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世界政党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丢掉执政地位，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从西方政党所面临的问题看，主要是：第一，西方社会的社会阶级、阶层分化加快，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各个阶层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小甚至变得模糊。这对作为代表一定的阶级和阶层利益的政党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二，民众价值观念和基本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中最大的转变就是从“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在“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之下，“如果人民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人民就会支持这个当政的政权。如果他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就要更换头面人物，他们就要选举那些看来愿意满足而又能满足他们的候选人”。这里人民的利益往往集中于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就成为联系公民个人与政府之间最好的桥梁，政党通过满足民众的需求，从而得到民众的认同。但是，今天民众的需求已经转向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生活质量、人权、伦理、战争与和平等这些与阶级毫无关系的“后物质主义”，因此，民众在政治上就由倾向于威权和服从转变为倾向于自由至上主义，强调更加广泛、直接的参与，所有文化和种族群体的平等权利，奉行多元主义的道德观等。而这对原本习惯于垄断政治市场的政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第三，西方公民社会的日益发达也对政党政治提出了挑战。随着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社会利益多元化不断加强，不同的利益群体日益组织化、秩序化，各种各样的民间团体、中介组织特别是与政党有联系但又不同于政党的利益集团不断产生。民众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利益集团向议会甚至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向政府施加压力以满足自身需求。可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作为一个权力主体将受到其他更多行为主体的制约，政党的受制因素增多。第四，民主化的推进对政党政治提出了考验。这是因为，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最好的民主形式的代议制民主，如今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分化进一步加剧，利益集团政治日益突出；同时，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诸如公民创制、复议等直接民主的形式被大量采用以及协商民主的兴起，等等，使得代议制民主大有“衰落”的景象，这不能不引起政党的极大关注，因为政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与代议民主制的发展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政党衰败论”的产生，固然有以上各种因素，但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政党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首先，政党没有解决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问题，致使民众对政党失去了信心。在这个方面，最典型的是苏联共产党，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还有曾经连续执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放弃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后，在经济发展中没有真正惠及人民大众，致使农业破产，中小企业倒闭；废除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导致了印第安农民起义，45%的民众处于贫困线下。其次，政党僵化的思想和政党体制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时期，党的思想开始僵化，逐渐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从而产生了“信任危机”，而反映到政党体制上，则表现为一成不变的僵化的党和国家过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如党政合一、过渡集权；党内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党和国家干部任用机制不完善；广大党员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等等。最后，政党的腐败是政党失去民心的直接原因。政党的腐败同政党内部的寡头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随着对权力的追逐，政党的领导权操纵在了少数领袖与党魁人物手中，致使政党日趋寡头化和政客化，脱离了民众也远离了监督。远的如日本的“洛克希德案”、美国的“水门事件”和法国的“伊拉克门事件”，近的如印度国大党的收受贿赂案和印度尼西亚专业集团的腐败事例，无不是由于政党的腐败而遭到民众的唾弃。
面对以上种种外部和自身存在的问题，西方政党为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政治抱负，采取了种种措施，这对我们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第一，政党制度的法律化、规范化。在西方，法律化是政党政治的一大特征，即通过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对法律的实施进行有效监督，使政党政治的法律化得以落到实处。一方面，表现为政党政治的基本原则，即建党自由、义务明确、追惩严格等原则，通过宪法途径法律化，从而使政党活动依法进行。另一方面，表现为通过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对政党政治的运行作出相对详尽的具体规定，也就是依法治党。通过立法，使政党组织及其活动日趋法律化和规范化，从而克服了随意性和不
合理性。例如，《意大利共和国法》（1947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7年）、《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958年），以及希腊宪法（1975年）、葡萄牙宪法（1976年）和西班牙宪法（1978年），对政党及其活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有的甚至制定了专门的政党法，对政党的权利、义务、地位、功能、活动方式、内部组织、党员资格、党的经费等，作了具体的规定和说明。如此，政党和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和国家政治体系中便具有了明确的、稳定的法律地位，受到法律的保障，政党的活动也就日趋规范化，体制内的政党便可以有保障地开展有效的活动。这不仅有力地保障了政党政治的稳定性，而且在政党政治法律化的框架下，也使政党政治、政党制度更加成熟。西方政党的法律化和规范化还表现在：由执政党依法组成政府，内阁成员由执政党提名产生；执政党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以间接调控为主；执政党的权力受到国家权力机制的制约及社会的监督；执政党的党务机构比较精简，人员少，效率较高，等等。
第二，适时调整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在加强和调整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国外执政党主要是采取这样的措施：一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二是重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三是努力使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普适性、包容性和整合性。意识形态、纲领和政策是不同政党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基础，如法国的保卫共和联盟、民主联盟同社会党之间，德国的基民盟、基社盟与社会党之间，英国的保守党与工党之间，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从意识形态、纲领到具体政策都是互不相同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是由于政党利益差别的存在，即各政党所代表的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的不同利益诉求的必然反映；另一方面是各党都有自己的“选民领地”。在长期的竞选活动中，各党都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选民阵地，如英国保守党在贵族、大金融企业、商业中有传统的选民，工党则在工会中拥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各自的纲领政策必然存在差别。
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各政党为了争取广大的中间阶层，在政策主张乃至意识形态方面呈现出彼此靠拢、日趋“中间化”的趋势。在1990年初，美国民主党公开宣称，“新选择反对老的意识形态及这些意识形态强加的错误选择。我们的纲领不是自由的，也不是保守的。它是两者，它是不同的”。这就是第三条道路。自此，西方政党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中间化就成为一种潮流。如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长期衰落的西欧社会党，在90年代的重新崛起，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意识形态和政策中间化得以实现的。最典型的是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西欧社会党中间化的实质是淡化左与右的政治意识，强调“实用主义”，在保留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从自由主义中大胆吸取生命力。新时期的民主社会主义，强调在公平与效率、市场作用和政府干预、安全与灵活性、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平衡；放弃原来强调的制度社会主义，反对将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有限替代，向超越阶级的价值和伦理社会主义转变；主张传统左右翼政治力量，扩大自身社会基础；等等。由于意识形态和政策中间化，自由主义色彩的浓化，使社会党在社会利益的反映上不再是代表传统工人阶级的阶级政党、在党员结构上广泛吸纳社会公众，逐渐由阶级政党向“全民化”方向发展。表现在政策上，一些主流政党之所以能长期主导本国政治经济生活，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时代潮流，抓住了历史性机遇，制定并推行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促进了国家的兴旺、人民生活的提高以及社会的繁荣进步。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马来西亚巫统、日本自民党、德国联盟党之所以能长期执政，就是因为它们抓住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提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提出了“生存第一，经济立国”的思想，及时融入到当时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潮流，从而获得经济的飞跃发展，国力大大提升。这些党正是靠过硬的政绩树立了党的威信，在一定时期里赢得了公众的信任，进而长期主宰政坛。相反，那些错失发展机遇、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有误的政党即便是主流政党，也很难树立起真正的威信，潜伏着失去政权的危机。苏联、东欧国家的执政党以及非洲国家的一些执政党的情况即是如此。
第三，政党制度的民主化。西方国家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体制，方便各政党按一定的规则公开竞争执政地位，在理论上使各党都有平等竞争和上台执政的可能与机会，在形式上为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提供了多种政治选择的余地，使民众有了更多的利益表达渠道，满足了民众
的多种政治形式与政治途径的愿望，这本身就是民主的一种体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各国扩大了民主，基本上实行普选制，拓宽了选民范围，使更多的人们能以平等投票的方式表达意愿和政治选择。这种民主形式使人们得到了一种心理上、意愿上的满足感和自由感，他们在政党的竞选中采取支持某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的态度和立场，这也成了这种政党制度存在和发展的选民基础。
随着各政党改革的深入，党内民主化成为一种趋势。以英国政党为例，保守党改革的重大内容之一就是在下层扩大民主，推进党的民主化。在1997年年会上，保守党改变过去党的领袖仅由议员选举的做法，规定成立选举团选举党的领袖，选举团由议员和普通党员代表共同组成。年会还规定，党内的重大决策须经全体党员投票决定。无独有偶，英国工党在1997年年会上也调整党的决策机制，改变过去到年会前夕各党组织才提动议的方式，建立政策委员会，各支部提前三年向该委员会提交动议草案，由委员会广泛征求意见并筛选后再向年会提出。这样，既充分发扬了民主，扩大了党员的权利，又加强了中央的控制权。工党上台后，又对政府进行了民主化改革，力图使政府朝着更加透明、法治、高效、负责的方向转变，成为公众可以信赖的公共机构。在政府改革中，工党提出了“整体型政府”的概念，协调政府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工党还着手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扩大地方自治，向地方放权，使之承担更多与本地居民有关的职能，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加强和扩大党内民主，也是社会党自身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社会党向来比较强调党内民主，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不同的社会党内部，党内民主的程度是有区别的。所以，在改革中，不少社会党仍然强调要加强民主，改善决策程序。如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总书记的明特费林提出改进党的工作的建议，其中包括党员直选党的议员候选人等内容。该党还把民主化改革延伸到党外。他们认为，必须将党的组织结构向社会开放，党内生活向社会公开，允许非党员参与党的政治生活。在关于党纲的讨论中，参加者不限于社民党党员，还邀请了非党人员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参加。根据党的总书记的提议，2006年以后该党各选区的联邦议员候选人将由全体党员和党外人士共同提出。他强调，应该开放党的组织，尽可能吸收党外精英入党。下届联邦议会党团中应至少有10名党外人士，并至少有30名40岁以下的议员。法国社会党加强党的同情者网络的建设，欢迎他们参加社会党的讨论，取消入党方面的种种限制，鼓励青年人、外籍移民和欧盟成员国公民在党内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向社会开放党的竞选名单，积极发展与各种群众性、互助性、合作性组织的关系。而绿党则把基层民主作为党的一项重要的组织原则，西方各国政党就是以这种民主形式获得了选民的支持，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优势。
第四，政党运作的媒体化。西方各国政党日益重视通过大众传媒塑造政党形象，利用媒体获得媒介效应，以宣扬本党主张、树立良好的政党形象。媒体对西方政党的影响最突出地表现在竞选上。在选举中，一方面，通过炒作媒体形象提高政党候选人的社会声望。选民往往对现代选举的短期行为是极为敏感的，候选人的个性、风格和突发事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非常明显，特别是在激烈的政治竞争中，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看政党选举期的媒体形象；另一方面是通过民意测验，调查候选人的弱点及选民的倾向，使政党及时作补救宣传。另外，由于现在的很多选民对特定政党的忠诚日益淡化，有些选民只是到了选举的最后几天，甚至最后一刻才决定投哪个政党的票，这时传媒所提供的快捷政治信息和施加的影响就起了很大甚至关键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运作和成功越来越依靠善于同媒体打交道的党内精英人士来实现，通过媒体精心设计领袖形象来传递政党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理念，进行政治宣传，赢取大众的政治支持。
当然这样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迎合媒体的同时，政党也面临丧失自身政治特性的危险：强烈的执政冲动，不断弱化政党的党派意识，政党的候选人往往要根据媒体的需要来变更主张，以达到理想的选举竞争效果。党的纲领也要以它们能够按照传媒规律以最佳的方式得到传播支持为准则而加以修饰和增删，至于胜利后当选人的施政纲领是否同竞选时的宣传相符，那就另当别论了。
由此可见，政党现代化是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规律的要求，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必然要求，只有不断推进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的现代化，党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及各种挑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