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散文】鍾喬／啊！也是，1980

图／阿尼默

1980，初期。酷暑中腾着蒸气的台北街头，重庆南路一段车水马龙，书不飘香，但书局林立，对北漂来求学的青年，是某种必经的风景。一个摩托车骑士，正顶着烈阳在柏油路面找寻歇息的场所，他口袋里有几张家教赚来的百元钞，一股劲地，又朝着那家地下室的英文书店奔去……

机车抵临骑楼，排气管的「噗噗」声渐息，男子跨下车座，屁股热着，快速朝地下室奔去，刚推开门，就被一股冷气给先收拾了燥热的心。随后，身子也舒活地凉下来，买书的时间到了。那个青年是我，因为在戏剧研究所的课堂上，受教于一苇老师关于作为思想家的戏剧人的种种，特地从求学与租屋的阳明山骑车下山，来取上回订购的一本相关布莱希特的专书。

书，取到了。但，离去前，要在一本笔记本上留下电话与地址，说是方便联络寄书单。后来，书友间传闻，这老板是调查局的线民，买英文书涉及左翼思想或文学与社会变革，都是监控的一环。从地下室到夏日午后阳光洒满的路口，没几个梯阶，捧着手上的英文「禁书」，飞快地离去，留下的通讯怕已输入情治单位的档案里。又或者，说穿了，调查归调查，几本英文书造得了什么反吗？恐怕也只是情治系统的例行公事罢了！

总之，这是80记忆当中，机车在马路奔驰的回溯。那夜，我记得一段至今难忘的诗行，日后，从一本中译的传记中，我读到当年布莱希特的杰作，是这么写的：「在生活中，我是个软弱的人。在斗争中，我是个恐惧的人。在剧场中，我是个不得不克服软弱与恐惧的人。」1980，不妨从这几行诗出发。因为，从当年到现在，我从不知在剧场里是否克服了软弱与恐惧。应该没有，因为我常感到不安，一种对于缺失与漏洞的不安。

因此，我心中浮现一些画面；我猜，我是想借由这些画面，去追溯我不安的源头。生活，我和人人一样都有，是什么让软弱在凝视不安时，得以被平息呢？我问。斗争，我没有实际的经历；但，在与1950年代地下党人的苦难遭遇时，是什么让恐惧凝视不安时，得以被安置呢？我也问。

于是，关于生活，最常浮现的画面有一幅。来自侯孝贤在《童年往事》中的最后镜头：一家四个孩子，看着阿婆侧卧在榻榻米床上，身体压着溃烂的伤口往生，葬仪社的人擡起头来，用一双眼神望着孩子们。扮演导演青少年时期角色的「阿孝」，语不带情绪地自述着：「我猜他一定在说着：不肖的子孙。」这样的凝视，与其说在凝视过世的阿婆；倒不如说，过世的阿婆，以她沉默的灵魂，在榻榻米床上凝视着的：「不是孩子们，而是目睹着这件事发生的观众──我们。」这令人不安，而我却妄想着：用我的软弱去凝视这样的不安。或许，我的妄想，是让我精神上脱困的途径；因这并非我青少年的记忆，因此，没有现实上的「不安」可言；倒是这长镜头的静止画面，带来超乎现实的想像，那种附着并搁浅于泥泞滩岸的惨绿青春，令人不安。

这是电影穿梭于现实与人的内在，在决定性瞬间，生产出来的深刻感动。

我想着影片中阿婆喊着：「阿孝牯」。声音传遍每户人家，在时间中蜿蜒，来到眼前。榕树下，几辆破旧的铁马，几些人围聚着下棋或四色牌，阿婆恰好经过那家路口的杂货店，让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往事：在三义，暮色时分，阿婆也在河坝上喊着、喊着孙子们回家吃晚饭。我很难忘「牯」这称呼。「牯」，公牛，在客家用语里转作顽皮孩子的暱称。声音可以传神到这境地，令人恒久地难忘。

重看客语版的《童年往事》，忆起1980年代中期。在陈映真的小说《山路》中，经久带着某种抵抗与不安地临近白色恐怖的压杀；那么触动人心与在时间中波动的文学作品。也是那时间的前后，在听闻《人间杂志》即将试刊的夏日，溜进电影院吹冷气，竟被一部电影《童年往事》感动着，在下雨的午后，冒雨奔驰在朝向南势角租屋的柏油路上。

生活与斗争。电影一方是青少年的叛逆；小说另一方，则是一整个世代在左翼肃清的血痕中，一个独自扛起血腥记忆与现实的女性，在兀自被时代刻意遗忘的时间中，孤绝地面对自行衰萎下去的生命时，做出的生与死的抉择。多年来，我总感觉，小说中的主角蔡千惠，并非因父母为赎回在押杀当前「自清」的二哥而感到内疚；她的负罪，让她决定以「自刑」后的苟存，为共赴革命画押；并在不断透过近乎自残的劳动中，以身体的萎逝换取精神的复活，让自己在面对生与死的断面时，生出了近乎宗教式救赎的深刻意涵。

所以，蔡千惠会以「一个人，踩着台车道上的枕木」找到已然扑倒马场町刑场，并且尸骨或许都已被抛进解剖的「福马林」池里的李国坤家中来。也因此，小说中另有一段清明上坟时，埋着的是经由千惠「细心保存二十多年的一包衣物和一双球鞋。」换言之，是被枪决的国坤先生的衣冠冢。

然而，以少女之身无悔投身到已然牺牲于马场町的国坤家来，并每日晨起入矿坑劳动的千惠，原本是和国坤的革命伙伴──贞柏，论及婚嫁的。只是贞柏「为了广泛劳动者真实的幸福，每天赌着生命的危险，所以暂时搁置订婚之约。」未料，就在多年后从一家报纸的新闻中，得知长年囚禁的贞柏桑被从囚禁的荒陬之岛回来了，这开展了伊生命最后的救赎之旅。

现在回想，第一次读到《山路》的那些时日，身体随着狂飙的街头运动，在镇暴警察、强制驱离的水枪与拒马和铁蒺藜间穿梭，心里却同时埋藏着冷战／反共年代禁制的左翼思想。这和《童年往事》里收尾镜头留下的画面，没有直接关联，却和80后期的《悲情城市》相关紧密。

《山路》，那么压杀的大时代；《童年往事》那么日常的客家记忆；好似都在生命中流淌的音符，不曾止息而波澜不息。这也让我想起与侯孝贤的另一部电影：《悲情城市》相遇时，同样有一个静止的画面，像似在惑问着：一个跨越时代的恐惧，如何在凝视不安时，得以被电影的穿越性美学所安置呢？

这时，仍然是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当失语的文清，在悲伤无语中，拍摄过他快门中的外在世界后，如何决定回来拍摄自己与一家人。按下快门的一瞬间，其实，他既静止在一张照片的框架里，却也同时流淌出电影所铺陈的现实。因为，他用深邃而不带任何表现欲望的眼神，凝视着观众席上的我们，让我们流淌在《悲情城市》的现实，也回望在当下的时间中。

电影与小说，回响着我的1980年代。另有，侦搜的敲门声，仿佛也在里里外外响了起来，作为也是80年代的一项随笔记忆。1984，少尉退伍；原本大学时期一位历史系的同学来造访；我按开对讲机的门铃，让他上到四楼来；他刚坐下不久，便直白刚考上调查局：「我需要业绩，你就多向我说些陈映真的事吧……」直到现在，我都记得他坐在父亲留给我作纪念的藤椅上，一张显得多余与猥琐的脸孔。

「你走吧！」我说。他后来又来过一回，我借口牙疼没让他请我去吃海产；那回，他在对讲机里说：「下回到六条通去畅饮吧！我找个有姿色的陪你！」说着，他走了，驾着那台深红色不是很新颖的进口轿车，转个弯从巷口消失。再隔约莫两周的一个午后，有人来按门铃，我从客厅窗口瞧见是深红色轿车，便让对讲机的铃声一直响着，直到巷口一楼的邻居都从门廊探出头来，门铃不再响。那午后的汽车引擎声，渐去渐远，在我耳际时有时无的盘桓了有一段时间……

那一刻，我想着前一年在军中服役时，打靶的某一次，我等着上线去实弹射击，辅导长突而走到我身旁来，刻意带着暖意地先问：「钟少尉，最近，有遇上苏庆黎吗？」我沉默。而后上场打完三枪，下场来。这时，缓步中拉着长长夏日午后暗影的辅导长，又靠近我，语气刻意嘲讽地冷冷地说：「休假回去，有遇见陈映真，代我向他问好……」

80年代，我第一次完整地知道自己被列入黑名单，是在军中那次打靶以后。退伍后，一位在军中和我学习英文的白中尉，带着某种届临解严前夜的关切，或说善意的歉疚吧！来家里拜访我，他临走前说的一句话，让我联想起夏日里蒸腾着热气的重庆南路那家地下室英文书局，他说：「辅导长交代，好好过滤每一篇你用笔名写的文章，还有你读的那些英文书中，很多都有Marxism 的危险字眼……」

啊！也是，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