗；而刘邦集团则是将军事战斗作为一种途径，以战略的高度综合政治、军事、外交等手段，将自身综合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与项羽进行的一次集团间的全方位竞争。军事斗争也只有到达了这个层次，才能够称作“战争”。
俗话说，两军交战，胜者死八百，败者死一千。孙武在其兵法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战争对胜败双方的消耗都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经济上，久战不决会造成国家财力枯竭；政治上，久战不决会导致民生凋敝，激起民众不满；军事上，对于春秋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久战不决，长期曝师于外，很可能给他国以可乘之机，一旦其乘虚而入，己方则陷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是任何人都难以挽救的。也正是针对这一春秋困局，作为伟大的军事哲学家，孙武提出了“兵贵速，不贵久”的速胜理论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命题。“兵贵神速”不难理解，就是缩短战役的时间，降低财物消耗，减少士卒折损。为此孙子提出了著名的“突袭战法”，强调“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即再对方动员民众、调动潜在力量、利用经济、政治、资源的软实力之前，速战速决，解决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闪电战就与孙子的突袭思想多有不谋而合之处。而“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绝对的实力作为基础，综合一切非军事手段，辅助必要的军事打击，在将战争行动降至最低的情况下，通过击垮对手的信心和斗志，迫使敌人屈服，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尽可能短的时间获得尽可能大的胜利。不难看出，“速战速决”既可使对手内心恐惧，失去坚持作战的勇气，又可使得对手在最短的时间内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从而迫使对手屈服，实现全胜；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又使得战争时间大大缩短，达到速胜的效果。“速”与“全”，两者是互相促进、相互支撑的。
另外，我们不能把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争取“全胜”仅仅看作大战略范畴，而与战役和战斗无关。《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讲：“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大至国家，小至卒伍，指挥者均应在思想上求全避破，在操作中以破求全，充分注重“军事打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歼灭消残为辅，分化瓦解为主”的作战方针，并以此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庙算与交战、战斗与战役的各个层次，统领战争全局。因此，“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种理想与现实、战争与和平、全局性与长远性相结合的战略思想，更是一种超越常规军事斗争的大思路大手段，亦是孙子兵学思想的精髓之所在。但是，在采用该手段之后，分解原有对手，整编受降军队，以政治安抚和军事分化相结合的方式防止其死灰复燃也是非常重要的，是能否真正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关键。唐代平定安史之乱之时，只求全胜，而没能除尽罪魁，终酿成唐末藩镇之祸。真是一日纵虎，数世之患，不可不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