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返回看守所的路上，我感到很疲劳，浑身无力，仿佛压抑了许久的委屈、积怨，顷刻间全部喷泄了出去。
我可以肯定地说，在大兴安岭地区审理的刑事案件中，刑事被告人有条有理地辩解能引起旁听观众的响应的，今天尚属首例。
就在我开庭不久，枫的弟弟小平也下起诉了，通过武警战士将小平的起诉书传过来观看，指控的事实也比较严重，是按故意杀人认定的。事发原因是邻居李四将妻妹曾介绍给小平处对象，后来，李四又不同意妻妹继续和小平来往。这日，小平感到憋气，有一种被耍弄的感觉，晚饭时，在家里喝了一斤多酒，临去李四家身上带了一把尖刀，想问一问李四不让妻妹与他处对象的原因。到了李四家正赶上吃饭，李四让小平坐下来再喝两口，本身小平来时酒已喝的过量，加之憋了一肚子气，坐下来两杯酒下肚，已经神志不清了。在和李四理论时，争吵起来，李四的爱人见小平动怒，便跑到枫处找小平的家人。枫忙赶到李四家让小平回家，小平不走，因此，枫便说了小平几句，枫怕小平耍酒疯吓着孩子，随后，抱起李四家孩子准备回家。
小平在神智不清醒的情况下，受到枫语言的刺激，在枫抱着孩子欲推门出屋时，失控的小平从炕上扑下来，顺手刺向枫背部一刀，枫转身准备往下放孩子时，小平又向枫的胸部刺了一刀，枫被送到医院抢救，因失血过多死亡。小平回到家里躺在地下便睡了过去。具小平说，他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被绳子捆着，在公安局躺着了。他回忆说，他记得和哥哥吵嘴了，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小平问我能判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他，从起诉上的情况分析，很可能死刑。小平说不能判死刑。他说，这事儿只要家里找找人，怎么判也死不了。我知道他家的状况，条件很不好，，母亲一身的病，父亲脑血栓，家里还剩下三个未成家的妹妹。于是，我对小平说，想保命只有唯一的一条出路，让他母亲搀着半身不遂的父亲，领着三个未成年的妹妹，到法院找院长，两个儿子现在死一个了，恳求法院留一个养老的。院长不答应，就睡在院长办公室不回来，直到法院答应或下判决为止。因为从小平犯罪的情节应判死刑，但法院如果考虑家属的追诉，可能会给小平留口气儿，也就是死缓。我让小平开庭时，就这样安排他母亲这样做。或许能保命，当时小平答应了，只可惜，开庭时，小平只让家里找人，并没有按我告诉的那样去做。
1989年12月26日早晨，看守所的看守员刚刚交完班，值班的看守员就开始往出提人，武警战士说，今天是公审大会。我是最后一个提到值班室的，其他人都已被押上警车。我进值班室后，审判长吴万林在屋里，所有的看守员都躲到别的屋子里去了。地上放着个38斤重的脚镣子。我心里明白了，这是判我死刑了，所有的看守员都了解我的案情，他们分析给我带镣子一定会发生很大的麻烦，我也不会让他们这么老实地给我带上镣子，再者，看守员有不想得罪人的，也有对这起案子的处理结果有意见的。
我看人都出去了，而审判长吴万林也跑到门外站着去了，我索性坐在了沙发上，我要看看怎么往下表演。吴万林见半天儿无人给我带镣子，他喊来另一个人看着我，自己到所长办公室去了，他是找人给我带镣子去了。
约有4—5分钟左右，看守所的管理员杨得峰管教来了，他不到五十岁的年龄，操着山东口音说；“孩子，这老这么挺着也不是事儿，听话，还是大叔先给你带上吧，你也不用吵不用闹，有什么话等高院来人，你再说，你现在再吵再闹，最后也得给你带上，只能二审再说吧。”
我考虑了半天，觉得说的也在理儿，于是我坐在地上，让杨得风管理员把镣子用铆钉铆在了双脚上。走出看守所，预审科的韩江和刑警队的一名刑警把我扶到了一辆汽车上。在行驶途中，韩江多次提醒我，告诉我别扯别的。我心里想：什么叫别的，案子判死刑的结果，已经严重的不公正了，所有的人都心明镜似的，对其他的死刑犯怎么没这么对待呢：带镣子没人愿意给带，看押我，还特意安排了两个身高一米八以上的人，担心怕控制不了我。
我没有吱声，到会上再说吧。我心里想。
公审大会地点是铁路文化宫，押着我的车是最后一个到的，文化宫外面人山人海，我被押进大厅等待宣判时，我发现能容纳千余人的场内早已座无虚席。外面的人看来是进不来了。
通过大喇叭可能听到，场内是区基层法院对有期徒刑的二十多人依次进行宣判，随后，把我带入场内，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宣判。我仔细地听着认定的事实：
判决书中的前半部分和起诉书中指控的事实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后半部分认定：“被告人在殴斗中用军刺猛刺华宇一刀，见华宇倒地口吐血沫后，喊了声：”快走！“便逃离现场。被告人宋振岭在缓刑期间杀死一人、伤一人，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前期没有执行的三年七个月零二十九天合并执行，决定执行死刑。
我听到这样的认定和判决，我简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不仅仅是不应判处死刑。而且歪曲了事实，我刺华宇一刀后，华宇跑入人群，这面还在厮打，等人散后，我是随着人群一起走的，根本就没见到他倒地，口吐血沫。否则，我一定会给他送到医院的。一审如此认定，无非从性质和情节上发生了变化，让人理解我是草菅人命。但事实并不是这样，退一步讲，证据何在呀？当时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形成法律文书的东西，会是这样的。看来法律虽然制定的公平，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神圣的，但落到小人手里却是那样的恐怖、不讲理。
我愤怒地跳起来，高喊：“冤枉！冤枉！”我要让群众知道，一审的判决不是公平的，而且有人干预了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