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曦日微露，小伙伴们正在花园里散着晨步。蓊郁的梧桐下，榴花点燃了青藤。蝶儿被香风醺醉，肆意地翩迁乱舞。穿过紫藤搭成的花架，就是花园的中心，一座被流水环抱的孤汀。潺湲的小溪里，小伙伴们踩着露出水面的梅花桩进入孤汀，来到了瑶瑛仙子布下的讲堂。几丛脱俗的翠竹掩映成画，便成了讲台的背幕。
小伙伴们入座到石几后，瑶瑛仙子的讲课也就开始了：“从今天起，大家可以称呼我‘瑶瑛老师’。作为一个未来人，我的知识和判断并不能成为你们的知识和判断。所以，想要更好地应对未来任务的挑战，你们就得从历史中汲取到足够的智慧。
“大航海时代后，人类发展的很长时间里，都把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但当AI人被创造后，在传递给它们人类文明的积淀知识时，我们发现它们对哲学和历史的学习难以胜任。而这两门学科，作为人类汲取智慧的源泉，恰恰是人文知识构成的经纬，也是儒家文化所探讨的核心。
“我和你们一样，都是华夏族人，都为自己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而感到骄傲。我们感激自己的祖先能够使用文字记录着历史，而且这些文字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塑造着我们的历史观。不过，每当我们自认为能够把握住历史脉搏的时候，新的历史真相总会再一次地重塑我们的历史观。
“儒家文化是华夏文明为世界文明做出的最大贡献。我们近代的落后也并非儒家思想所造成的，那是权力寄生在儒教里，生成了一个叫‘孔教’的怪胎。新文化运动时，旧中国正被孔教紧紧地桎梏着，破旧立新的口号只是为了把民族从‘孔教’的樊笼里唤醒。因为礼教社会与孔孟所倡导的儒家社会在本质上完全不同，是相互对立的。不过伙伴们也不必过分惋惜，如同天主教的经历一样，多么崇高的教义，都无法阻止教会势力对欧洲平民进行剥削和压榨。推翻这样的剥削和压迫，正是人民觉醒的必由之路。
“春秋时期，诸侯割据天下，相互攻伐，民不聊生。这一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们都在积极地探寻着新的治世之道。于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就这样拉开了序幕，这是我们文明史上第一次哲学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孔子看着人命不如草芥的世道，认为天下混乱的原因在于秩序的缺失，于是在周礼的基础上提出了儒家的理想——大同社会，以及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君子。孔子认为，执政的关键在于人才，君子的品德能够拥抵御住权力的侵蚀，而创造出海晏河清的盛世。孔子倾尽一生的精力来培养君子，也因为如此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后，孟子在孔子的礼治和德政思想基础上，又加入了“义”和“民贵君轻”等思想，完善了以“仁政”和“王道”为核心的儒家政治理论。
“道家的代表人物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老庄外，还有另一个伟大思想家——杨朱。道家认为，天下之所以越来越乱，完全是统治者不知时机的胡乱干预所导致的。正因为如此，先秦道家提倡‘无为’，让君主不违反“天时、地性、人心”的规律去妄为。道家追寻事物的本质、规律和辨证关系，这使得道家思想成为了一门实学，其应用在战争领域当中则成熟了兵家的理论，其应用在国家治理当中则完善了儒法两家的思想。
“在当时，与儒家、道家同为显学的，还有墨家的思想。墨子认为，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诸侯竞相逐利。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交相利’且崇尚节俭，那么整个社会的可支配财富就会大大增加，战争也就不必发动了。而实现‘交相利’的条件，就是人们能够‘兼相爱’，彼此之间不论地位、亲疏而相互爱护。这一倡议积极又实用，很受平民百姓的拥护。但是，在阶级年代里，统治者依靠森严的等级制度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根本不可能接受‘兼相爱’这样的倡议。因此，当大一统理论出现后，在官学正宗的排挤下，墨家学派便渐渐隐匿于民间了。但是，直到今天，‘交相利’的做法仍旧便捷着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与儒家思想直接对立的，是成熟较晚的法家思想。先秦的诸侯国之间常年征战，这些军政府所领导的国家如同一部部庞大的战争机器。如何使机器得到有效维护并激发出最大的效能，就成了各个诸侯在政治治理中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便形成了法家的思想。虽然同样强调法治的重要作用，但古代的法家却不同于现代的法制：古代法家借助律法来服务君权，而现代法制则运用律法来服务民众，这正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同样，服务于君权还是民众也是儒家和法家之间的根本分歧。儒家讨论的核心是这个社会应当如何发展，而法家实施的手段却能够解决当时君主们最为关心的生存问题，所以法家思想一旦问世，便很快成为了当时的主流政治思想。
“战国的后期，先秦百家争鸣的前沿逐渐聚集到了齐国的稷下学宫。学宫主持荀子融汇百家之所长，以客观辩证的思想分析着王朝的兴替，找到了礼治与法治之间的互补关系。于是，将法家思想的融入进儒家礼治思想的框架内，荀子由此解决了‘法先王’的传统儒家思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疏阔的矛盾。在‘法先王’的儒家思想与‘法后王’的法家思想之间寻找平衡，主张君王通过礼法并施来达成王政，这是儒家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先秦百家思想逐渐归为一统的开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与子贡的这段谈话揭示了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兴衰的主因：民生乃执政的根本。
第一阶段：大一统帝国的初建与探索
“战国时期，法家的刑名赏罚之术虽然帮助了秦国提升了国家机器的效率，使其快速成为了七国里最强大的诸侯。但是，律法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是公平和正义。因而，在阶级年代里，不以公平和民生为根本的律法自然就会沦为严苛的剥削工具。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施行苛法，是秦国能够以雷霆之势统一中国，却又遽然灭亡的原因。
“吸取秦亡的教训后，汉初采用道家黄老之术休养生民。当汉朝的国力恢复之后，为了能够彻底击败匈奴，汉武帝便开始寻找更加积极的治国思想。借此契机，汉代大儒董仲舒把儒家思想和诸子百家的学说相结合，提出了大一统理论。换句简单的话解释，就是董仲舒将儒家思想进行了宗教化改革后，献给了汉武帝。
“人需要完整的三观来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而宗教正是最早帮助人们建立并维护三观的工具。在科学发展成熟之前，宗教利用人们对神性的敬畏和向往，建立了以神明为核心的世界观，以道德为核心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既引导了人们的内心秩序，也稳定了社会的伦理秩序。因此，在政治成熟之前，宗教起着比政治更加强大的社会治理功能。所以，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政府都不得不借助宗教的力量来进行国家治理。可是，宗教治理毕竟无法承担政治治理的全部责任，如果国家管理全部用宗教的方式来运营，这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难以为继的。
“但在当时，儒家的宗教化却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宗教赋予皇帝极高的地位和权威，使儒家得到统治阶级的全力支持；第二，先秦的儒家思想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理解，而广大百姓却目不识丁，宗教使儒家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自此，儒家思想成为了汉帝国的中枢思想，并渐渐开始影响世界。
“在独尊儒术后，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宗族治理，成为了庞大帝国的运营基础。这相当于在国家的大平台上，很多家族像企业一般在经营，儒教则是维系朝廷和众多家族的纽带。这种经济生产方式相比秦时的国家统管，更能释放民间的活力，因此一实行就是两千年。可是，如果家族如企业一般经营的话，那么在这个国家市场上，垄断就会成为最大的毒瘤。在汉代，强势家族通过不断兼并土地而日益膨胀，发展成为能够撼动皇权的大家族，最后形成了外戚专权的局面。自耕农则因为失去土地而大量破产，沦为佃农和流民，成为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因素。王莽新政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光武中兴亦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到了东汉后期，皇帝不得不让宦官参与朝政来对抗外戚，却最终演变成了外戚与宦官轮番乱政的局面。朝堂上混乱不堪，朝堂外流民失所，东汉便因此迅速灭亡了。
“司马光称：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胜者也。梁启超也称：东汉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为儒学最盛时代。东汉政府十分注重对百姓的思想教化，可这并不能避免国家的灭亡。‘民无信不立’，指的并非是政府应当首倡教化之善功，而是指政府的屹立需要有人民的信任作为基石。因此，帮助人民建立信仰体系虽然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但帮助人民解决民生问题却是政府更加重要的根本职能。汉代朝廷过分依赖谶纬之术来解读经学，即利用儒教的宗教功能来进行国家管理，却导致了政府执政能力的不断弱化，民生问题也随之恶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这是最终压垮东汉政府的真正原因。
“虽然汉朝政府漠视了儒学的治国方略，但是世家大族们却充分运用了儒学的齐家之术。在汉代，儒学渐渐家学化，并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就是汉代以后儒学经历了漫长的治乱兴替却没有中断的原因。儒学的家学化，更促成了后来儒学‘家国同构’思想的形成。
“东汉灭亡后，军阀割据九州。魏武帝挟天子以令诸侯，顺利荡平了北方。赤壁之战阻挡了魏武帝统一中国的步伐后，他便开始效法汉高祖，准备威加海内。曹操首先做的，就是去儒立法，试图清除掉捍卫在皇权周围的神权屏障。在与儒家对抗的过程中，曹操杀掉了大量的儒生名士，粉碎了两汉几百年所建立起的儒家信仰体系。然而，曹操只是一个破坏者，却并非一个建构者。在粉碎的汉儒体制之上，曹操无法建设起更加进步的全新政治制度。所以，当魏文帝曹丕登基时，就不得不借用‘九品中正制取士’来对世家大族进行巴结拉拢，从而维护政治上的稳定。自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国家治理彻底被士族所把控。此后的几百年，儒家的伦理秩序被弱肉强食的生存关系所取代，出现了‘皇帝轮流做，谁强到谁家’的局面。这便是曹操在后世的演义和戏文里，被刻画成白脸奸臣的原因。伴随着政权的轮番更替，生民成为了政客角逐权力的工具。在王朝更替的悲歌里，反复不断地回响着孔子的那句话，‘民无信则不立’。”
第二阶段：多民族的融合与发展
“就在士大夫们躲在玄学的一隅用五石散麻痹神经时，佛教开始在民间大肆传播，填补着因儒教塌陷而产生的信仰空洞。华夏大地上，育生了诸多勤劳坚韧的民族，而宗教恰是座促进民族间交流与融合的精神桥梁。在这个阶段里，儒道释三教并行发展，并相互借鉴，中华文明多样化的精神诉求和文化认同上的兼容精神自此形成。
“在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隋朝的建立，标志着民族融合的初步完成。这一次，中华民族再度获得了统一。隋文帝夫妇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成果和教训，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文帝夫妇不仅修订了统一的律法——《开皇律》，还将行政机构完善为五省六部制，更采用了科举制选士的方法来削弱世家大族的政治力量。这一系列开天辟地的政治举措，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只是，隋朝的中枢核心由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所组成，这使得隋朝政府在国家治理上进行儒法选择的左右摇摆后，最终倾向了法家的思想。隋炀帝尽管胸有韬略，但为人却刚愎自用。建立东都联动东西，开运河沟通南北，诸多利在千秋的大功业背后，是其御民如奴、苛刻待民的暴虐，这最终导致了隋末的天下大乱。隋朝跟秦朝一样，没有把持续发展民生当成长期执政的目标，都试图通过竭取民力来完成数百年大分裂后的中央集权与巩固，反而欲速则不达，经历了同样的骤兴又骤灭。
“同为关陇军事集团的李唐取代隋朝后，沿用了隋朝的基础建设、军事战略和行政制度，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醒下，开创了大唐盛世。
“府兵制起源于北魏，成熟于隋，而兴盛于唐。隋文帝将府兵制和均田制结合，兵农合一解决了足兵、足粮的问题。唐太宗也站在了府兵制的肩膀上，扫灭群雄，包举宇内，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天可汗”政治联盟。可是随着唐朝高宗、睿宗时期的腐败，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导致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彻底瓦解。到了玄宗时代，府兵制已被募兵制取代。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便不复辉煌。据守一方的藩镇势力在掌握了行政大权的基础上又一手掌握着募兵制，财政和军事上的独立造成了藩镇割据的混乱。唐朝的后期，皇帝不敢再信任武将，大肆任用宦官去监军，便又给了宦官再度把持朝政的机会。
“从表面上看，唐朝走向衰落的原因是军制方面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在治国思想上出现了问题。唐朝追随隋朝，同样致力于成为一个四海宾服的天朝上国，可在这个目标一旦实现之后，便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方向。这就是唐朝这种国强而民弱的短暂辉煌，很难得到维持的原因。
“佛教于隋朝到达极盛。唐为李姓，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尊道教为国教。只是，此时的道教与先秦的道家思想已经不同。汉末，张天师创立了道教，道教把黄老之说宗教化，并与神仙长生、民间巫术相结合，成为了修真成仙的神教。经过魏晋玄学时期的发展，一些及时行乐的思想也附着在了道教里。唐宋明三代都有一个相似的盛衰转折点，三位极聪明且很有才华的皇帝，唐玄宗、宋徽宗、明世宗（嘉靖），皆因过度沉溺于道教而误国。这些聪明帝王假装披上了道教的外衣后，便开始有恃无恐地放纵私欲了。即便早年接受了儒家的治国思想的唐太宗，到了晚年时期，为寻求个人长生，也开始大量服食丹药，最后中毒身亡。武后称帝时，又改立佛教为武周朝的国教，大肆弘扬佛法。从南北朝再到隋唐，宗教矛盾已经上升成为国家政治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三教论衡’,‘三武一宗灭佛’，都是这种宗教矛盾的凸显。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促进了隋唐文化对外交流的开放和繁荣，成就了丝绸之路的伟大与辉煌；另一个方面，作为朝廷的统治工具的宗教频繁地遭受扬抑，既给国家治理带来了困难，更成为了野心家滋事的温床。改变大唐命运的‘安史之乱’，正是一场借助宗教矛盾而挑起的内乱。正是在这种宗教混乱、胡风蔓延的背景之下，杜甫才会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诉求。
第三个阶段: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其建立与演变
“在极度依赖教政结合治理的古代，唐朝中后期复杂的宗教环境正是国家政治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因此韩愈、柳宗元开启了‘古文运动’，致力于恢复儒学道统。于是，我们文明史迎来了第二次哲学大发展。与那些注重人心灵秩序的传统神佛宗教相比，儒教作为一种世俗化的宗教，更加重视国家秩序的维护，因而能给人民带来更多实在的福祉，这正是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儒家的原因。
“鉴于唐朝的灭亡，宋太祖采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方针’，其目的为：一，统一治国的思想；二，以文抑武，宋朝的军队首长由文官担任，用制度来规避唐朝兵祸的出现。结束掉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完善健全的行政制度和统一的治国思想，北宋的立国标志着一个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了。这样的国家正是秦皇汉武心中所追寻的政治理想，却用了千年的时光才得以实现。此后近千年的历史中，中华大地上再未出现长久的分裂，统一成为了所有华夏儿女的共识。
“唐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广泛地向中原文化进行学习。特别是，当他们参照汉字创制了自己民族的文字后，意味着他们从原始的游牧部落蜕变成为了装备精良、管理有序、兵强马壮、能谋善战的强大帝国。契丹、女真和蒙古帝国都远非昔日的匈奴和突厥部族可以比拟,这样的外围环境使得宋朝政府自开国之始就要应对中国历史上最为严峻的边境形势。
“而且在宋代的“以文抑武，权力制衡”的政治方针之下，北宋政权更掉进了“冗官,冗兵,冗费”的巨大财政陷阱。宋神宗登基时，国库已经完全空虚。没有了钱，倘若辽夏发动边患，宋军将以何为战？针对北宋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北宋朝廷支持王安石通过变法来挣脱困境。可这却成了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持续党争开端，更成为了古代中国的转折点。
“从史书记载上看，王安石是一个偏执自负的书呆子，既无法与其他朝臣协调好关系，又没有成熟的执政经验，变法失败这个锅必须他来背。但实际上，王安石却是一个高瞻远瞩、气度恢弘、胸怀天下的伟大政治家，这从他留下来的思想学说和诗词散文都可以佐证。
“宋政府将募兵权收归国家后，养兵的费用就成了压在宋朝政府身上的重担，严重阻碍了帝国正常发展。王安石总结了历代变法的教训，认为：‘垄断既然无法在这个时代无法根除，那么中央政府就必须得拥有绝对强大的垄断力量，成为国家市场上的定海神针。虽然本朝已经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信仰上达成了高度的统一，但决定这些的经济基础却并没有真正夯实。把政府变成国家市场上无可挑战的最大垄断经营者，再通过制度和政策向百姓们反哺，能有效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协调的矛盾。首先，政府主宰市场后，财政的收入和支配会获得较大的弹性空间，冗费问题自然能够得到消除；其次，朝廷拥有了比其他地主集团更强大的绝对力量，用于相互掣肘的冗余官职便不必再增设，冗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最后，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等的军事制度的改革，更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冗兵的问题。’可以说，王安石的新法是能够解决三冗问题的良策。只可惜，从范仲淹新政开始，朝廷内就有一股反对变法的强大力量。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谈变’就是一个无法被接受的妄念。但变法终究是大势所趋，‘元佑更化’虽然短暂地废止了新法的实施，可哲宗亲政后新法就又即刻得到了重新启用，直到北宋灭亡。
“北宋还没来得及通过变法走向强大，就被金国颠覆了政权。南宋朝廷无法肩负起这份失国之重，便将政权覆灭的责任全部推给了王安石，还把王安石的思想斥为‘伪学’并予以取缔。此后，朱子的《四书集注》接替了王学，成为了新的官学思想。很遗憾，废止王学并不能改变南宋同样覆灭的命运，历史的车轮依旧无情地向前驰驶。如何建立统一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仍旧是历史不断发展的主题。
“明清两代，朝廷使用了浑身解数来加强中央的集权，如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网，篡改儒家思想建立‘孔教’来愚化百姓等等，以为极权便能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事实上，极权是最不稳定的政治状态，只会让所有人觊觎着权力的顶峰，最终在相互争夺中变成权力的牺牲品。这一切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明清的帝王们无法明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王安石的经济制度改革，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宋朝相对开明的社会环境，使生产力得到了解放。百姓不仅过上了远胜汉唐的富裕生活，更在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华夏文明于宋代，到达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审美高度。只可惜，历史的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打破了近千年的封闭退化，我们的民族才迎来了再次复兴的曙光。
“二十世纪，红色革命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可是在中国却开出了不一样的硕果，这里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天下大同’与‘共产主义’在本质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呢？所有未来，皆因过往；所有过往，皆成未来。当共产主义理想的种子落在了儒家‘以天下为公，建大同社会’的土壤上后，文化基因上的吻合，使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和与滋养。所以，笃信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的革命前辈，在红军创业之初的艰难困境中，能够用极短的时间就把星星之火燃烧成了燎原之势。一个真正以民为本的中央集权政府终于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诞生了。又一千年的挫折与坎坷啊！
“华夏文明的发展绵延不绝且传承有序，绝非简单的王朝变换更迭。善于从历史经验中反思的人，会成为了文明发展传承的脊梁，这正是华夏文明历经千载、数遭大劫而未曾失落的根本原因。”
瑶瑛老师讲完历史后，又深情地注视了良久，才说道:“这三个阶段正是华夏文明的发展脉络，希望能成为小伙伴们心中的经纬，更好地认知我们历史的发展。同学们完成华夏文明史的学习后，各找出一个在华夏文明史中起到了承启作用的关键人物，并用讲课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收到老师布置的任务后，小伙伴们便开始积极地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