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中我坚持一定要到北京亲自汇报。周局长在电话线的那边沉默了一阵子，然后同意了。我想，他大概是从我的语气中听出了点什么。我有些抱歉，因为我知道周局长挺忙的，但我却必须见他。我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浓，搞得我踹不过气，寝食不安。
周局长的司机小王到机场来接我。小车拐进长安街后，他把车驶入中间道开始加速向天安门方向开去。这时我已经猜到自己这两晚又要享受北京饭店的“按摩”浴缸了。果然，车子在北京饭店门口停下后，小王递给我一早开好的饭店房间钥匙，对我眨眨眼笑着说：“周局长专门交代给开一间带按摩浴缸的豪华房间，你就好好享受吧，我会和你联系的。”
我也会心地一笑，心里一阵舒坦和温暖。周局长就是这样一位领导，他会用自己特殊的招待办法让旅途归来的游子或者长期在外的部下感到温暖。他知道我在北京只呆两天，自然不会给他们的开支造成负担。并且他也知道我无论出差到哪里都会选择较便宜的酒店住，所以他把六星级酒店的豪华房间开给我。而且每次这样的情况下，他都忘不了刻意强调那按摩浴缸的作用。开始我觉得好笑，都什么年代了还按摩浴缸，周局长难道不知道北京的按摩女郎更加便宜和有用？后来有一次司机小王笑着对我说：“周局长是希望你不要找按摩女郎，才故意每次都强调按摩浴缸的。”我听后不觉大笑，益发觉得周局长的可爱。虽说有谚语说在北京一竹竿扫过去，倒下一片都是局级干部，可是当到局长毕竟也不容易呀。当初暗中对自己进行评估以及对单位激烈的竞争上岗形势有了一定的认识也是致使我辞职下海的原因之一。虽然没有当上局长，我对局长却并不缺乏研究。
当晚十点过后，周局长才匆匆来到酒店。我们就在房间泡了咖啡，边喝边谈。
“周局长，正式汇报前，我想先请教个问题。上次你提到后我一直在思考。”
看见周局长乐呵呵地看著我，我接着说：“你说每个人都有致命弱点，听起来很有道理。你以前的工作是利用敌人的弱点让他们屈服，让他们吐出心中的秘密。我想在你现在的反间谍侦察和情报工作一定也少不了利用人们的致命弱点。可是，我的问题是，每个人都有致命弱点吗？”
周局长点点头：“是人都会有优点和缺点，有的缺点就是致命的。你读过哲学书籍，这根本就不是我的结论。然而现实中甚至学术界也许不再强调人的致命弱点，可是从事我们这工作的，必须清清楚楚知道是人都有致命弱点，否则我们无法开展工作。反间工作中，我们对於抓获的嫌疑犯的审问必须从他的弱点入手，而另外一方面，情报工作则同样要利用人的弱点，为我所用！”
“这我明白，可是我就觉得，有的人如果把生命都置之度外的话，你就算能够找到他的致命弱点，又有什么用？那弱点又如何能致他于死命？如果他根本就不要命的话？”
“小杨，你的例子有些极端，因为是人都会怕死。可是我得承认，你的问题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一个文明和法制的社会里，你不能动不动就以死来威胁人家。例如，现在审问犯人，你就不能够一味威胁他说，不说实话就判死刑，大家都懂法，这样的威胁没有用。所以我说你的思考很重要，可是这并不是说不怕死的人就没有致命弱点。”
我知道今天还有正事要谈，可是我很不服气。我提高声音说：“那你能够给我解释张志新烈士吗？如果你是造反派，是凶手，是毛远新，又有什么办法让她屈服？”
周局长惊异地看著我。张志新一直是我心中最敬仰的英雄，在文化大革命中，张志新看出了“四人帮”一伙是祸国殃民的，她一个女人不畏强权，大声疾呼，结果被她所在地东北的造反派抓起来，迫她悔过低头。造反派和“四人帮”在东北的爪牙采取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虐待手段对付张志新，可是张志新烈士除了被打昏死过去外，一刻没有停止痛斥“四人帮”。最后，造反派在无法让她屈服的情况下，宣判她的死刑。怕张志新在行刑时高呼打倒“四人帮”的口号，造反派竟然把这位弱女子的喉管割开，装上金属管子维持生命。造反派的想法是，在公开行刑时只要张志新无法呼喊，只要她脸上露出那怕一丝的害怕，那么他们“教育人民”的作用就起到了。然而，据后来参加行刑的造反派回忆，张志新烈士虽然无法呼喊，并且生命靠一条钢管维系，但她的眼睛始终放射出不屈不挠的光芒。我知道所有张志新烈士的事迹，有些还是我利用国家安全部的特权调取档案获得的，我记得张志新烈士的生日，并且每年都在这一天为她默默干一杯。这些年她一直是我心中从来没有退色的英雄。我拿她的例子是想让周局长哑口无言。
周局长说：“小杨，你大概忘记了我文革中是在东北蹲的牛棚。离张志新烈士出事的地方不远。我了解她所有的情况，她是我心中的英雄。我有时想，如果我们多一些象张志新这样的中国人，日本人还会在我们的土地上肆虐八年？小小几个‘四人帮’还能对神州大地造成十年之久的浩劫吗？”
“这样的人就没有致命的弱点。不然，那时造反派都快把她活活解剖了，为什么还无法让她屈服？”
“小杨，我说过，干我们这行的必须相信是人就有致命弱点。否则，我们会在好多问题面前畏首畏尾，望而却步，事后还为自己找借口。没有爬不过的山，没有攻不下的关，更没有无致命弱点的对手。虽然这里拿张志新烈士作例子不是太恰当，不过为了让你彻底明白，我就多讲两句吧。
“小杨，其实象张志新烈士这样视死如归的英雄在我们的队伍里很多，在我们党里就更加多。你都听过贺龙两把斧头闹革命吧，还有彭德怀彭大将军哪次打仗不是身先士卒，置生死于度外的。再拿国家主席刘少奇来说，解放前长期领导我们党的地下工作，三下安源，与敌人周旋。难道你敢说他们哪个人是怕死的吗？”
我真心地使劲点着头表示赞同，他们当然不怕死，还有无数我们现在连名字都叫不来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撒鲜血，为理想义无反顾，视死如归。
“他们不怕死的原因你应该知道吧？对了，就是有更加崇高的理想，有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必胜信念，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崇高的理想的支配之下，他们认为自己的生命反而是摆在第二位的。
“唉，我怎么向你解释呢？这无疑是他们共同的优点。可是在很多时候这种优点也正是他们的致命弱点，这样给你说吧，刘少奇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怕死吗？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有人用死亡威胁折磨他，最后要从肉体上彻底摧毁他的时候，他会如何？他当然会一笑置之，慷慨就义，就象张志新烈士一样。
“可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国家主席刘少奇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几乎完全跨了。他好几次乞求见毛主席，就是为了当面检讨。他还写了检讨书，声泪俱下，可是毛主席根本不看。最后这位共和国的国家主席死得凄惨之极，据说尸体是用一条破竹席草草卷起。你现在可以想一想，他和张志新烈士都是视死如归的英雄，死亡时为什么会一个凄惨，一个悲壮，结果竟然会有如此不同？想这个问题时，你还可以联想到很多在文革中被屈打成招甚至陷害他人，或者经受不住折磨而自杀的人，当然更多的是连连悔过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案子。再想一下，他们都经历过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出来闹革命的，他们怕死吗？当然不，可是在历次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一群无知的红卫兵和几个无耻的造反派就可以让他们痛哭流涕，生不如死，连连检讨屈服？”
周局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稍微一想，就恍然大悟。我兴奋地说：“我明白了。这些人的致命弱点就是他们的优点，就是他们不怕死，愿意为国为民甘愿奉献自己生命的崇高理想。刘少奇最后几乎完全跨下来，是因为他突然发现人民不需要他了，党开除了他，最重要的是毛主席抛弃了他，他一下子陷入了地狱般的绝望，那种绝望比死更加可怕，因为以前为主义为理想而死是死而无憾；可是现在他们竟然发现自己被冤枉到人民和党的对立面，如果这样去死，那简直是死不暝目，所以他们突然害怕死，害怕问题没有交代清楚。”
“可以这样说。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人民没有抛弃他，党也没有抛弃他。只是解放后，我们的政治发展不正常，大搞个人崇拜，结果连他们这些本来应该清醒的人也糊涂了。他们认为毛主席就代表党，代表人民，代表着他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主义事业。于是当毛主席要整一个人时，被整者的精神支柱马上就垮，所以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所向无敌。如果只要有一个将军把毛主席和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人民前途分开来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可是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那么多人，几乎都是精神先死，尔后肉体才死。我不愿意说，可是却不得不说，文革中死去的那么多所谓英雄人物，却只有张志新让我觉得是死而无憾。”
“我明白了。”我若有所悟地说：“如果我是造反派，我当时很容易让张志新屈服。”
“说来听听。”周局长欣赏地看著我。
“张志新当时喊打倒‘四人帮，消灭反动派’的口号时，是因为她心中坚信她是在维护毛主席，维护中国人民的前途。也就是说她那时心中清清楚楚，‘四人帮’会倒台，毛主席会胜利，人民会胜利。张志新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念，是她看得远，知道历史总有一天会审判那些审判她的侩子手。但是不是也有如下的原因，就是因为她离开北京和高层太远，看不清楚所致，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他知道毛主席当时是‘四人帮’的后台，那么她可能一天之内就会象那些中央领导一样屈服了，要求检讨了。所以我的方法是，只要造反派假传口喻，告诉张志新，是毛主席亲自判她死刑的，那么她就再也提不起劲了。她会怕死得要命，她会乞求造反派不要杀她，她会千方百计地表达对党对毛主席的衷心耿耿。”
周局长盯了我一会，没有说话，我问：“周局长，我这些天也一直在想，可是总也想不出来。你说，我这人虽然浑身是缺点，可是我的致命弱点到底是什么？”
周局长表情又轻松起来：“你自己总有一天会找出来的。我说，”周局长看了看手表，“你该不是专门飞到北京来和我谈论这类哲学问题吧！”
我收起了好奇心，开始谈今天我飞过来要说的正事。
我把美国之行作了简单的汇报。末了，我说：“进入海关非常顺利，没有发现异样。但是出来后我在香港机场才发现我的行李在离开美国时被专业人士搜查过了。”
“怎么会这样？”周局长皱了皱眉。“这说明你在美国的行动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或者你接触了fbi已经在监视的对象。对了，你是用什么方法发现进入美国时没有异样？”
我把洗衣粉事件讲给周局长听，他边听边笑，气氛相当轻松。我讲完后，他仍然无法停下笑，“小杨，我说你呀，总有一些这样的土点子，方便适用，花样百出。我可真是佩服你了。洗衣粉事件，哈哈哈，好好，如果你在进入美国时已经被盯上的话，那么你的行李早在到达机场时就肯定被检查过了。这样在你过海关时，就不会有fbi再来对你行李中的洗衣粉大惊小怪了。另外，如果你是fbi监视的对象，就算你带真正的毒品进入美国，他们也不会打草惊蛇，更何况你带的是洗衣粉。你这一招可真妙。一般来讲，最难确定的就是在进入某个国家或地区时是否被盯上。稍有不慎的话，所见的亲戚朋友都会受到牵连。对了，小杨，知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时候被盯上的？”
“我疏忽了，没有发现。看起来是高手在盯梢。不过在进入纽约时我又做了适当的工作，也没有发现尾巴。看起来事情可能出在后面。”
周局长点点头。我说，这次任务完成得不好，我尽力了，周局长马上打断我：“小杨，你任务完成得很好。由于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有限，这次任务本来就很困难，何况你是顺便帮我的忙，不是吗？”
我点点头，我喜欢周局长把任务和帮忙混为一谈的说法。这让我知道什么时候感到轻松，什么时候感到庄重。
汇报完后，已经十二点了。我看周局长想起身离开的样子，我决定切入正题。
“周局长，我来北京还有其他的事情。”
“我知道，不然你不会急着赶来北京的。”周局长点点头，“你可以稍微快一点说吗？明天一早我还要开会。”
“我尽量吧，不过没有你的配合和支持，我恐怕很难快。”我对周局长眨眨眼。周局长困惑地看着我，点着了一只烟。
“我知道你的工作有严格的保密原则。我也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国家安全战线的人。可是今天我真希望得到你的指点。”
周局长一动不动，认真地吸着烟。“很敏感吗？”他沉默了一会才问：“你一向知道规矩的，我看就不用提醒你了。你从简单一点的入手，说来听听吧。十分钟时间一定要停下来。”
“好。”我站起来，走到床边，坐下来，把我身边的床头灯打开，然后顺手把周局长坐的椅子旁边的落地灯关掉。这样我在亮处，周局长则坐在暗中，加上他呼出的烟，很快我只能看到他模糊的棱角，我想他可以看清楚我。“周局长，你知道我和郭青青的关系。你让我调查郭青青在美国的情况，特别是她整容后的动向。我知道工作纪律，所以无论多么好奇，都忍住没有打听，但你知道我是很难受的。不过周局长，你既然已经知道我和郭青青的关系，却仍然把这样的任务委派给我，可见对我的信任。我非常感激。
“郭青青整容后的相貌和身份证件等我虽然一样没有调查出来，可是是你直接委派我去调查，这确实让我担心。我对郭青青还是有感情的，所以我的第一个请求就是，你是否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看也不看烟雾处，一口气接着讲：“从美国回来后，我本来以为事情已经结束，可是我发现有两位同班同学出了事，时间都是在我被关进去的前后。而且一位已经以出卖国家机密罪被收监，另一位也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和触犯保密条例。这三件事情让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应该不是巧合吧？！要知道，我们班四十位同学，是八十年代中进入大学的，我们在学校就开始经历混乱的意识形态和各种哲学理论的轮番折磨，毕业后又经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改革开放中三次发财致富好机会，盗卖批文、圈占土地和侵吞国有资产几乎都被我们碰上了，然而据我所知，我们同学没有一个出事的。可是这短短的几个月，竟然有两位同学落马，并且一个重罪，一个也不轻。所以我的第二个疑问就是，这和你让我调查我的同学郭青青是否有什么联系？你是否已经知道这种联系？抑或你今天才听说？
“下面谈我最重要的推测，也是我最大的担心，这主要是从我上面两个同学同时出事想到的。周局长，你知道，我们北京大学象其他一些重点大学一样，在毕业生没有自谋出路之前，有些专业几乎是固定为国家某些重要机关部门输送人才的。我们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是周总理在七十年代中特别提议设立的，当时和我们北京大学一起设立国际政治系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周总理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从我们国家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出发，要求大学培养自己的国际关系人才。我们这个系培养的国际关系专业毕业生从七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底几乎都是国家完全包办分配的，分配单位包括外交部、经贸部、国家安全部和军事院校等，我这里不一一列出。就拿我的同班同学来说，四十个毕业生几乎有三十位分配到党政重要机关工作，我不妨说得再清楚和严重一点，就拿国家安全部门来说，几乎每一个沿海重要省份的国家安全厅都有我的同学。他们都是专业精通又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人才，经过这十几年的工作磨炼，大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成为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可是由于我的两个同学接连出事，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我们同学都遇到了或者将会遇到类似的麻烦！如果不及时查清原因并且制止的话，严重的问题可能会象流行病一样流传开来。”
我只顾自己说话，但还是忍不住向阴暗中瞟了一眼，烟雾明显接不上，周局长显然被我的话吸引而忘了吸烟。我把头掉开，压低声音，清清楚楚地说：“我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中国开展工作始终不得其门这么多年后，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虽然我们国家特别是你们安全部保密相当严密，可是我们都忘记了，同学之间根本无密可保，你分配到什么单位，干什么具体工作，干得如何，以及你的提升情况、家庭情况等等，同学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如果说这些还都没有什么，那么更加致命的则是老同学之间几乎都对对方的性格、优缺点、喜好了如指掌，这样设想一下，如果国外情报机关以这个为突破口的话，情况就严重了。人家国外的情报和反间谍机构虽然也招收大学生，可是没有象我们国家那样在如此狭小的范围内挑选。
“周局长，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致命的弱点，只是看你是否找到这一弱点吗？对于一个老成持重的成年人或者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你可能无法抓住他或她的致命弱点，可是对于我们高中毕业就进入大学，同吃同睡同学习好几年的同窗同学来说，每个人有什么致命的弱点大家彼此就都一清二楚，你爱虚荣的话，每个同学都知道；你爱占小便宜，大家早就不借钱给你了；你荷尔蒙过多好色的话，大家住一个宿舍，睡上下铺，晚上你手淫把床搞得支支叫，大家更是心照不宣。我们不妨这样设想一下，如果我的同学中出现了那么一个人，他不但精通心理学，而且知道每一个老同学的喜怒哀乐，又得到中央情报局支持的话，后果会怎样？”
我故意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周局长，我对广东和酒泉两位同学出事的分析认为，他们都是栽倒在自己的致命弱点被人家清楚地掌握住。什么人可以如此清楚掌握他们的致命弱点呢？我想除非亲戚朋友，否则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老同学了。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我们该担心的就大了，国内的不说，据我所知道，我们班还有派遣到国外工作的，如李建国被秘密派遣到国外从事我太空研究相关的绝密工作，他这样的不是随时都会有生命的危险，你得尽早撤离他们——”
“十分钟到了。”烟雾中传来周局长竭力保持镇静的声音。我停下来，却没有动。直到感觉到烟雾消散，周局长站起来，我才转过头。在我面前的仍然是一张慈祥的脸，我叹了一口气。我理解周局长的谨慎，由于我已经不是部里的特工，加上我刚才的问题确实敏感，所以我们采取了我明他暗的方式，并且我讲话的过程中他一次都不打断或者接话。要知道，对于有经验的情报人员，观察面部表情几乎可以得到至关重要的情报，例如如果刚才我可以观察到周局长的脸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话，那么在我十分钟的推测陈述过程中，我就可以从他喉头、大动脉、眼睛跳动的频率，肢体的移动再反“推测”出这位北京最高级的情报首长对我十分钟推测的每一个细节的反应。如果那样的情况真出现，国家机密就可能受到严重侵蚀，国家安全就一定受到危害。所以对我如慈父般的周局长在知道我要提出敏感问题时要求我“按照规矩”，结果自然是我滔滔不绝讲了十分钟，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得到，出现在我面前的仍然是先前那张慈祥的面孔。
“小杨，”周局长开口了，声音中透着疲倦，“我一直很信任你，你也很有头脑，不过一涉及到工作的话，保密制度必须不折不扣的实行，不能有丝毫个人感情牵涉其中。我信任你是一回事，我们是否按照保密规矩行事是另外一回事。你刚才谈的我都认真记下来了，为了便於你可以进一步配合我们工作，我这里在允许的范围内适当透露一点情况也无妨，希望你可以开动脑子，经常对事情多问个为什么。”
周局长接着说：“我们从华盛顿得到的绝密情报称，一位叫郭青青的女人被中央情报局派遣回中国。这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的华盛顿朋友中央情报局哪一年不是热情洋溢地给我们输送间谍过来？人家的工作就是要搞我们的情报吗，是不是？再说我们也有反间谍机构，不就是要等他们输送的人上钩？可是由于提供这份情报的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后来经过查证，这个消息属实。可是我们却遇到了难题。以前中央情报局派遣人员过来前，我们大多可以掌握他们的身份或者身体相貌特征，可是这个郭青青却什么都没有。后来我们进一步查证后发现，原来郭青青是国内过去的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的学生，在美国深造后和一个教授结了婚，并取得了绿卡。大概在2000年离了婚，之后她在纽约找了一位叫麦克的整容医生给自己整容，手术经历一年，她几乎是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但这时发生了‘911事件’，整容医生麦克当时正在大楼内，不幸丧生，同时所有关于郭青青整容的一切资料也在那场灾难中彻底毁灭了。郭青青是在申请美国国籍时发现问题的。因为她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如果没有医生的证明，美国根本无法承认她就是原来的郭青青。”
“可是，在美国得到绿卡时，不是要打印指模吗？”我打断问。
“说起来可怕，那郭青青据说为了十指修长，连手指都做了修整，结果指模受到破坏，所以美国根本不承认她。郭青青当时非常紧张，不但身份需要回复美国籍，而且离婚时获得的不动产等都需要她去办理。据说她那段时间很着急，东托人西找人的。可是在美国标榜的是讲法制民主，托人有什么用？后来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完全掌握。不知道到底是她找到中央情报局还是中央情报局找到她，总之他们双方做了交换：中央情报局为她解决了身份，她大概答应为中央情报局做些事情。我们当时得到的情报只是说，郭青青被派遣回了大陆。”
“但是，周局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算一个叫郭青青的女人被中央情报局派遣进入大陆，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中央情报局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每年多多少少的总得派遣一些间谍过来吧，不然他们上百亿美金的经费如何花费？”我不以为然地说。
“话虽这样说，可是由于这次情报来源重要，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加上以往中央情报局派遣进入中国大陆的间谍大多是美国外交官、商人或者学者，就算偶尔派遣一些华裔人士进来，也大多是以学者身份顺便获得有关资料的，并且多数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你大概也知道，中央情报局派遣的很多特务几乎都是在一进来我国领土后就被我们监视控制，有时我们为了让美国不要那么霸权，希望他们真正了解中国，所以我们就让他们的特务多收集一些中国的‘情报’，你知道美国有帮反华人士整天宣布中国威胁论，我们都多次声称，公开辩解，可惜他们都不信。所以，我们就让他们的间谍来收集一些情报。这些情况你也知道，所以我们一般对於中央情报局派遣过来的特务不但不紧张，有时看他们收集了错误的情报，还‘故意’帮助他们呢。不过，这次好象不同，回到郭青青吧，这次中情局竟然派遣经过易容的间谍过来，情形有些异常。事实上这样的事只在冷战期间美苏对峙时美国才使用过，目前中美关系虽然问题多多，但总的方向还是朝健康关系发展的。美国在这个时候突然对我采取如此极端的秘密间谍派遣，其目的何在？我们非常重视。”
周局长停了一下：“如果再结合你的分析推测，我觉得问题比先前想象中的更加严重。但由于纯粹是推测，就算正确，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呢？你的同学不但分散在各地，而且也不只是在国家安全部门，就算是在国家安全部门，我们也无法对他们一一明说，这样可能打草惊蛇，这件事看起来还有些难办。”
我很高兴周局长认同我的分析。不过也许是他们早就掌握了情况，周局长只是顺着我的话说而已。我突然想起田海鹏想找同学聚一聚的谈话，我兴奋地站起来，“有了，周局长，有了！”
“说来听听。”
“是这样，毕业都十几年了，我们同学基本没有搞过聚会。我可以联系广州几位同学策划一次同学聚会。这样大家不就都一起来了。”
“都到一起就好办了。我可以派几位专家暗中配合你，我们还可以搞一些窃听。我想，以你的才能，我相信你可以摸清一些基本情况，看哪些同学异样，哪些又太正常，好主意！小杨，我可以私下提供你们一些聚会活动经费。”
“不用了，老局长。”我笑笑，“我有个同学这两年发了，他一直想花点钱联络老同学。这事交我来办好了。”
“好，就这么办。对了，小杨，你刚才说什么同学李建国被安全部派遣到国外的事，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哎呀，周局长，你该不会认为老同学之间真有秘密吧？我们今天一晚上不就在谈论这个话题吗？”
“你误会了。我是问，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如果是他告诉你的，那么你应该有他的电话或者地址吧？”
“当然是他告诉我们的。不过，我们这一代都是靠电子邮件联系的。”我想起田海鹏的话，笑着说。
“那你可以把他的电子信箱号码给我吗？”周局长看着我，“你不会连我也不相信吧？”
我把田海鹏给我的他们一直联系的电子信箱地址写给了周局长。
之后，得到周局长的同意，我立即就拨通了田海鹏的电话。我在电话中告诉海鹏我想和他一起组织一个同学聚会，电话那边立即传来激动的声音。我放下电话后也兴奋到极点。可是回头一看，周局长竟然斜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知道这样的行动对于周局长来说是司空见惯的。我扯出毛毯轻轻地给他老人家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