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天、上帝毕竟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儒家的绝顶聪明之处又在于，他们把这“君权神授”，通过巧妙地解释，实质上变成了“君权民授”。他们明白无误地说：“上天的意志，来源于我们人民的意志，即“天不言”，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换句话说，天子的地位和权力虽是上天给予的，但上天的“视”、“听”都来自于人民的“视”、“听”，来自于人民的意志，所以归根结底，天子的地位和权力还是人民给予的。因此人民自然拥有立天子的权力，也有废黜天子的权力。故孟子最后明白无误地说：天子的地位虽是“天与之”而实际上却是“民与之”。
应该说，孟子所代表的儒家的这种思想是“言”孔子之未言，是民权思想、民主思想的鲜明体现，是儒家思想发展的精华所在。这种民权、民主的思想，在中国由于统治者的堵塞和扼杀虽没有发展为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权、民主思潮，但重要的在于，它是人类社会民权、民主思潮的源头，这是毫无疑义的。民权、民主思想在廿世纪的人类社会，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孟子的这些观点，仍有其不容忽视的现代意义。
按照一般传统的理解，在禅让制的时代，这一代的君权是由上一代的天子授予的。这也就是孟子的学生万章的看法。可孟子却作出了与传统看法不一样的回答，认为天子个人并没有权力把天下拿来授予谁，而只有上天和百姓才有这个权力。很明显，孟子是脚跨上下两个方面，一只脚跨在上天，有“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另一只脚却跨在民间，有“民授论”的味道。而他的论述，则正好是在这两方面寻求沟通的桥梁，寻找“天意”与“民意”的结合点。所谓“究天人之际”，研究天与人的关系，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核心问题，而孟子在这里的探讨，是从政治、君权的角度来进行的，也算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吧。
事实上，孟子在这里的分析论述，与其说强调“天”的一方面，不如说强调“民”的一方面更为贴切。就以他所分析的舜的情况来看，舜之所以最终“之中国，践天子位”，完全是因为“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诓歌者，不诓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所以，与其说是“天授”，不如说是“民授”。他最后所引《泰誓》上的两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不也一方面说明了“天人之际”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说明了“天意”从根本上说还是来自“民意”。
【原文】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1］，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2］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3］，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4］之不肖［5］，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6］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7］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8］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9］。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注释】
［1］阳城：山名，位于今河南省登封县境内。
［2］益：即伯益，舜的大臣，曾帮助大禹治水。
［3］启：大禹的儿子。大禹死后，启夺得了天下，建立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
［4］丹朱：尧的儿子。
［5］不肖：意为“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的贤德”。
［6］继世：继承先祖的基业而拥有天下。
［7］太丁：商汤的儿子。
［8］太甲：太丁的儿子。太丁死后，他被立为夏朝的皇帝。
［9］桐：古地名，商汤就葬在那里。
【译文】
万章问孟子道：“有人说，天子大位传到大禹这里的时候，道德就沦丧了，因为大禹不是把天子之位传给了圣贤的人，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请问先生，有这样的事吗？”
孟子回答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天子想把大位传给圣贤的人，就可以传给圣贤的人；天子想把大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就可以传给自己的儿子。从前，舜把大禹推荐给了上天，十七年后，舜死了。三年丧期过后，大禹为了避开舜的儿子而到了阳城，全天下的百姓也跟着大禹来到了阳城，就像当年尧去世以后，天下的百姓不是跟着尧的儿子，而是跟着舜那样。
“后来，大禹又把伯益推荐给了上天，七年后，大禹也死了。三年丧期过后，伯益为了避开大禹的儿子启，到了萁山以北。但是，来朝见天子的人和要打官司的人却不到伯益那里去，而是自发到了启那里，他们说；‘他是天子的儿子。’讴歌天子的人也不讴歌伯益，而是讴歌启，也说：‘他是天子的儿子。’
“尧的儿子丹朱不争气，舜的儿子也不争气，都继承不了天子大位。舜辅佐尧，大禹辅佐舜，这样经历了很多年，给百姓布施恩泽的时间也很长。启很贤良，能认真地继承大禹的政策。而伯益辅佐大禹的时间短，布施给百姓恩泽的时间也短。舜、大禹、伯益之间相距的时间有长有短，他们的儿子也有好有坏，这都是天意安排的，不是人的意愿能改变的。
“没有人能做到的事被做到了，这就是天意；没有人招惹它，它却来了，这就是命运。如果一个平头百姓能得到天下，那么他的德行也必然和舜、禹的一样，而且还得有天子向上天推荐他，所以，孔子虽然是前所未有的大圣贤，但没有天子向上天推荐他，所以他也不能得到天子大位。
“继承上代而得到了天下的人，后来又被天意剥夺了的，必然是类似于夏桀和商纣那样的人，所以，尽管伯益、伊尹和周公很圣贤，但因为他们辅佐的不是这样的国君，就不能得到天下。伊尹辅佐商汤称霸天下，商汤死后，他的儿子太丁还没有来得及登上天子大位就死了。之后，外丙在位两年，仲壬在位四年，太甲登上天子大位后，破坏了商汤制定的典章法度，于是伊尹就把他流放到了桐地。三年后，太甲悔过了，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在桐地表现得心不离仁、行合乎义，已经听从了伊尹的教导了，于是又回去继续做天子。周公不能得到天下，原因跟伯益在夏朝、伊尹在商朝没有可能得到天下一样。孔子说：‘唐尧、虞舜传大位给圣贤，而夏、商、周三代传位给子孙，道理都是一样的。”
【阐释】
孟子在上一章提出了君权是“天与之，民与之”，实则为“民与之”的理论，这一章更以上自尧舜、下至孔子近二千年的历史，对这一理论加以印证。“天与之，民与之”实际是以民意为依归，即人民的拥护程度来确定的。他以舜、禹、启三人之得天下为例说明，是由于人民之中大多数衷心拥护；而伯益、伊尹、周公三人，尽管有崇高的品格，而未能得天下，是因他们所侍奉之国君，大体皆能顺民意，而绝非暴虐之君；至于孔子之未能得天下，是因天子没有推荐于天，所谓推荐于天的意思，就是孔子没有得到担当辅佐国君治国大任的机会。以两千年的历史来印证君权“天与之，民与之”的理论，这是孟子对历史的精辟分析、高度概括，是对中国上古历史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做出的重大贡献。这对近现代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
【原文】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1］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2］牛，以要秦穆公。’信乎？”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百里奚，虞［3］人也。晋人以垂棘［4］之璧，与屈［5］产之承，假道［6］于虞以伐虢［7］；宫之奇［8］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9］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10］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注释】
［1］百里奚：人名，据说，百里奚是被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来的相国，因此后世称之为“五羊大夫”。
［2］食：供养、饲养。
［3］虞：诸侯国名，是个位于山西省平陆的小国。
［4］垂棘：地名，盛产美玉。
［5］屈：地名，盛产良马。
［6］假道：借道、借路。
［7］虢：诸侯国名。
［8］宫之奇：虞国大夫。
［9］有行：有所作为。
［10］自好者：自爱其身的人。
【译文】
万章问孟子道：“有人说，百里奚用五张羊皮的价格把自己卖给在秦国养牲口的人，并替他喂牛，为的就是能求得秦穆公的重用。这是真的吗？”
孟子回答道：“不是这样的。这种说法是好事者瞎编的。百里奚原本是虞国人，当时，晋国用垂棘的美玉和屈地的良马贿赂虞国国君，以便借道攻打虢国。虞国的大夫宫子奇劝告虞公不要答应晋国的请求，但百里奚却没有说话，因为他知道虞公是不会听劝告的，于是就离开即将亡国的虞国，来到了秦国。当时的百里奚已经是七十多岁了，如果还不知道替人喂牛以求得秦穆公的任用是不光彩的的话，那还能算聪明吗？知道虞公不听从他的劝告而不去劝告的人，能说是不聪明的吗？知道虞国即将要亡国了而提前一步离开的人，能说是不聪明的吗？一旦百里奚在秦国受到了任用，就知道秦穆公是个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的人而尽心辅佐他，能说是不聪明的吗？做了秦国的国相，使自己的国君的威望显赫于天下，并且可以流传到后世，如果不是贤者，能做到这些吗？卖掉自己而去成全自己的国君这种事，即使是乡里自爱的人，也不愿意这样做，贤者肯这样做吗？”
【阐释】
由这一章里万章的问话可以得知，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人相信，被称为“五羊大夫”的百里奚是一个“自卖为奴以事穆公”的人。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孟子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假的！没有这样的事！像百里奚这样聪明过人的贤人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按照一般逻辑，接下来，孟子需要证明百里奚的聪明过人，还要证明贤人为什么不这样做。于是，孟子举了很多例子，说明百里奚是一个“不可谓不智”的人：明知虞公不会听他的劝，所以不劝；知道虞国就要灭亡了，所以抢先离开；七十岁了还要到秦国去；知道秦穆公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所以尽兴辅佐。证明了百里奚的聪明过人之后，孟子又说道，辅佐国君成就大业，让自己的国君在众诸侯里享有威名，这样的人不是贤人吗？是贤人的话，就不会干自卖为奴的事，这就是必然的了。
孟子始终把保持人格尊严当作人生的头等大事，而事实上，百里奚也确实如孟子所言，并没有做任何有损自己人格尊严的事。据《史记》记载，百里奚离开虞国后，在楚国边境被楚人抓获。秦穆公听说以后，打算重金赎回百里奚，但又怕引起楚国人的怀疑而不能达到目的，于是就故意用五张羊皮的低价赎回了百里奚。百里奚一到秦国后，就立即受到秦穆公的重用，“授以国政”。可见，确实没有百里奚“自卖为奴以事穆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