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离娄［1］之明，公输子［2］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3］之聪，不以六律［4］，不能正五音［5］；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6］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7］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8］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兴，丧无日矣。《诗》［9］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10］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注释】
［1］离娄：据说是黄帝时期的人，视力极好，在百步之外能看见秋毫之末。
［2］公输子：即公输班。因为他是鲁国人，所以又叫鲁班，是古代著名的木匠。
［3］师旷：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是极有名的音乐家。
［4］六律：中国古代阳律的六音，分别指太簇、姑洗、获宾、夷则、无射和黄钟。
［5］五音：中国古代音阶的名称，即宫、商、角、徵、羽。
［6］闻：名声。
［7］《诗》：这里指《诗经·大雅·假乐》篇。
［8］揆：度量。
［9］《诗》：这里指《诗经·大雅·板》篇。
［10］非：诋毁、诽谤。
【译文】
孟子说道：“即使有离娄那样好的视力，公输子那样好的技巧，如果不用圆规和曲尺，也不能准确地画出方形和圆形；即使有师旷那样好的审音力，如果不用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舜的学说，如果不实施仁政，也不能治理好天下。现在有些国君，虽然有仁爱的心和仁爱的名声，但百姓却受不到他的恩泽，不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这是因为他没有实施前代圣王的仁政的缘故。所以说，只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只有好办法，怎么能够自己实行起来。
“《诗经》说：‘不要偏高啊不要遗忘，一切遵循原来的规章。’遵循前代圣王的法度而犯错误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圣人既用尽了目力，又用圆规、曲尺、水准、绳墨等来制作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那些东西便用之不尽了；圣人既用尽了听力，又用六律来校正五音，各种音阶也就运用无穷了；圣人既用尽了脑力，又施行不忍人的仁政，他的仁爱之德便覆盖于天下了。所以说，筑高台一定要凭借山陵；挖深池一定要凭借山沟沼泽；如果执政不凭借前代圣王的办法，能够说是明智吗？所以只有仁慈的人才应该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不仁慈的人占据了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恶行败德传播给百姓。
“在上的没有道德规范，在下的人没有法规制度；朝廷不信道义，工匠不信尺度，官吏触犯义理，百姓触犯刑律。如此下去，国家还能生存就真是太侥幸了。所以说，城墙不坚固，武器不充足，这不是国家的灾难；田野没开辟，物资不富裕，这不是国家的祸害；如果在上位的人没有礼义，在下位的人没有教育，违法乱纪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的灭亡也就快了。《诗经》说：‘上天正在降骚乱，不要多嘴又多言。’多嘴多言就是拖沓啰唆。侍奉国君不讲忠义，行为进退不讲礼仪，说话便诋毁前代圣王之道，这就是拖沓啰唆。所以说，用高标准来要求国君就叫做‘恭’，向国君出好主意而堵塞坏主意就叫做‘敬’，认为自己的国君不能行仁政就叫做‘贼’。”
【阐释】
这一章的内容和全书大部分的内容一致，谈论的都是孟子要求当政者施行仁政的问题。在这一章里，孟子提出，施行仁政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先王”，二是“选贤才”。
在这一章刚开始不久，孟子就论述了规矩和方圆的关系。他认为，规矩是方圆的准则，还认为尧、舜、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人的“先王之法”是治国永恒的规矩和准则。虽然孟子的这种说法有利于实现他的施行仁政的人生理想，但这种说法毕竟显得有失偏颇，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孟子之所以犯了这样的错误，也是有深刻的原因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本有着继承性的人伦道德和治国方略也处在了不断变化发展之中，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认识不够全面，他只看到了人伦道德和治国方略的继承性和不变性，却没有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已经处在了新的变化发展之中。这一片面的认识使孟子把人类社会的准则和自然界的准则做了简单的类比，结果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体现了儒家思想保守的一面。这一“保守”影响深远，不仅波及到儒家思想自身，甚至还波及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由于它的影响，汉代以后，我国的思想和学术发展就遭遇了瓶颈，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
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上述原因，就断定儒家学说主张“法先王”在思想上是保守的，在政治上是叛逆的，甚至批评他们不顾历史发展的潮流，逆潮流而动，那也是太过草率和武断的。
要分析儒家思想，还要用一分为二的“两分法”。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制度急剧变革，儒家提出了“仁政”、“爱民”等新的思想，反映了新兴封建制度中人的价值的提高，体现了时代精神，是划时代的伟大贡献。这是儒家思想积极的一面。但是，因为带有针砭现实社会的作用，所以以前原有的与儒家思想相反的思想却很难表述清楚。于是，为了便于实现儒家施行仁政的主张，孟子只好把自己开创的“仁政”思想划在尧、舜的名下，幻想通过尧、舜的影响力，帮助他实现理想。这样说来，孟子口称的“尧舜之道”其实就是儒家的“孔孟之道”。因此，孟子阐述的“法先王”的谋略中，自然也少不了“仁政”、“仁心”等儒家思想。
此外，我们还必须承认，从现实角度来看，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典籍浩繁，古代的先王们留下了许多经得起实践考验的治国之道，如果后世的国君能认真钻研，再根据实际国情完善，就会掌握许多最为直接的治国经验。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很有价值的。
在孔子的《论语》里，“法先王”和“选贤才”这两个方面都是老生常谈式的内容了。在这里，作为“法先王”的原因，“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说法，成了后人们熟知的格言警句，用来强调和说明纪律的重要性。同样，孟子还认为，“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都是“法先王”和施行仁政的原因。为了进一步说明“法先王”的重要性，孟子还从反面入手，论述了“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的道理。
那么，施行仁政为什么要“选贤才”呢？众所周知，如果不仁的人窃取了高位，那就势必会奸邪当道，残害忠良，整个社会风气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最终可能是天下大乱。
【原文】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1］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2］：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3］、‘厉’［4］，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5］云：‘殷鉴［6］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注释】
［1］至：在这里当“标准”解释。
［2］道二：即效法尧、舜为仁，不效法尧、舜为不仁。
［3］幽：指周幽王。
［4］厉：指周厉王。
［5］《诗》：这里指《诗经·大雅·荡》篇。
［6］鉴：镜子。
【译文】
孟子说：“圆规、曲尺是方和圆的最高标准，圣人是做人的最高典范。想成为好国君，就要尽到做国君的道理；想成为好臣子，就要尽到做臣子的道理。二者都效法尧、舜就行了。不用舜侍奉尧的态度来侍奉国君，就是不敬重他的国君；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方法来治理百姓，就是残害他的百姓。孔子说：‘道路只有两条，仁和不仁罢了。’对百姓残暴太厉害，就会自身被杀、国家灭亡；即使不太厉害，也会自身危险、国家削弱，死后被加上‘幽’、‘厉’这类恶谥，即使他有孝顺的子孙，一百代也无法更改了。《诗经》上说：‘殷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前代的夏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提到，圣人是纲常人伦关系中的最高典范。
但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被孟子称为“圣”呢？两千多年来，这一概念一直没有定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已经被称为“圣人”的孔子，还是已经被称为“亚圣人”的孟子，都没有把“圣人”神秘化。甚至，在孟子的观念里，“圣人”也还是人，只不过是人类里面最杰出的“人”，是人类的好榜样。最著名的例证就是孟子引用有若的话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
在谈到“圣人”的境界时，孔子表示，圣包含着仁和智的两方面的内容，既有仁爱的道德，又有学问的智慧。除此之外，“圣人”不仅表现为内在的道德和学问，还有外在的“济众”表现。孔子在《论语》里提到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圣人”济众的体现。
众所周知，孔子自己已经达到了“圣”的境界，连尧、舜这样的圣君都没有达到他的程度。这证明了一个真理，即“仁”通“圣”，“圣”是“仁”的最高境界。根据这些论述，再看“圣人”，自然就能有所领悟了。
【原文】
孟子曰：“人有恒言［1］，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注释】
［1］恒言：常言，经常说的话。
【译文】
孟子说：“人们有句口头语，都说‘天下国家。’天下的基础是国，国的基础是家，家的基础是个人。”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说“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个道理非常浅显：国家是组成天下的最小单元，家庭又是组成国家的最小单元，每一个人又是组成家庭的最小单元。每个人的好坏决定了一个家庭和一个国家的好坏、前途和命运。
孟子是把个人作为家庭、国家和天下的根本看待的。这也是讲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原因，也是儒家强调“人本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儒家重视每一个人对家庭和国家的重要性，所以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百姓，每个人都很重视个人的素质修养。反之，在一个国家中从国君到庶民，都不讲究修养，又想把国家治好，这是绝不可能的。
把个人修身视为“本”，而把齐家、治国大事视为“末”的主张，把儒家关乎家庭和国家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原文】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1］，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2］之水清兮，可以濯［3］我缨［4］；沦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注释】
［1］菑：同“灾”，灾难、危险。
［2］沧浪：有多种解释。其一认为是汉水的支流（水名），其二认为是地名，在今湖北省均县境内，其三认为是指水的颜色。
［3］濯：洗。
［4］缨：系帽子的带子。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