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中国已经进入 后邓小平时代

文/应濯

图/多维TW杂志提供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宋代苏东坡的诗《题西林壁》,意指一个人若处在庐山之中,视野就难免会被层层环绕的峰峦局限,看到的景色会因视角的不同而不同,除非能够克服主观局限性,站在山外,才可能一眼看清全貌

分析中国政治 须用全新方法

此诗蕴含的哲理引人深思,将其运用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迄今的五年中国变化,亦颇为恰当。这五年之间,无论左派、右派,还是海外观察者,对中国政治的认知,既愈来愈分化,各种猜测和分析都有,又呈现出普遍的不解、迷茫和困惑。正因他们都身处时代洪流中而又缺乏一套能克服主观局限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以被动地受庞大而复杂的时代身影所束缚,只能从各自立场或者习以为常的方法论看到中国的不同面向,而难以洞悉全貌。

这种情景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初,当时人们尽管能从官方宣传话语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中察觉到世道变了,却未必都能够看到后毛泽东时代的到来。毕竟他们早已习惯毛泽东时代投射给整个国家和他们个人生活的巨大影响力,并由此形成一套价值观和方法论。一直到邓小平1984年的大阅兵,以及后来他透过1992年南巡讲话,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世人才普遍深深感受到邓小平时代已然来临。

今天的情况同样如此,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中国已在邓小平时代的影响之下运转了三十多年,世人要么早已习以为常,要么形成了一套观察政治、经济和外交走向的方法。可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情况再次发生改变,一些先前看来司空见惯的事物不断被打破,一些本已成为历史的概念在强势回归,一些曾经被视为政治、经济和外交风向标的观测方法突然失灵,整个国家正日益进行着各个领域重构。一个新时代正在形成,只因「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一些人要么未能感知,要么有所感知却不愿正视现实,因而困惑。

这一切都要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谈起。在此之前,执政党和国家面临的危机丝毫不亚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当年。在中共党内,不单政令不出中南海,而且山头主义、团团伙伙盛行,「九龙治水」几乎酿成分崩离析之局。在国家层面,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遗留和积累的矛盾不断发酵,经济风险、环境污染和社会压力都大幅攀升,贪婪和腐化更是前所未有地吞噬发展成果和人心,另一方面受制于积弊已深的官僚系统,执政党非但难以实行有效改革,反被外界认为陷入「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的困局。国际环境同样严峻,除因中国崛起挑战世界利益结构和政治秩序而招致的阻力外,地缘政治博弈和恐怖主义危机也日趋加剧。

为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新生代领导层,自上任之初便发起中共史上规模最大的反腐行动。迄今,不但一再打破「刑不上常委」等过去数十年的政治惯例,拿下包括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在内的超过两百只老虎和不计其数的猴子苍蝇,其中因为腐败而倒下的将军甚至比抗战时期还多近百倍;且主张治本,改革纪检领导体系和巡视制度,进行监察委试点,以及颁布和修订包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内的十多份党内法规。

从韬光养晦 走向积极有为

不单如此,党建工作还被提升到一个十分醒目的位置。五年以来,习近平等中共最高层厉行全面从严治党,除了借鉴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推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化党组织、改革共青团等一系列举措,还强调「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等「四个意识」,为主要权力机关和政治局委员、常委等高官立政治规矩,从而有力强化了党的领导,克服了十八大之前的党内政治危机。

在国家之层面,在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除了与全面从严治党一起构成中共执政新理念之外,还不断重构中国各个领域。五年间,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在经济、司法、教育、户籍、计划生育和军队等诸多领域推进。尤其是军队领域,这场被称为毛邓之后最大力度的军改,重构了军队人事、机关设置,让军队以更大力度走向现代战争的全体系全领域建设,其效果可以用「重建军队」来形容。在全面依法治国上,中共既改革了司法体制,推动省级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法院检察院设立了跨区域法庭或分院,增强了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颁布了中央文件来防止人为干扰司法,又着重强化了司法领域人权保障,废除劳教制度,强调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原则,禁止刑讯逼供,还耗费大量精力纠正过去多年尤其是周永康时期的错误,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为了实现这个「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中共把扶贫工作上升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将「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作为各级官员的硬性任务。

同时,为让崛起的中国找到在世界舞台上的合适位置,习近平改变了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领导中国外交进入更加积极有为的新阶段。一方面在维护国家安全主权方面,中共尤其强调了底线意识。先是顶住了去年南海仲裁案的压力,利用菲律宾领导人更迭的契机,透过撬动杜特蒂(Rodrigo Duterte)这个支点,改变了南海的地缘政治格局,让南海仲裁案底沦为了「一张废纸」。接着又迫使和蔡英文通话,挑战「一中」的川普(Donald Trump)在上任之后快速回归了美国的「一中」原则。再就是近期中印边境洞朗对峙上,透过政治手段让印度在金砖峰会之前撤兵,从而避免了两个大国间的一场零和冲突。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上,无论是正在推进中的「一带一路」和已经获得美国国务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背书的「新型大国关系」,还是习近平年初到瑞士达佛斯(Davos)这个资本主义圣地,替代美国举起自由贸易大旗并获得舆论广泛好评,均说明中国外交相比于邓小平时代已然改变。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不光习近平于去年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被确立为中共继毛邓之后的领导核心,而且中国政治将告别邓小平时代,进入习近平时代。如果说2012年十八大是中国进入后邓小平时代的开始,那么行将举行的十九大将象征着中国正式进入后邓小平时代。这也是为何2012年以来不少曾经研判中国政治屡试不爽的方法论逐渐失灵,一些左派、右派和海外观察者感到日益困惑的原因。因为他们立论的基点还停留在邓小平时代,他们还未洞悉时代发生的范式转移。后邓小平时代并不否认邓小平时代,而是根植于时下中国的内外现实,对邓小平时代的创造性继承。这既是时势使然,亦是当前中国的最大政治,是所有分析观察中国政治走向乃至十九大必不可少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