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澄落落大方地走上了讲台，为我们呈现了第二位历史人物。
“这是一个人才百花争艳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最为繁盛的时代。这个时代里所涌现出的人才，以坚贞不屈的气节、礼贤下士的谦恭、计安天下的智谋和风流儒雅的气度而彪炳史册。果真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有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以这个时代的历史发展为主线，以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为核心，演绎了一个又一个生动形象的历史故事。正是因为这本书，让这段历史、这些人物成为了老百姓们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最津津乐道的谈资。
“东汉灭亡后，天下大乱，有恣意抢夺着地盘的枭雄，自然就会有渴望匡扶天下的英雄。大浪淘沙后，三位英主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每位英主的身边都有一群智勇超群的谋士，每个谋士集团里面都拥有一位首席，他们便是曹魏的荀彧，蜀汉的诸葛亮和东吴的周瑜。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总是一枝独秀，独占了曹魏集团的风光。相比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和胆略兼人的周瑜，王佐之才的荀彧就显得有些黯淡了。然而，荀彧可是曹魏集团里当之无愧的二号人物，不仅是一个德能服众、才冠群英的通儒大贤，更是一个坐席后留香三日的风雅君子。钟繇称赞他，‘颜回之后，能备九德，不贰其过，唯荀彧然。’曹植盛赞他，‘如冰之清，如玉之洁，法而不威，和而不亵。’司马懿也称赞他，‘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
“荀彧弃袁绍投奔曹操时，曹操还只是一个在乱世之中挣扎自立的小军阀。在讲究门阀的三国时代，曹操因出身宦官家庭而不被士族所看重，而出身颍川荀氏的士林领袖荀彧加盟曹魏集团后，使曹操的人气开始急剧攀升。荀彧不仅为曹操带来了平定北方的大计，而且给他推荐了荀攸、戏志才、郭嘉、钟繇、司马懿等一系列优秀人才，一手组建了曹魏集团的军师联盟。这位曹操眼中的吾之子房，不仅为曹操承担了张良的工作，更肩负起了萧何的重任，在曹魏集团的创业和发展中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奠基了曹操的成功之路。正史记录了荀彧的几件事情，能让我们领略到三国第一战略大师的风采。”
第一件事 高瞻远瞩，未雨绸缪
“永汉元年（公元189年），二十六岁的荀彧被举为孝廉，官拜守宫令。因为董卓之乱，荀彧弃官归家，并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说：‘颍川这个地方，处于战略要地，四面都容易发生兵戈之争。若天下有变，这里首当其冲会被战乱所波及。请大家最好尽快离开这里。’很多人没有听从荀彧的忠告，可荀彧却带着自己的家族离开颍川前往到了冀州。后来董卓派遣将领出兵关东，果然来到颍川、陈留一带烧杀抢掠，留下来的乡亲都惨遭了西凉军的荼毒。”
第二件事 临危自若，化解叛乱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太祖征讨陶谦，任命荀彧留守后方。张邈、陈宫准备在兖州造反，暗中迎奉吕布至兖州。吕布到后，张邈就派刘翊向荀彧来要粮：‘吕将军来帮助曹使君攻打陶谦，请给他供给军用物资。’众人不知所措。荀彧却猜到了张邈已经反叛，当即整肃军队，设置防务，速召东郡太守夏侯惇，但是兖州的其他各县却已纷纷投靠了吕布。当时，曹操正率全军围攻陶谦，留守的兵力很少，而且很多将领可能已经与张邈、陈宫通谋。夏侯惇来到鄄城，当夜斩杀了数十个谋反的军士，平息了叛乱的苗头。豫州刺史郭贡率兵数万来到城下，有传言说他是吕布的同谋，令大家惶恐不安。郭贡求见荀彧，荀彧便准备前往。夏侯惇等人劝说：‘您是主心骨，前去必定危险，不能去！’荀彧说：‘郭贡与张邈等人，平素并没有相互勾结。现在他来得又很急，准是还没打定主意而前来试探。趁他动摇之际去说服他，即使不能为我所用，也可以让他保持中立；如果猜忌而防范他，他必会被激怒而与张邈合谋。’郭贡看到荀彧毫无惧意，认为鄄城不易攻下，便领兵离去了。荀彧又与程昱计议，让他去说服范和东阿二县，最终为曹操保全了三座城池。”
第三件事 胸怀大局，明晰取舍
“陶谦死时曹操想趁机夺取徐州，回师再平定吕布。荀彧劝他，‘先代汉高祖守关东，光武帝据河内，都是先巩固基地，再争夺天下。这样进可以制胜，退可以固守，所以能经受住困难挫折，最终完成大业。将军本来是凭兖州起事，平定了山东祸乱，百姓们无不心悦诚服。况且兖州跨黄河、济水，是天下要冲，现虽城池残破，但足以能自保。此地兼具地利与人和，正是将军您的关中、河内，我们应该先稳定住它。现在已击溃了李封、薛兰，如果再分兵东击陈宫，则陈宫必定不敢回击。我们便趁机组织队伍收割麦子，储备谷物，秋后就能一举打垮掉吕布。然后向南联合扬州的刘繇共讨袁术，以控制淮水、泗水一带。如果舍弃吕布不打而东攻徐州，多留守兵则攻城不够，少留守兵就得征百姓来守城，令他们不能完成夏收。倘若吕布再乘机侵扰杀掠百姓，那我们就无法安定住民心了。如果只剩下鄄城、范、卫三处城池得以保全，而其余的地方都被吕布占领，这样也等于失去了兖州。要是徐州再攻不下，将军将安身于何处？何况陶谦虽死，徐州也不易被攻破。上次讨伐徐州时，我们实行了残酷的屠杀，徐州子弟为报父兄被戮之仇，必定会誓死奋战。即使能攻下徐州，却还是不能从民心上占有它。况且鉴于上次的失败，徐州军民会因畏惧而更加团结。现在夏收刚过，徐州必会坚壁清野以防将军。将军久攻不下，又无法通过抢掠来获得粮草，不出十天，十万人马的粮草就会断掉供应。天下间的取舍，有以大换小的事情；有以安换危的事情；有权衡形势而不顾忌根基稳固的事情。现在的这个决定，从三方面看无一有利，希望将军能再细细考虑一下。’曹操这才打消了攻徐州的念头，动员士兵帮助农民收割麦子，然后分兵平定各县。最终吕布败走，兖州得到了稳固。”
第四件事 识心辨性，料事如神
“自从曹操迎奉天子后，袁绍一直心中不服。兼并了黄河以北各郡县后，袁绍更成为了当时天下最强大的诸侯。于是，袁绍愈加骄横了起来，写了封言辞极其无礼的信给曹操，惹得曹操大怒。曹操众谋士见他出入举止不同于常，都揣测是因为之前败于张绣的缘故。钟繇就这事询问荀彧，荀彧说：‘曹公是聪明人，必定不会让往事萦怀，可能是为了其他事而忧愁。’于是见曹操而询问，曹操便将袁绍的信拿给荀彧看，说：‘我现在想讨伐此不义之臣，可力量敌不过他，怎么办？’荀彧说：‘自古以来，那些真有才能的人，纵然弱小，也必将变得强盛；而那些庸人们，纵然强大，也会变得弱小。刘邦、项羽的存亡，足以证明了这个道理。袁绍这人貌似宽容而内心狭窄，任用人才却又疑心太重，而您明正通达，不拘小节，唯才是举，唯才是用，这是在度量上胜过袁绍；袁绍遇事迟疑犹豫，少有决断，往往错过良机，而您能决断大事，随机应变，不拘成规，这是在谋略上胜过袁绍；袁绍军纪不严，法令不能确立，士兵虽多，却不能善加运用，而您法令严明，赏罚必行，士兵虽少，却都奋战效死，这是在用兵上胜过袁绍；袁绍凭其名门贵族，装模作样，耍小技而博取名誉，所以士人中缺乏才能而喜好虚名者大多归附于他，而您以仁爱之心待人，推诚相见，不求虚荣，行为谨严克己，在奖励有功之人时无所吝惜，因此天下忠诚正直、讲求实效的士人都愿为您效劳，这是在德行上胜过袁绍。凭借这四方面的优势辅佐天子，扶持正义，征伐叛逆，谁敢不从？袁绍的表面强大又有何用呢？’曹操听后十分高兴。荀彧又说：‘但是攻打袁绍之前要先解决了吕布。’太祖说：‘你说得极是。可是我担心，袁绍侵扰关中引发羌人、胡人作乱，并向南引诱蜀、汉中二郡的刘璋出兵。那样我将单独以兖、豫二州抗击天下兵力的六分之五，又该如何处理呢？’荀彧说：‘关中将帅数以千计，没有人能统一起来，只有韩遂、马超最强。他们见崤山以东地区正在争战，必定各自拥兵自保。现在如果以恩德招抚他们，派遣使者与他们通好，即使不能长久笼络，但至少在您平定山东之前，足以不生变动。关西的事情可以托付给钟繇，这样您就可以放心出征了。’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击破张绣，东擒吕布，平定徐州，进而与袁绍相抗衡。孔融对荀彧说：‘袁绍地广兵强，有田丰、许攸等谋臣替他出谋划策，审配、逢纪等忠臣为他干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为他统领军队，恐怕很难战胜啊！’荀彧说：‘袁绍兵虽众但不用法令整肃，军纪涣散，多为乌合之众。田丰刚愎而好犯上，许攸贪婪而不检束，袁绍不会从心底认同他们两个，也就太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审配专权而无谋，逢纪果决而刚愎自用，这两人掌管后方时，如果许攸的家人犯了法，他们一定不会宽纵，那么许攸就必然会叛变。至于颜良、文丑，不过匹夫之勇罢了，可以一战而擒之！’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与袁绍连续交战。曹操驻守官渡，被袁绍包围。曹操军粮将尽，写信给荀彧，与他商议可否退兵许都以引开袁绍军队。荀彧回信说：‘眼下军粮虽少，还比不上当年楚、汉在荥阳、成皋之间那样艰难。当时刘、项双方都不肯先退，先退的一方必定处于被动。您仅以敌人十分之一的兵力，就地坚守，扼住敌人咽喉使其不能前进，已经半年了。敌人的锐气也已经枯竭，局面必将有所变化，这正是使用奇谋的良机，不可失去啊！’曹操于是留了下来，进而以奇兵偷袭袁绍的其他军营，斩杀了他的大将淳于琼等，袁绍退走。审配因为许攸有不法行为，收捕其妻儿家人，许攸一怒之下背叛了袁绍；颜良、文丑被阵前斩首；田丰由于劝谏而被杀，一切都正如荀彧战前所预想的一样。”
第五件事 知人善任，不拘一格
“荀彧经常居于朝中处理朝政，而曹操却经常征战在外，两人商讨军事大计便很不方便。太祖问荀彧：‘谁能替代您为我出谋划策？’荀彧说：“荀攸、钟繇。”后来，荀彧为曹操推荐了戏志才，曹操非常喜欢。可惜，戏志才早卒。曹操给荀彧写信说：‘自志才亡后，我身边就没有可以讨论的人了。有没有可以替代他的人呢？’荀彧举荐了郭嘉。曹操召见郭嘉，两人讨论起了天下大事时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曹操对郭嘉说：‘使孤成就一番大业的，就是你啊。’戏志才和郭嘉，两个聪明绝顶的鬼才，又都有着负俗之讥的个性。荀彧没有把他们同时推荐给曹操，正是考虑一山难容二虎的缘故。这着实让我们领教了荀彧高超的用人水平。”
“从以上五件事可以看出，荀彧不仅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更能够思虑恂达，知人善用。曹操按照荀彧制定的战略计划，一步步稳扎稳打地平定了整个北方。在这段时间里，曹操主外征讨，荀彧主内经营，使得曹魏集团不断发展壮大。曹操称赞他，‘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天下之定，彧之功也。’
“然而，正当曹操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荀彧却公然站在了曹操的对立面。当曹操漠视了他的反对后，荀彧心中所追求的理想和信念便也轰然塌陷了。错付了曹操的荀彧，最终郁郁而亡，十分凄凉。
“很多人认为荀彧因为忠诚于汉朝王室，所以才不能够接受曹操的僭越。但事实上，荀彧的忠诚并非是给予了一个王朝，而是给予了致万世之太平的理想。
“荀彧尝言于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犹举民能善教训者，叔孙通习礼仪于戎旅之间，世祖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这番话就是荀彧的理想追求——儒学的光复。
“荀彧，儒圣荀子的后人。祖父荀淑，被人尊称‘神君’，有高才，汉顺、桓之时十分出名。有八子，人称‘八龙’。颍川荀氏不仅传承着家族的荣耀，更继承着儒学的发扬。自孔子创建了儒家学派之后，早在先秦儒家就分为了两支，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汉武帝之后，儒家和宗教结合成为儒教支撑着国家的治理。
“宗教组织极其讲究教阶的次序，例如天主教的教阶分为神父阶和执事阶。神父教阶为：神父、主教、助理主教、教区主教、教区大主教、总主教、枢机主教七品，称为“圣品七阶”；执事教阶为：初等执事、总执事、助理执事、教区总助理执事、理事执事、总理执事七品，称为“助祭七阶”。同样，儒教的教阶则是通过官吏制度来体现的。在知识相对落后的时代，教职人员会为自己加持神性来助力于教化引导。在儒教当中，皇帝尊为天子，赋予了最高的神性。那么最接近天子的高阶官员，便只能从士族中选拔，低阶官员便从庶族中选拔，而平民根本没有被选拔成为官员的机会。“士庶之际，实自天隔”，三者之间的通道不能打开，这便是儒教对教职人员进行神性加持的方式。正是因为过分倚重于宗教教化而漠视了国家的政治治理，到了东汉末年，朝廷疏于法治，社稷纲纪松弛，达官各逐私利，权贵骄横无忌。因此，东汉的民风虽然醇厚，民生却举步维艰。荀彧和曹操都是看到了当时弊病的英豪，所以他们携手平定诸逆，只为了共辟天下太平。
“与荀彧不同的，是曹操对于儒家的态度，这终究成为了两人分道扬镳的拐点。曹操自幼就遭受门阀制度的欺侮，打心底里反感这种体制，这在他和袁绍之间的关系中已经充分体现了出来。在社稷崩塌之前，汉帝国的官阶制度下，曹操只能处在仰视袁绍的位置。这就是十八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时，曹操只能够唯袁绍马首是瞻的原因。尽管他知道自己比袁绍有才华，但又能怎样？这个心病，使得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战的时候，始终无法克服自己的自卑。尽管有郭嘉、荀彧等人的不断宽慰安抚，曹操仍旧极其艰难地坚持着这场必胜之战。同样地，自卑的心态里总是潜藏着自负的另一面。打败袁绍后的曹操，顿感天下无敌。旌麾南指，会猎于吴时，却最终折戟于赤壁。可惜的是，无论是成功和失败，曹操都没有从中进行深刻反思，将自己的人格完善。宦官之后的身份是他心中永远的痛点，但凡有人敢贬损他，就会加倍触及到他的痛点。“你们夸赞的袁绍不也也孤的手下败将吗？孤的盖世韬略，不能名垂青史吗？你们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诋毁孤？”这样的逆反心态，使得曹操根本无法忍受东汉的社会制度和风气。一生信奉实用主义的曹操，未曾真正理解秩序存在的深刻意义。这让他成为了一个坚定的法家拥护者，开始和名儒们进行着针锋相对的角力。在这场角力当中，运筹演谋、略不世出的曹操近乎于失去理智，使用了相当残忍蛮横的手段来对待这些儒士。
“然而，曹操是否获得了这场角力的最终胜利？曹丕即位后立刻便投入了门阀的怀抱，‘九品中正制’取代了曹操的唯才是举。曹魏篡夺了汉朝的江山后，司马懿亦如法炮制地效仿。制度崩塌后的中原，几百年间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不知道在九泉之下，曹操见到荀彧会怎么面对，这是你真正想要的结局吗？
“汉代的儒学存在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分。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到战国中后期演变为两支。一支始于子夏，讲文献之学，数传至荀子；一支始于曾参，究义理之学，二传至孟子。以后，荀子便成为了汉代经学家所信奉的经传先师，孟子则成为了两宋道学家所尊崇的不祧之祖。古文经学是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学术流派，古文经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将民间所藏的儒家经典付之一炬。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儒生冒着生命危险把一些古文经书给埋藏起来。汉朝建立之后，这些经书被陆续发现并献给了西汉政府。今文经则出现在西汉建国后，因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被焚毁，各地的藏书也还没有被发现，由汉初的一些老儒根据自己的记忆将儒家经典背诵出来，口耳相传，再让弟子用汉初的隶书将经文和解释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了今文儒家经典，董仲舒便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从表面上看，今古文之争主要表现在对文字经义的理解、解释不同，实际上今古文之争是国家政治的纲领之争。一般来讲，解经时，今文学派注重阐述经文的‘微言大义’，而古文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因为今文学派促成了儒家与宗教的结合，使儒教成为了国教，所以很多今文经学家便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特别在西汉，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他们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的神乎其神。古文学派相对而言，崇尚探寻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本意，反对讲灾异谶纬，注重实学。汉代，今文经学一直被朝廷奉为官学，而古文经学则渐渐地发展成为了民间的私学。随着儒家学术的进步，古文经学越发地彰显出生命力，不断冲击着今文经学的统治地位。特别是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这正是作为私学的古文经学，在东汉末年促成儒学家学化热潮的原因。针对东汉政治体制的弊病，荀彧认为，欲振兴一个国家，需先振兴其思想。荀彧推崇像经学大师郑玄那样结合古今之学的治学方式，主张择选大道至简的真要，将儒学思想进行统一。这样既可以实现当世王政，又足以为万世立法。
“荀彧重振经学的倡议符合当时儒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务实且有效，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从同时期来看，蜀国丞相诸葛亮对蜀国的治理也是坚持了礼法并重的原则，一方面亲自制定律法并恪守执行，另一方面则十分重视对国人的思想教化。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魏晋南北朝战乱结束后的隋唐，仍旧施行着礼法并重的治国方略，对国家进行重建和恢复。
“东汉末年，在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中，儒家的社会秩序早已经变得脆弱不堪。而曹魏取代汉朝，正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东汉军阀们出身于世家豪族，深知帝国运作的规则，因此并不敬畏皇帝。但是，在东汉儒教教化下的广大百姓，他们却把皇帝视作上天之子，心目中的神明。所以，推翻了刘氏的江山，也等于摧毁了百姓们心中的信仰，这是荀彧极力反对曹操僭越的真正原因。很可惜，在思想政治的领域里，曹操还未能达到荀彧的视野。
“对荀令公最好的评价莫过于正史中所述，‘彧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隽咸宗焉。’宁折不屈的荀令公，最终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正是这不愿同流合污的冰清玉洁，成为了我们文人精神中永不磨灭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