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调涨健保费率不应该违背的三个原则
今年新冠疫情侵袭全世界，政府抗疫的成绩斐然，其中居功厥伟的莫过于1995年施行至今的全民健康保险。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全民健保的费率低廉，如今已经走到不得不改的转捩点。「全民健康保险会」在11月20日依据现行全民健保法赋予的职权，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议，11月27日能否定案，目前也无法确认。无论结果如何，调涨健保费率的三不原则，都值得主政者的重视。
首先，不应该违背「风险共同分摊，费用共同负担」的社会保险基本原则。年轻力壮和很少看病的人，认为与其他人缴纳相同的健保费，相当不公平，论者因而主张，应该采纳鼓励优惠的方案措施，但是这就不符合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例如：有人建议一年没有使用健保卡，隔年健保费用以「定率」或「定额」做为鼓励措施，像是打九折等措施。但只要有一个破口，就不是强制的社会保险，各种优惠建议将没完没了。
其次，卫生福利部不应该由上而下主导修法，而应尊重「全民健康保险会」的决议。全民健保法中既有「全民健保监理委员会」，也有「全民健保医疗费用协定委员会」，因应二代健保施行后的决策审议，两者合并成为所谓的「全民健康保险会」，而该委员会最重要的职权有三个，除了保险费率和保险给付范围的审议之外，还有总额支付制度运行的对等协议和分配。就全民健保法第五条的用字遣词观之，所谓「审议」或「协议」，前者乃「权力俯视」，后者则是「平视权利」。其施行对象指的是政策利害关系的个人组织或团体代表，重点在于「议」者，应该要查缺补漏，而不是在劳心费力之后，还是照着原来的剧本走，却什么建议都没采纳。因此政府方面，就算短期施政难以改变，也应该就协议的内容，宣示长期的改进计划。
更何况今年全球经济受到新冠病毒影响而陷入低迷，台湾当然也无法置身事外。而当社会大众荷包缩水之际，调涨费率不但关系到全民就医用药的权益和品质，而且势必牵连到工商企业界、保险业、所有劳工与医护人员，医药医材照护的整条产业链，下到区域医院和基层诊所，上到大学院校的教学医院，以及由企业兴办的大型医院。总额支付的预算大饼，如果不能在收入面调高费率，支出面像是部分负担、海外所得、停保复保各种层面的检讨，恐怕只是杯水车薪。而最复杂的医疗产业问题还有，规模不一、专业不同、如何公允分配业别之间的支付标准点数与每点数值给付，尤其是事后审定核实给付需要和金额的裁决权力，都可能让医事服务提供者，在政府机关代表共同参与的委员会上，呈现立足点上的不平等。
最后，不应该将施行的时机予以「泛政治化」。卫福部当前的政策任务，不但重要，而且不论是取得疫苗及分派、或是美国莱猪进口，都是人命关天。2013年开征的二代健保补充保费，在六种所得里面，以股利所得挹注健保，算是该政策的亮点。补充保费的课征「绩效」之高，甚至在马英九前总统执政末期，以及蔡英文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都曾经引发社会各界讨论是否可以「调降」健保费率。所幸随着人口结构的急速老化，现在已经没有人会指望「调降」费率，相反的是，进入政府议程的问题变成是：「涨多少／怎么个涨法」和「什么时候涨」。由于两者都和人民的荷包有关，也因此，如何在适当的时机调涨，清楚的告诉全民，将就此确认未来调涨费率的机制，以及将配合其他的健保改革，在开源的同时，也要做到节流。
对于卫福部来说，两三年前就已经知道，调涨健保费率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调涨健保费率，本质上就是一个「结构不良」（ill-structured）的政治问题。换言之，这是一个方案措施很多元，利益冲突很强烈，方案后果很难在事先就有完整的评估。
基于前述调涨健保费的「三个不应该」，则卫福部必须要努力的方向有二。其一，更民主化、更透明化的委员会决策程序，诚属于「知易行难」；其二，健保改革的节流措施方案，则需要「多思多谋」。对于超高龄化社会的来临，社会大众和朝野政党其实已经凝聚相当高的共识，但对于决策的过程和配套改革如何进行，则近年来一直是纷纷扰扰，无法定案。
主要的原因在于制度性的因素，以及医疗本身「价值／高低」与「价格／高低」，两种截然不同认知的差异，政策价值和利益分配的冲突，有以致之。而要如何化解这种冲突，则在「全民健康保险会」与各界代表面对面政策沟通的场域，是一个令人高度期待，但却不敢完全放心的起点。主政者基于民心向背的政治决心，当是这次调涨健保费率的最后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