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唤管教提的是王江和王金成。接着走廊里传来劈镣子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到张唤管教拎着钥匙进道子急促的脚步声。我断定这次是往外提我，当张管教走到我监房门前时，没有停下脚步。我急了，用脚猛踢铁门，张管教喊：“你干什么玩意，宋振岭？”我说：“你先把我提出呀，干什么？怎么也得给我点时间，我和家人交待一下！”他听后说到：“你等着吧！”此时，我气得浑身直哆嗦。 шшш▪тт kΛn▪￠o
张唤这次提出来的是陈小平，小平带着镣子走到我的监房门前时，我和小平点了点头，小平说；“大哥，你没事儿了！” 我说：“不能吧，刚才还让我下地等着。”
小平说：“回文三个死刑的，有一个改判了，大哥，你赢了，兄弟先走一步了。我求你一件事儿。”
我说：“你说吧，什么事儿？”
小平说：“我听家里人说，租我家房子的李四对别人说，他把我们哥俩都玩死了。大哥，我没机会了，以后能见到他，帮我收拾收拾他。”
为了安慰小平上路，我说：“放心吧，我绝不会放过他的。”小平笑着和我握握手，当两双手紧紧地握到一起的时候，小平用力地摇动了几下，我清楚他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他还年轻，今年才23岁。我虽然和他哥哥枫是最好的哥们、朋友，但包括小平，我们都是在一起长大的，曾经在一块儿嬉笑打闹过。命运往往就是这样残酷，如果不是他大量饮酒，造成神智错乱，在憋气和语言受到刺激下，小平绝不会把刀捅向自己一奶同胞的哥哥身上。酒醒了，但大祸已经酿成，而法律规定，酗酒的人犯罪，不能作为从轻处罚的理由，如果能从轻处罚，故意犯罪前都喝酒了。
小平的眼泪流了下来，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张唤管教催促说：“快去吧！”小平才缓缓地放下手，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眼睛告诉我他心里的想法：“大哥，如果你不出事的话，一定会帮我一把，也许我死不了。”小平拖着镣子往前走去，我喊道；“小平，听大哥的，事已至此，站着是爷们，躺下也是汉子，别尿叽！”
小平回头说：“放心吧，不会给哥们丢脸。”
我仍在怀疑执行死刑有我。于是，我再次用脚踹门，让管教往出提我，因为我案子出入太大，我临死前必须向家人交待清楚。说是没有我，我怀疑他们不想给我机会和家人交待。这种情况下，我已经不相信任何判断和分析了。
张唤管教听到踢门声，走进道子里，边走边喊：“宋振岭，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妈了个X的，别人都提出去了，为什么不提我？早提出去和家人多说会儿话，你怎么不讲人性？人都要死了，还这么苛刻呢？”我说。
张唤说：“你再不老实，我真提你了！”
我一听，转身就回铺躺着去了，边躺边说：“这回你抬我，我都不出去了！”
张唤转身走了。
这时，各个监房都扒着铁栏杆，隔着窗户往外看，王江上了第一辆囚车，王金成上了第二辆囚车，随后是小平，上了第三辆囚车。看守所的大铁门被打开了，囚车和几位死者家属也跟着陆续地往外走，听说是到体育馆开公审大会。
看守所恢复了宁静。
值班的赵班长走到我的监房门前时，我问他们三个人家里都来人了吗？武警说：“都来人了。”看守所每人给买了一只烧鸡，两瓶啤酒。王江和王金成都没吃几口，啤酒全喝了。陈小平让家里出去给买了两瓶白酒，连同啤酒全喝了，鸡也都吃了。”
我说：“这是想开了，死也要做饱汉。”
下午到刑场执行死刑的武警战士回来说，陈小平下车后，把押着他的武警甩开，解开裤子小便时，回头对行刑武警说：“枪打的准点儿，别让我遭罪。”三个人每个人都是一枪，死的很痛快。
晚饭的时候，各监房喊我：“宋哥，恭喜你，官司打赢了。”我说：“不容乐观，总算闯过了第一关，裁决没有接到手里，还不能放松。”话虽这么说，但憋了半年的一口恶气，使劲地吐了一口，还真感到心情轻松了许多。我求武警战士帮我买两瓶酒，今天晚上我要一醉方休。在看守所押了三年，帮助别的号买烟，自己剩了几千元钱，在判死刑这半年时间里，基本上都买酒喝了，早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第二天，张唤管教进道子里时，被我喊住了，我说：“张管教，你什么意思？昨天往出提人执行死刑，你让我下地等着，我不执行死刑你有想法啊？”张唤说：“和你开玩笑。”我说：‘有拿死来开玩笑的吗？”张唤笑着说：“昨天，预审科的曲宝江让我吓唬你，如果我不吓唬你，中午让我出三十元钱安排他吃饭。”
我没有最后回裁决，对此事也就再没深说什么。就在开完公审会的第三天，弟弟振库来接见我时，小声地对我说：“二审给改的无期徒刑。”
我说：“看来定性没有变，还是按故意杀人罪，把事件的起因、责任认定给了被害人：再有，就是投案自首认定上了，这两个情节是无期的结论。或者按故意伤害（致死）罪定性。没有适用全国*****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有关规定，这样，按现行法律条款判决，最高科刑是无期徒刑。”我接着又问振库一句：“这消息准确么？”
振库说：“省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下来之后，田叔就知道了，他的学生有省高院的，一直帮助看着这个案子。但省高院很看重这个案子，而且，在案件讨论时，省高检派了一位副检察长列席了会议。还有，省高院的办案人崔振东来大兴安岭复核你案子时，被害人家属委托中院的人出头，想请崔振东法官吃饭，崔振东没去。后来，田叔来加格达奇会见你和取证，被害人家属听说北京来人了，通过渠道想要经济赔偿，说就不追诉这个案子了，法院愿意怎么判就怎么判。”
我问：“家里是怎么处理的？”振库说：“我给田叔打了电话，问怎么办，田叔不同意给钱，因为现在法院怎么往下给落已经由不得任何人了。”回到监房后，我没有声张得来的消息，这种关键时刻，要保持稳重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