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的时候，队员李璀森把球扔给了我。后来听说他原是哈尔滨市金融系统球队的，在银行工作，因贪污罪判的无期徒刑。进来多年了。
由于大院里各球队中有许多都是大兴安岭籍球员，我在集训时，大院里便把我传的沸沸扬扬，都说我是从体校出来的，因此很受人们的关注。李璀森把球传给我，很明显这是来探路的，想看看我的反应能力和接球动作。我急忙单手把球勾住，随后，我做了运球、带球表演，最后跑篮，把球送入篮网。这些动作在平时，都是专业训练的基本功，所以做起来是很标准的。我撤出篮下时，另一位叫李万江的队员把球再次抛给我，我将球运到零角度，做个起跳投篮。李万江顺口说了一句：”练过。” 我瞅瞅他微微一笑。小四说：“李万江在大庆体校呆过。”我看着李万江点点头。
其实，我心里清楚，特别是同行里面，一是想看看你手高手低，二是想了解你是不是假货。小四补充说：“这几个动作确实挺专业。”接下来，队员们开始乱投了一会儿篮球，便坐下来聊天了。一下午的时间，和队员们混得很熟了，杨明说：“明天星期四，咱们就不出工练球了，院内生活区有球场。咱们在院里练，有球队就和他们玩一玩儿。”其他球员也赞同，星期日在院里还能抽时间洗衣服。
吃完晚饭，犯人们便三个一伙儿，两个一串儿地围坐在一起喝茶水、聊天。南铺一伙几个人喊我过去，并给我腾出个座位来，主动邀请。我便走了过去，坐在了凳子上。“你是加格达奇的？”坐在铺上一位三十五、六的中年人问我。
我点点头。“喝水。咱俩是老乡。”他说。旁边的人告诉我说：“他叫李晓夫。”
我问：“你是什么事儿进来的？”
李晓夫说：“在饭店吃饭，和范柱子他们打起来了，把范柱子打死了。”
“八四年的事儿，给你定的主犯啊？”我问。
李晓夫说：“可不是咋的，不然能判无期徒刑么？”
我问：“现在还剩多少刑期？”
“十六年多呢！”晓夫说。
“监狱伙食没有多大油水，怎么大伙儿都爱喝茶呢？”我问。
“养成习惯了。咱们车间打铁，每天流汗太多，必须得大量补水分，有生产任务时，**都给发保健茶。”晓夫说。
我问：“你在这个监狱呆五、六年了，对这里的环境和条件还算适应吗？”
“这个监狱的环境还算不错，大刑监狱，对犯人的管理还算挺人性的。以前生产效益好的时候，犯人伙食和劳保待遇也都很好。”晓夫说。
接着，在座的同犯便七嘴八舌地给我介绍起监狱的状况。
泰来监狱，始建于六十年代，当时是黑龙江省第八劳改支队，曾经关押过战犯和反革命犯。八十年代改名为监狱。汽车厂的前身是嫩江修配厂，关押犯人后，开始研制生产汽车，主要生产龙江151型和龙江152型柴油汽车和为龙江客车厂生产客车底盘。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是龙江汽车最辉煌时期，和黄河汽车有并驾垄断中国柴油车市场之势。每年下线几千辆汽车，工人和犯人每天加班加点，昼夜生产，人休机器不休。客户能签上订单的，需几个月后能提到车。这类车的主要特点是车有劲儿，装载多，正适合当时社会发展建设的需要。犯人的伙食和劳保待遇高，而且也有工资，每个人每月几十元钱，超产的还有奖金。给了犯人很大的激励刺激。据说，那个时期，犯人对减刑不感兴趣。一是对**的改造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二是漫长的刑期对能否活着出去根本就不抱有希望。所以，那个时候，犯人的敌对思想非常严重，如果有哪个犯人主动去接近**干部，犯人们私底下就会排斥他、疏远他，甚至有减刑的都会遭到打击，认为他是另类。这种对立现象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消失。
今天是周五，老犯人说：“晚上要开中队会。”干警每天晚上18:30分都要深监，就是深入监舍，检查处理工作。布置第二天犯人改造任务。晚上20时深监结束，回家休息。每星期一的这个时间，组织犯人学习文化课，星期一、二是数学、语文，星期三是技术课，星期四是政治课。文化课和技术课由犯人教师担任，都是从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高的犯人选拔出来的；政治课由干警担任。一般的情况下，是中队的指导员担任。每个大队设有教研室，业务归监狱教改科领导。从教育改造犯人的角度讲，叫泰来育新学校，教改科科长是教导主任，各科有各科室主任。各个大队为分校。每星期六、日，各个分校允许组织犯人收看电视节目。
晚18时，中队管事犯人，也就是杂工组长，便把犯人都组织坐好，等待中队干部开会。今天中队指导员来得比较早，按照惯例，新分来犯人，要找新犯人谈话，掌握犯人自然情况，譬如年龄、文化、刑期等情况，以及初步掌握犯人的思想动态和根据犯人的身体状况，给分配工种岗位。
等中队指导员依次把我们新犯人找了一遍之后，才走进监舍给中队犯人开会。会议的内容主要对中队一周来的生产、纪律等方面进行了讲评，最后，把新分到一中队的几名犯人给编排了生产组。
散会后，因为把我分到了“750”生产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便问老乡李晓夫：“‘750’是干什么的？”
李晓夫笑着说：“750，是750公斤空气锤，主要负责打汽车的前轴和转向节。你身体好，必然要分大组，一个是‘750’，一个是‘千吨压’，都需要好体力。”
“那我现在就要跟着生产组干活了吗”我问。
李晓夫说：“不用，你现在是大队抽下来打篮球，等以后才能出工呢。”
我听后点点头。
第二天是星期六，没有出工的，可以在监舍玩儿扑克、象棋、看电视。球队的杨明没有张罗玩儿球。我没有心情看电视，自己出去在院子里散步。院子里有几个人坐在一起拉二胡、吹口琴的，还有练习吹小号的。我站在旁边索性听了起来，其中一个人笑着问我：“会吗？”
我笑着说：“感兴趣，但整不明白。”随后，我问道：“我看咱们中队乐件不少，平时还搞什么活动吗？”
他说：“每年大队要组建文艺队，参加监狱的比赛，年底中队还搞联欢会，有这方面特长都能发挥，你怎么样？”
我说：“咱也不知道什么水平，能不能参与上。”
“那你会啥儿啊？”他问。
“说、学、逗、唱、吹、拉、弹都能比划比划。”我说。
“那好啊，那边吹小号的人是咱们大队文艺队领队的，叫曹林，你可以和他交流交流。”他说。
我顺着指向看了看东边练习小号的人，个子不高，三十五六岁年龄的人，没有吱声。给身边的几个人每人一支烟。我天生对文艺、体育感兴趣，所以见到感兴趣的，难免会多唠几句。了解一下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也算为以后的改造找找方向。
上午，晴朗的天空，下了一场小雨，让球队清闲了一上午。几次动笔写几封信，纷乱的思绪怎么也稳定不下来，想写的信太多了，先给家里报个平安吧。玉玲那也该写一封，但目前无期徒刑压在身上，怎么写？如何安顿她们娘俩？这么长的刑期，能让玉玲也做无谓的牺牲吗？我的美好年华将要在监狱里渡过。难道让玉玲做我的牺牲品吗？太自私了！孩子怎么办？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我，给家里写的信很快就完成了。而给玉玲写的信，却撕了写，写了撕，一上午过去了，一包香烟也吸完了，信也没写成。这是一件不想面对，而又必须得面对的痛苦抉择，尽管心里无数次地劝慰自己，要潇洒地做一回男子汉，但在处理个人感情方面却又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深深地感到心里是那么憔悴！爱上一个人不容易，但放弃爱一个人的时候却更是不容易，我不得不在复杂的心情下搁下了笔。下午，球队到院里玩了两场友谊赛，我没有上场，只是在场外和其他球队的老乡聊天了。身在异乡，特别又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老乡见面，格外地亲切。
盛夏的夜晚，酷暑难耐，搅得人心情烦躁，久久不能入睡，辗转反侧，悄悄地趴在被窝里，拿起了笔，与其睡不着，倒不如给玉玲写封信。
“小姐：考虑了很久，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我本想发自内心地称呼您一声：‘爱妻’。我真的很想您！但是名存实亡的现实，注定了您我的结合是有缘无分的结局。我只有把这份挚爱默默地埋藏在心底，在以后漫长的羁旅生活中，每当想起的时候，自己在孤独与寂寞之际作为温馨的回顾吧！
我很感谢您，是因为在我失去丽杰之后，您的爱温暖了我冰冷的心灵；我很感谢您，是因为在我遭遇了人生不幸之时，您在风雨中用爱守护了我三年多；我很感谢您，是因为在我生死攸关之时，您没有放弃孕育我们爱情结晶的机会，使我有了自己的骨肉！真爱无限，您用行动诠释的一切，足以让我感动一生！
最后一次在看守所见面时，面对着您我目前的境域，您几次欲言又止。我怎么能观察不到呢？又怎么能不理解您的心境呢？小姐，一个人有爱与被爱的权利，也有放弃爱的权利。既然苍天不允许我和您的结合，我为什么要把一个人解脱不掉的痛苦，强加于自己所爱的人身上，让我们共同来承担呢？坦然放下，让自己所爱的人能够幸福，才是真正的爱。小姐，此时，我无颜‘丈夫’一词，因为我无法给予您什么？更尽不了做丈夫的权利和义务，这是无奈中必然的选择。无期徒刑，意味着我将付出无限年华与岁月来书写完这段痛苦的人生。因此，我只能把您我之间的这份真爱早早地画上句号。只有这样，或许彼此都能做到情感的解脱。忘了吧！今生的爱。如果有来世，我会去找您的！
我今天是分到大队的第二天，一切很好，家里我也写信了。也许过段时间能来人，您什么时候来办手续，我等着您。唯一的心愿就是照顾好自己和孩子。”振岭书 1990年8月4日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