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沦临时工 大学教育崩解

全国大专院校兼任教师有8千多人，但平均月薪不到22K，这样的薪资不但无法激发教学热忱，连养家活口都不可能，教师团体期盼能调涨兼任教师钟点费，并纳入历年物资涨幅。（本报系资料照片 赵双杰摄）

16年前笔者在美国修完博士学位、工作数年后，决定返国创业。为了能够分享所学并为公司征才，笔者向某国立大学研究所申请担任兼任客座副教授1年。所幸当时服务的公司还能提供基本薪资，否则只靠兼任教授的微薄钟点费，几乎无法在台北市过日子。

没想到近日媒体披露，大专院校兼任教师的钟点费竟然与16年前相差无几，平均1个月所得不到22K，其中还包括了具有硕博士学位的教师。犹有甚者，各大学征聘兼任教师的成长速度惊人，至今总人数已接近专任教师人数。

这些硕博士教师沦为临时工的现象，除了是国家教育投资的浪费之外，也表示各大专学生能够与授课教师相处时间十分有限。专任教授忙着做研究工作、申请研究经费，授课及导师工作则交给了这些为了生活必需南北奔波、到处兼职的临时工，如何能够让学生接受课堂外的辅导？也难怪现在的大学生，不但道德感、责任感低落，还不知如何理性地面对压力与挫折，动辄选择轻生。

究其原因，除了是因为大专院校过多、社会少子化造成的教师人力过剩现象，教育部的评荐制度，也让各校忙于用高薪聘用明星级教授，自然就侵蚀了一般年轻教师的薪资。各院校为了撙节开支，也只得不断增加薪资较低的兼任教师人数。

在一次大学校友聚会中，副校长曾亲口说过，政府虽然划拨五年五百亿的教育辅助款给各大专院校，但学校将分配到的有限经费，大多用在修缮老旧的校舍及购买昂贵的设备，几乎没有多余的经费用在改善教师薪资上；更何况教师钟点费全由教育部规定，学校只要符合最低标准即可。此外，属于人生胜利组的校友，如果捐钱给母校，也会选择兴建以捐赠者为名的大楼，而不会像一般外国大学一样，校友捐钱给学校，会指定作为某项研究工作所需经费。

另一个不合理的现象，是各大学争相用高薪聘请知名的政客、名嘴、下台的政务官、退休官员等，作为教授来提高自己学校的知名度，而不愿意聘请毕业不久的硕博士生来担任专任教授。因此，许多刚毕业不久的硕博士生，不是找不到专任教书工作，就是只能担任钟点工。

而那些过气政客、退休官员，拿了退职、退休金，还要到学校占教师缺领双薪。有些政客、名嘴则忙着到处赶通告，或鼓动大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抗争甚至党派活动，哪有时间与精神来专心教书？

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许多在学术界小有名气的教授，很容易就被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等大学用4、5倍的高薪挖角，让他们可以在更好的学术环境中专心贡献所学、为他们培养未来的社会菁英。而台湾则在高薪教授专注研究、低薪兼任教师负责教课的畸形环境下，根本无法建立良好的专才养成教育。

这些年来，除了少数几家国立大学因为论文发表数量多而列入亚洲优良大学排名之外，其他许多三流大学，无论在师资、设备、经费上，都在亚洲四小龙大学间垫底。如果台湾教育部未能有效改善大专院校的教育体质、留住有热情有专长的教师在国内任教，未来的大学教育必然逐渐崩解、大专毕业生的竞争力严重衰退。

对此，我们有以下几项改善建议供主管教育有关单位参考，包括：（一）逐步减少大学间数，严格鉴定、去芜存菁；（二）提高大学入学门槛，将部分学生分流至职校，提高就业能力；（三）逐年减少兼任教师人数、提高专任教师薪资；（三）禁止将大学作为政务官员的旋转门；（四）不鼓励退职官员或退休教授重返大学教书等，把机会留给那些对教学有热情、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优秀教师。

唯有大刀阔斧改善，才有可能健全大专教育的体质；如果继续因循苟且下去，只会让台湾优良教师大量出走、大专教育迅速崩解。（作者为专栏作家、科技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