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相對論2月（上）】楊莉敏vs.林薇晨／文字就是我藏身與逃逸的所在

杨莉敏（左图／杨莉敏提供）、林薇晨（右图／林薇晨提供）。

我今天想一个人吃饭

●杨莉敏：

一次，午休时间拿着钱包正要踏出门口，却被同事撞见提醒：午餐在会议室有退休人员的欢送会，别忘了去吃。

「可是我今天想一个人吃饭。」语毕，便作势头往市场方向走去，同事似乎早有预料，孤僻的脾性不宜勉强，也就随我去。午间通常步行到附近的市场大楼觅食，这里的骑楼店面不多，种类也极其单纯，清一色的面店，但品项只要有阳春面，即符合我的需求，走进去，点一碗阳春干面跟馄饨汤，不求别的。

偶尔会换成豆腐汤，工作的日子里并不追求什么多样化的餐点，只要有易消化的面食与热汤，仿佛就能将下午的时间再撑过去，实际上也真是如此。疫情期间的习惯延续着，几乎不在店里内用，单多的日子，得等十几分钟以上，此店位于进入市场内部的走道边，每次站在店门口等外带时，望向通道，里头总是暗着的，也无人进出。想起母亲说过大楼内摊位寥寥无几，没什么可逛的，她自己都是在外围采购所需食材，并不走进去。

「要走进去看看吗？」与暗里视线相交时，忍不住这么想着，却没有一次实践过。里面不是我熟悉的地方，没有什么经验或记忆发生在那里，似乎就不太需要走一趟，去记录或确认些什么。对生活近四十年的地方，淡漠至此，身为写作者，无论如何都是糟糕的吧。

地方、历史、非虚构，作为文化政策的指导方向或口号，响亮的程度这几年未见减退，简直经年不衰。于是偶尔会想，是否自己也来写个地方文化或散步推介的书呢？毕竟在家乡赖了这么久，许多不想知道不必知道的事，其实都会知道。

然而，一旦食物到手，前头想过几轮的创作构想便立即抛诸脑后，拎着塑胶袋，在冬日的逆风中步行。已近十二点半，办公室该准备熄灯了，不想在黑暗中的办公室进食，去找个安静明媚的户外空间独自度过午休吧，全心全意只想这些，想找一棵有阳光，可以栖身的大树。

午休时间，杨莉敏经常循着眷村这条小路，走往市场觅食。（图／杨莉敏提供）

●林薇晨：

午餐时间真是上班族的神圣时间。在我工作的报社，表订午休是十二点半到一点，通常我会和同事出门买回午餐，在座位上吃，想要吃到几点都无所谓。偶尔我们会在餐馆内用，吃得稍晚，过了一点才回到编辑部，其实并不会怎样，只要自己的工作做得完、负责的版面生得出来，没有谁会说什么（某天我忽然明白这就是所谓责任制）。我最喜欢某间小店的狮子头饭，一周里总会买上几次，每次加点一份太阳蛋。我很不擅长拿筷子，夹取那太阳蛋时，常常不小心刺破了半熟的蛋黄，蛋液汩汩流淌在米饭上，一派金黄。这大约就是工作日里仅有的熠熠了。

对于报社工作，我其实没有什么理想或抱负（相较于许多怀着天职一般的热切的前辈），就只是日复一日完成一块又一块版面，赚取薪资而已。然而，即使对于工作缺乏爱意，也不妨碍我将它做得尽善尽美，对我而言这是最基本的敬业。有时这样的敬业甚至排挤了写作的心志。在将大部分的精神与创造力都花在编辑事宜之后，往往我便觉得什么文章也不想写了。这也许也是一种职业伤害。最近因为职务变动的缘故，我必须将部分工作交接给其他同事，在传授每块版面（每块版面且有数个轮流的专栏）的安排时序、邀稿死线、制作日期、校对细节之际，我才明确感知到，在报社几年，原来自己的胸膛里安装了这么多闹钟，而我随时都在提防铃声炸响的一瞬间，总要在那之前抢先按下按钮，迟了就来不及了。原来我一直不知不觉怀着如此一触即发的紧张感。

作为编辑，日前和莉敏邀了一篇稿子，收到的散文关于元旦例行的登山踏青，延续《浓雾特报》的叙述口吻十分迷人，感觉莉敏确实知道许多在地散步路线。莉敏写到，有时郊游未必能够看见美丽的风景，但是仍然愿意一去再去。对我而言，这也是一则关于徒劳的寓言。生活本身也许正是这样的郊游，一趟又一趟。

文学可以带领写作者去哪里吗？

●杨莉敏：

买回午餐后，我会戴着耳机收听新上架的Podcast节目，或用手机看电子书，原本多在办公室吃饭，但换了职务，新的工作空间有熄灯午睡的习惯，于是吃饭地点便在户外座椅及旧眷村的驻点空间来回交替。

脱开职务上承办人的关系，眷村反倒成了一处在工作夹缝中喘息的地方。从事文化工作，长时间待着的，其实是美丽的艺文场馆的后台区域，例如散落各种A4纸箱与文件资料的办公室、塞满布展用品的工具间、阴暗广阔的地下室，在演艺厅，则是名副其实的后台区与小小的售票室。投射灯照耀着的璀璨舞台，我们并不存在于那里。

时近圣诞，踏进眷村的驻点办公室，里面被各式制作中的布置道具与材料占满，看到我拎着午餐进来，他们便清空桌上一小块区域，让我可以用餐。毕竟是借用别人的空间吃饭，彼此寒暄、聊聊近况还是必要的，但过于疲惫的时候，就自己默默进食，边滑手机边吃，并不多交谈什么。

电子书的发明实在方便，于我尤有划时代的意义，当自己感叹纸本业衰落之时，又不得不为这样的便利折服，夹缝中的时间，可以随手点开一本书来阅读，真是绿洲般的存在。最近喜欢将《金鱼夜梦》、《母亲的金手表》及《弃猫》交错看着，不在文学的相关产业工作，并无一定得看什么作品的压力，仅在空暇时点翻几段文字而已，但读至你写「为了成为自己，有时就要暂时不当自己」时，仍不免被触动着。

为了可以做喜欢的事情，必须得做更多不喜欢的事情，一直以来，我似乎也是如此认为着的，文字就是我藏身与逃逸的所在。然而，有时也不免困惑，这样的自己，还是那个自己吗？当感到被日常工作所围困，觉得那些堆叠的文件、黯淡无光的后台虚耗着自己时，想经由文学这条路径脱困，走着走着，却发现文字既不熠熠，也无声响，只能徘徊复徘徊，不禁疑心自己继续走下去，将能通往何处？

●林薇晨：

文学可以带领写作者去哪里吗？其实我常常哪里都不想去。独处时刻，我也总是听着音乐或Podcast，让那些声音摩擦过耳朵。到了年末，Spotify又推出年度总回顾，为个人揭露整年累积的聆听数据。我一向认为自己算是了解自己，然而阅读这些数据时，还是不禁在心中惊叹：「啊，这真的是我呢。」于是我常常觉得，自己并非完整的存在，而是这里散落一小块，那里散落一小块，在日常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或许连自己也不知道的角落。有时我仰赖Spotify帮我搜集自己，有时仰赖其他的东西。

串流音乐与电子书，都是我习于使用的物件。当然，我很喜欢拿书翻阅的感觉，尽管我常常也只是懒散窝在床上或沙发上，穷形极相的，并非所谓的「捧读」，然而纸本唾手可得的物质性的确是十分亲切。然而，这样的亲切感，于我而言，有时也会是必须负荷的重担。也许所有实体都是这样的。有一个什么存在于那里，个人就必须割让一些自己的空间，缩减理应宽裕的伸展。

在生活里，我总是尽量舍弃冗芜的私物，感觉无用的东西，没有情感价值的东西，偶然发现的许久不曾忆及的东西，经过双手便要回收。我只想保留自己最需要的，最珍爱的，因此我的座位在纸物满溢的编辑部里显得如此冷清无趣（某次我去美编组讨论排版问题，走回期刊组座位时，甚至听见前来报社参访的儿童对导览同事问道：「这里有人坐吗？」同事告诉他：「有啊，电脑开着不是吗？」），如果要说我最经心的布置，那也许是一种随时都能直接离开、不必搬迁什么的轻松感，即使我并不特别想去哪里。

无所事事的晴朗的星期天，我忽然感觉这是个适宜打扫的天气，于是推着吸尘器在家里走来走去，汲取自己花费数日遗留的脏污，这里与那里。集尘匣子里一团灰扑扑毛茸茸之物，来自我的毛衣、提袋、头发与肌肤。这些尘埃都是我的一小部分，这些尘埃都是我自己。

文学与生活的间距

●杨莉敏：

下午的工作时光，为了能准时下班，通常是较为忙碌的。由于并未习得诸般文书作业软体的精确操作方式，只能土法炼钢，依照自己熟悉的几项工具交错使用，以此将工作完成。这样的笨方法需要耗费更多时间，一件接着一件，处理扫描完成的文件丢置一旁，等到要下班时，座位上便堆叠着杂乱的公文夹，不擅整理与丢弃的缘故，多数时候便直接关机回家，想着有空闲时再来整理就好。

然而如此的逃避心态，只是让那叠待整文件肆无忌惮长成欲崩的山势，每日呈现着随时要倒塌下来的惘惘威胁。

年末必须留下来加班的时刻，窗外夜色已临，办公室里仅留一排灯亮着，山崩似的资料堆就更显刺眼。此刻总不禁想起老师说的，如果喜欢一个人的文字，通常也意味着喜欢那个人。这样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预设了，书写里总能透露出真实的作者自我，循线去想，一旁庞杂的纸堆、散落的文具，大概是目前现实中最常被我写入作品的物件了，每日花费长时间与之敲打、钉整，呈上去层层盖章后，一页一页编码盖上自己的骑缝，给予档案编号，送进档案室保存，年限过了，就依规销毁，在这样的生灭里，也制造出近十年的自己。

这样的资料生产过程，即使枯燥乏味，一旦运用文字织造，铺排成册，送至别人手上阅读，由此还是展现了一位作者的生活与样貌。文学来自生活，所以各色事件、主题、思索皆可入文，然而，在生活与文学之间却并非等号，也不能是等号，其中的间距，在下笔的织造时刻几乎分秒都在衡量，也许亦是这样的衡量与忖度，文学才之所以为文学。

将灯关掉，锁上门，打完下班卡后，经过门口的海报架，上头张贴了自己的书入围书奖的贺词，生活的扁平竟意外造就了文学的产能，然而也只是这样，我走出行政区，踏上回家的路，想着文学已离得那么远，然而一切的一切，又或许终将都是文学。

●林薇晨：

文学与生活的间距，或许是写作者一生不断思考的问题。另有职业的写作者，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平衡写作与工作。对我而言，在生活里必须顾虑的从来不只是这两样东西（如果只有这两样其实算是轻松的了），有时遇到难关，写作与工作的顺位都要往后移调。因此真正的问题也许是：如何在一切难关里保持生活、生存的心情。而这其实并非专属写作者的课题了。

阅读莉敏的作品是十分独特的经验。《浓雾特报》的题材来自日常：亲族、友人、职场，却并不令人感觉自我暴露。这是为什么呢？我常常一边读着一边这么思考着。我想，也许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穿插许多草木与天气的意象，轻巧地转开镜头，因此自然的洪荒不时替代了现实与关系的逼仄。也或许更是因为，作者打从一开始就并无展览隐私的口吻，只是静静说一些自己知道的事情，仿佛就连自己都在旁观文章里的自己。不是感人肺腑的「自剖」，剜心给别人看，而更接近亲手给自己进行一场体检。于是读者也跟着检查自己里面有些什么了。

对我而言，写作，尤其是散文写作，它的贵重之处，常常也就是静静说一些自己知道的事情。不知道的不妄说，知道的也未必说。因而写作的困难之处也在于此：比起锻炼文字，写作者更需要尽量扩展自己的这份知道，知道世界，知道他人，知道自己，知道自己原来也有这样一面，还有这样一面。每当遇到难关，我总是安慰自己，这至少可以丰富创作（尽管最后可能并不真正写出来）。因此就能尽量不悲哀也不欢喜。然而，经年累月，我其实不确定这样的心态是否健康了。即使有一天真能不悲不喜，丧失泪与笑，想必我也只会继续告诉自己，噢，这也是某种值得书写的体验。

因为写作的缘故，对于生命，我愿意更知道一点。是这种念头让我一直一直走到现在，或许它也就是生命赠予我的礼物。

杨莉敏

1985年生，台中人，东海大学中文所毕业，现职文化行政。作品曾获林荣三文学奖、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中兴湖文学奖散文首奖。着有散文集《世界是野兽的》、《浓雾特报》。

林薇晨

1992年出生于台北，政治大学传播硕士。曾获林荣三文学奖散文奖、新诗奖，数篇作品入选年度散文选与饮食文选。着有散文集《青柠色时代》、《金鱼夜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