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月份考核给分开始，每个月仅给我五等2分或六等1分。这活儿我干不干根本没什么意思，监狱本身就不正规，我们国家监狱要求分三级管理，监狱、监区和分监区，而牛屯监狱却是两次管理、监区一插到底，分监区名存实亡。机制不健全。叫什么监狱啊，山高皇帝远，把监狱建成什么了？
7月份，监区把我调到了二分监区，主要做树皮花盆、每天我做的很多，也很早就完事儿，可以第一批19点左右就收工的，这算早的，第二批要11、12钟才回来。连续三个月我的奖分高起来了。8月份给了个二等5分；9月份一等6分，10月份二等5分，以后基本都是保持在二等4分上。
一天早晨、监区主抓改造的郑副监区长，看门卫干警值班记录上写着每天收工时间是晚21时，他对干警说：“不能写21时收工，严重超时，省局来检查不就是毛病吗？”随后让都改过来，改到19时收工。超点儿不多。实际每天都11点12点才收工。我心里想，看省局检查时认不认真，如果认真拿着记录本到监舍和犯人值班记录本核对一下，什么都一目了然了。犯人值班记录本，犯人什么时候回监舍，回来多少人，车间还有多少人干活记录的明明白白的。
出工不久，我的眼镜坏了，听说开奥运会期间、监狱要封监、不让接见，我马上给葛海燕打了个电话，让她给我配个眼镜送来，再送点管心脏的药。
葛海燕说：“我去就只能坐卧铺了，股骨头有病，做硬座路远挺不住。”
我说：“行，你也就来这一趟吧，以后不会来了，我自己克服两年多，减一次刑也回去了。
2008年奥运会开幕前夕，葛海燕最后一次来监狱看了我。
在二分监区这半年多里，我也几次心脏难受时，分监区指导员刘利会把我送回监舍休息，而且每天晚上第一批收工的，刘指导员都会让我跟回来，到了2009年5月份，刘指导员调到监区当干事，分监区指导员由陈义担任。这个时候，分监区的犯人教师刑满释放了，想找一名犯教，犯人管事的和陈指员一再向监区推荐我接犯人教师。监区领导在呼声很大的情况下，同意由我来担任犯人教师，这是一个可以脱产或半脱产的工种，按这里规矩是要意思一下，才能干上这个活儿的。
自从我接任犯人教师以来，陈义指导员给我买钢笔、软笔、钢笔水，有的时候，身体不好，他给我要药，也给买吃的往监狱带，此时才能让我感到了这里也有人情味。
2009年8月份，刘利再次回监区当指导员，监区长也换了，原因是兰西县有个犯人张丰在劳动时平白无故地，让犯人和干部给打成了植物人，半个脑子都掏空了，在医院养着，都花好几十万了。这件事儿都上了互联网。
我每天做好本职改造任务外，经常帮干警抄写点东西，总算过得去，监区这个时候又让编汽车座垫了，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求每个人都有劳动任务，除非病犯。监区长请示监狱领导，对有实病的进行检查，确实病重不能劳动的送病监服刑。
曹宇良是齐市人，因***支、弹药和伤害罪判11年，他原来是在一分监区当保管员。这次编座垫把他也调到二分监区来了，一分监区重点干电子原件。
曹宇良知道我的心脏病挺严重的。一天他收工回来，用手捂着胸口对我说：“老宋，我心难受”。说完就躺在我铺上了。
我给他含了两粒救心丸后，他说心还发慌。随后，我又给他两片心得安吃。过了四分钟左右，他对我说没强多少，我拿出一片硝酸甘油又让他含上。
五分钟过去了，我问他怎么样？曹宇良说“不见好。”
我说：“老曹，你马上报告上医院，可能也是心肌梗死。”
曹宇良听后，急忙起床报告，被扶到监狱卫生院，经做心电确诊，是急性心肌梗死。随后进行抢救。当时，张院长奇怪地问：“你得的心肌梗死，怎么能走到医院的？”
曹宇良说：“是宋振岭给我吃的急救药。”
张院长说：“你这半条命是宋振岭给你捡回来的。”
8月18日，出院后的曹宇良，还有另外四名同犯，我们六个人被分到了病犯监区服刑，也叫医院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