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28日下午，我正在监房内躺着，听号里人瞎胡侃，说在外面如何地挂女人，玩了多少女人，其实，这里的人没事的时候就是这样“吹牛”，反正也不上税，闲的没事做，搞精神刺激。我倒在那里，也是有一句无一句地听着，突然值班室的王明管教走进道子，直奔我号监门。“宋振岭”，王管教喊了一声我的名字，便低头开号门。
我出监门时问王管教：“是接见吗？”
王管教说：“不是，是中院来人了。”
我走进了上次省高院提审的那间屋子。
屋里坐着两个人，见我进来，让我坐下签字，随手递给我一张裁决书。我先没有看认定的内容，打开裁决书的后页，先看给我的定性和判到什么程度，之后，才开始签字（在送达书上） 中院给送达的人说：“你是有投案自首，否则改不了。”
我看了他一眼，心里想：这是帮助给中院找台阶下呢？投不投案自首并不重要，关键是省高院不支持判死刑！即使所有的从轻情节不认定，只把故意杀人罪变性到故意伤害罪上，最高也是无期徒刑。我现在只证明的一点就是够不够死罪的问题。
回到监房后，我才认真地阅读裁决书。裁决书中认定了两点：一、事件的起因和事态的进一步扩展，被害人华宇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二、被告人案发后，在投案的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应视为投案自首，因此，撤销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宋振岭的处刑部分，改判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我对省院的二审结论进行了分析，唯一关键的一个情节没有认定，只是称：“在厮打中，宋振岭用军刺将华宇刺死，将刘刚刺伤“。按这种认定显然是不客观的，毕竟是一起大案，在重要情节上含糊不清，对于法律文书来讲缺乏力度。因为这一认定仍然没有反映出被告人刺被害人时的时间、空间和双方所处的状态。你既然否认不掉被告供述在被害人威胁到生命的情况下，刺的被害人华宇一刀，就应当依法予以客观判定，才是公正。退一步讲，刑诉法六十条规定：”一切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为有罪……也就是说，我刺被害人一刀的事实，如果不采纳被告人的供述事实，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被害人华宇身上的一刀是我的行为所为，看来，一是省高院最终还是顾忌到下一级法院的威信；而是被害人家属的暗中干扰，促使案件没有落彻底。从崔振东法官当时坚定地口气到裁定分析，二审中一定受到了阻力，而且很大。命是保住了，如果通过申诉来解决，说不上哪年哪月了，但我是绝不会灰心的。我们国家的法律还存在着一定的弊端，虽然规定两审终审制，是为了防止出现冤、假、错案，但在二审纠正下级法院错案时，有时顾虑的问题很多，这样，也严重地影响了司法的最终公正性。申诉是无期限的，想动一个盖棺定论的案子很难，如果改判，原办案人员都要受到利益的影响，看来，这场持久战不打也不行的，也许会花掉我一生的精力。
回裁决的第三天，正赶上曲所长值班，我对曲所长说：“曲所长，死刑改过来了，镣子还给我带着啊？”曲所长看看我没有吱声，便走了。我估计他得请示法院。
又过了两天，值班管教把我提出去劈死镣子。开镣子时，还是杨学峰管教，他把冲子垫到合缝上，仅敲了一下，便轻松地脱落了，接着开第二只脚，也是轻轻地一下，镣子就落下来了。 他“哎”了一声，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杨管教感觉到两只脚上的镣子都已是象征性地带在脚上了，只要稍稍一用力，便会卸掉。他没有吱声，我分析他想反正死刑也改过来了，再计较没什么意思，还得罪人。再说，这起案子，都心知肚明，根本就不够死刑，甚至连“三大刑”都谈不上。
镣子劈开后，他给我找了两支烟抽，问镣子带在脚上有半年了吧？
我说：“六个月零五天。”杨管教笑着点点头说：“到劳改队好好干，争取早点出来，事儿摊上了，要想开些。”
我说：“到劳改队，时机成熟的话，官司我还得打。这起案子如果当初按照防卫过当处理，也许我认了，但现在，我必须按正当防卫申诉，法律不是给我这个权利了么？”
“到那儿改成有期徒刑后再申诉，不管怎么说，有期了，最起码过一天少一天啊！”他说。
“我会在恰当的时候提出申诉的。”我告诉他。
看守所过几天就要往劳改队送人了。现在已经有七、八个已决犯人了，为了便于管理，看守所把我们集中到了四监房。因为按照规定，在临投送监狱前，已判完刑的犯人允许接见了，如果和未决犯混押的话，容易往外捎信。
7月6日，二弟振库和他在职高的班主任鲍华老师来看我了。鲍老师是高级教师，她和陈荣国律师曾在一所学校任教过，一审律师就是鲍老师帮助找的，在我判死刑之后她第一个捐钱，为我筹集二审律师费用，掏出了两百元钱，此后，职高的师生陆续捐出几千元钱，并纷纷地在联名信上签字，在为我的二审上给予我极大地帮助。听了振库的介绍，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眼泪在眼眶中闪动，我用颤动的声音说：“谢谢，鲍姨，谢谢鲍姨！我不会忘记您，在我最危难之时，您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我终生都不会忘记。”
鲍老师拉着我的手，温和地说：“到了劳改队，好好干，你还年轻，还有机会，千万别气馁……有机会，我会去看你的。”
我只有不停地点头。泪水不停地滴落下来。这就是男人！也许酷刑和拷打他会把泪流到肚子里；只有感恩才会使他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男子有时刚强是因为苍天赋予了他男人的脊梁，其实男人有时比女人的感情更脆弱。
夜已经很深了，接见回来后，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躺在铺上辗转难眠。短短的三十几年人生，却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恩恩怨怨，压的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感恩的人不计其数，让我一生回报不完；在最危难时，有伤害过我的人，让我心境一直按捺不下来。听陈荣国律师说，在一审讨论时，由于我两次发生人命案，有人主张枪毙我，说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即使送到劳改单位，也改造不好。这是谬论，是在往死人堆里推我。这种人不是处在正义、公正的角度下的结论，而是别有用心。我会用实际行动回击他们的。
这几天号里的人都陆续地接见，每个人基本都能带回烟来，也许是要送走了，看守所对已决犯的管理和搜身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号里的人都要求说：“宋哥，咱们要送走了，你想法进点酒咱们聚一下子。也许以后不知什么时候能见面了。再说，你死刑也改过来了，也该贺一贺。”
我说：“没问题，菜我不管，酒我负责喝个够，到时候别闹事就行。”
“不会的，我们明天都给家里捎信让带菜，就定在后天晚上，怎么样？”号里人七嘴八舌，异常活跃，看得出来，平时他们是喝不到酒的，也馋够呛了。
7月8号，号里仅有一两个外地的没来接见外，其余的全部提出来接见。我们五、六个人刚走出看守所，从院子奔大铁门旁边的接见室走去。我发现，接见室门口站了很多的人。见我们走出来，从人群里跑出一个小男孩儿直奔我们而来。由于受阳光的刺激，加之半年来我始终躺在铺上看书，视力明显地下降，于是，我顺口问身边的人：“跑过来的是谁家的孩子？”
张亚兴说：“好像是我姐家的孩子！”
我说：“我家孩子也该有这么大了。”话还没落，小男孩儿离着有七、八米远就伸着小手喊：“爸爸！”
我们走近了，小男孩儿一把就抱住了我的大腿。我急忙问：“谁的儿子，怎么给我抱住了？”
在场的人依次地摇着头。我见小孩男儿抱着我大腿不松开，就开玩笑地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小男孩儿怯生生地说：“叫宋振岭。”
“你叫什么名字？”我忙问。
“宋兴磊。”孩子答道。
我一把把孩子抱入怀中，自言自语地说：“我儿子！”逗得大伙哈哈大笑起来。
“儿子，你怎么认识爸爸？”
“看相片儿！”孩子说。
我又问：“你和谁来的？”
儿子说：“妈妈、二姨、大姨夫、奶奶、二叔、老叔、老姑，还有于奶。”
我听着孩子奶声奶气地念叨着，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做爸爸的幸福感。心里想，如果不出事儿，该有多幸福啊！
泪水不知不觉地滑落下来，儿子用小手不停地给我擦眼泪，我紧紧地抱住了儿子。
到了门卫接见室处，由于我家来的人较多，特意给单独安排了一个大屋子，其他接见的都是2~3人一个屋子。
弟弟把菜摆了一桌子，买了十几瓶啤酒，让玉玲的大姐夫陪我喝酒，儿子要求上桌子，站到桌子上，两只小手吃力地往起捧酒瓶，说什么要给我倒杯酒喝，弄得满桌子啤酒。我和大姐夫边喝边唠嗑，约有十几分钟左右，玉玲二姐说：“咱们都出去吧，让振岭和玉玲单独唠一会儿。”于婶也忙说：“是啊，咱们先出去，两口子三年没单独在一起了，让他们俩聊聊。”
所有人都出去了，我一把搂过玉玲，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老婆，我让你受苦了，其实你不该嫁给我，也许这真的是一步错棋。”
玉玲趴在我的肩上不停地抽泣着。
“别哭了，坚强些，你一哭我的心里会更难受的。”我说。
玉玲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和孩子都快盼疯了。”
“不知道。”我说。“孩子听话吗？”我又问。
玉玲边擦眼泪边说：“还行，就是爱哭，没事儿的时候，手里拿着你的照片，录音机里放着你在外面时，你唱歌时录的那本磁带。来人时，孩子就告诉人家，这是我爸。”
我的泪水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玉玲说：“下一步，我和孩子怎么办啊？关键是我的病挺严重的。”
“玉玲，我理解你和孩子的现状，我刚从死刑改过来，让我心情平静一下子。我现在只能说，这个案子以法律判决的角度是终审，而对于我刚刚开始，我也许明年、后年或者大后年，案子能给我新的结论；或许十年八年；或许我将用一生的精力来打这场官司，但无论怎样，我会给你和孩子一个安顿。”
这时，管教进来让回监房，说其他的人早已经回去了。我没有吱声，转身跟着管教走出了屋子。我无法否认，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是我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不是说，玉玲不想等我了，家庭一点积蓄也没有，刚结婚就出事儿。玉玲身体不好，孩子从小到大需要钱，母子俩的生活成为了最难的问题。
心情沉重地回到了监房，号里人都高兴地说：“你可回来了，宋哥，现在我们带回来的菜有二十来样，比过年过节的菜都硬，就等你了。”
“没问题，我答应大伙了，这事儿我一定要办。”我告诉大家。
晚上，管教溜完道子后，我找值班的武警出去给弄回6瓶白酒，大伙说：“等半夜再喝吧，喝完大伙就都睡觉了。
人其实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谁也不愿意进看守所押着，但摊上事儿了。现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关押，判完刑了。许多人心里反到轻松了许多，也难怪，脑袋上的神经，始终像线似的一直绷得挺紧，有的不知道会处理到什么程度，这个年代，法院工作虽然存在不少弊端，但案件不存在特殊性，譬如说在地方影响大的，或受害一方有一定势力的影响，案件判决的话，一般情况下，法院判决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如果找一找人，判的还会轻一些。这个年代，只要有熟人能说上话，不一定花多少钱，中国人传统的人情味还是很浓很浓的。号里人一但刚判完型，一是快送走了，另外，关押了好几个月，又刚和家人见上面，心里都很兴奋。大伙儿打听劳改队是什么样的，有的在掐着手指头算自己的刑期，只有我在不停地抽着烟，性情一直压抑着，喘不过气来。
24时刚过，耐不住性子的人就张罗开了：“宋哥，开始吧，没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