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在具体措施应该以效率挂帅？一块钱就是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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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本站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前两星期，我们讨论了摇号的效率上的损失，但很多人认为，至少摇号很公平。我们论述，其实摇号不但没有效率，也是很不公平的。现在，我们继续讨论如何有效地增加平等的问题。
如何平衡效率与平等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重大问题，笔者对这问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在个别问题上，应该以效率挂帅，平等的目标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所谓以效率挂帅，并不是不考虑公平，而是对平等的考虑，必须以不违反效率为原则。如果一项措施能提高效益，但会对某些人造成损失，以效率挂帅的原则并不排除对这些人的补偿，而是不允许为了公平或其他原因而不进行能提高效益的措施。即使由于补偿的困难而使这项措施非对某些人造成损失不可，也不可以用平等上的顾虑来反对这措施。
有人可能认为，根据拍卖或让价格提升，只有富人才能够买到房子或车子，不公平。在市场经济下，由于人们有不同的赚钱能力，即使没有用不正当方法赚钱，也会有相当程度的不平等。但这是总财富或总购买力上的不平等，如果不平等程度很大，政府可能应该设法减少，可能应该设法多帮助低收入者。不过，这应该是设法提高他们的总购买力，而不是让他们可以去登记摇号买车或买房子。这只是让他们有一个花约一千元的投入，去得到百分之一的获得十万元的利益，净利益约等于零，没有好处。
我们以前讨论过，人们有不同的赚钱能力的原因，包括幸运。由于幸运而造成的不平等，未必公平，所以可能需要政府去设法减少。如果用摇号，反而是去制造更多来产生不平等的幸运，哪里能够减少真正的不平等呢？何况还会把原有的经济剩余消耗殆尽，使富人穷人都不能获得净利益？
在个别问题上，包括车号与购房号的分配，应该以效率挂帅，平等的目标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整体的平等政策，像多抽富人的税，多帮助穷人，可能会打击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有反激励作用。但在个别措施的平等政策（包括摇号），也有反激励作用，又有额外的反效率作用，因此是不应该采用的。
平等政策对激励的打击，是根据所有平等政策（包括没有违反效率的整体平等政策，和在个别措施上违反效率的平等政策）的总和而定。给定达致的平等程度一样，反激励作用也一样。如果有采取摇号之类的违反效率的平等政策，只能减少效率，并不能增加平等。因此，不论要达致任何程度的平等，都应该只采用没有违反效率的整体平等政策。比起这种在个别措施上以效率挂帅的方法，如果采用摇号之类的违反效率的平等政策，只能：在给定达致同样平等程度下，损失效率，使富人穷人都损失；或者，在给定同样效率水平下，得到比较低的平等水平。这就是笔者早于1984年就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论证的（在个别措施上）‘一块钱就是一块钱’或效率挂帅的原理。【详见：黄有光2003，第六章；黄有光 （2011）。】
不过，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论点，在实际经济中的应用，尤其是在整体的平等政策不完善的国家，有很大的局限。如果在个别措施上采用效率挂帅的原则，使许多有效率的措施得到执行，可能使穷人损失，虽然富人的得利，在金钱上算更大，但在效用或福祉上可能较小，得不偿失，必须在整体的平等政策上采用有利穷人的配套措施，才能保证社会福祉增加。不过，这个局限本身也有局限。那些造成整体的平等政策不完善的因素，大都在个别措施上也起作用。因此，如果因为整体的平等政策不完善，而想通过在个别措施上的平等考量来促进平等，除了会大量牺牲效率外，也未必真能达到平等的目的。例如，如果某些掌握权力的人，能够避免受整体的平等政策的影响，他们多数也能利用权力，来避免受个别措施上的平等政策的影响。
像中国的情形，应该加强整体的平等政策，尤其是在除贫、照顾失业人士、落后地区的教育、避免通过滥用权力致富等方面。整体的平等政策加强后，就能够使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在个别措施上采用效率挂帅的原则，就能较大地避免许多为了局部与短期的平等，而大量牺牲效率的可悲结局。中国在除贫的重大成功后，应该可以加大在具体措施上的效率挂帅的政策，以便提高效率与平等。
效率挂帅，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论点，虽然实质上并非右倾，但至少在表面上，这论点看来极端右倾，即使对右倾经济学家而言，也是过度右倾。因此，我那篇证明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文章，从1975年开始，先后被很多家期刊退稿，经过多次修改，到1984年才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Ng 1984），创下我本人的记录。
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或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原则的证明，应用了理性人的假定。但实际人有相当大的不完全理性的因素(详见Ng：2003)。这对效率挂帅的原则有什么影响呢？严格而言，须要在不完全理性的条件下分析平等与效率的取舍。不过，直观上可以看出，不完全理性的因素主要影响对效益的评估，在这新的评估下，不影响效率挂帅的原则。例如多数人高估金钱对福祉的贡献，加上相对竞争与生产和消费对环境的破坏，使人们用太多时间与精力拼命赚钱，而牺牲健康、友情、亲情等对福祉更重要的东西。因此，对环保、健保等的效益评估，需要相应提高，而不单是根据人们的支付意愿。
原则上，不能排除可能须要考虑在具体措施上，进行一些调整，偏离效率挂帅，来应对人们的一些不是完全理性的行为。然而，实际上，这种调整，需要太多我们缺乏的信息，在执行上也有很高的行政成本。因此，考虑了这些信息与成本问题后，可行的最优政策，依然应该是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参见关于次优与第三优政策的讨论（Lipsey & Ng 2017 a，b；Ng 2017 a，b）.】
我们以前说过，由于边际效用递减，穷人的一块钱比有钱人的一块钱更重要，这是否和在具体措施上，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主张相冲突呢？读者们，如果你们理解本文的要点，应该会回答这个问题。
黄有光(2003).《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经济文献出版社.
黄有光(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复旦大学出版社.
LIPSEY, Richard & Yew-Kwang NG（2017a）.Editors’introduction to a special issue on second and third-best theories,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2(2): 147-54.
LIPSEY, Richard & Yew-Kwang NG（2017b）, Concludingcomments to the debate, PacificEconomic Review, 22(2): 213-28.
NG, Yew-Kwang (1984), Quasi-Pareto social improvements,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74(5):1033-50.
NG, Yew-Kwang (2003). From preference tohappiness: Towards a more complete welfare economics.SocialChoice and Welfare, 20(2): 307-350.
NG,Yew-Kwang (2017a). Towards a theory ofthird best, (reprinted from Public Finance 1977),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2(2):155-66.
NG,Yew-Kwang (2017b). Theory of third best: How to interpret and apply,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2(2): 178-88.
往期回顾：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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