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贪渎揭弊者保护法制的问题
林益世事件爆发后，除了反贪机制功能未能发挥，而该为检讨对象外，如何使机关内部的公务员能勇于揭弊，也成为重要的课题。至于揭弊者保护的法制，即所谓吹哨者（whistleblower）保护法，于我国现行法制并非不存在，只因散布各处而问题丛生，致难以发挥效用。
就现行鼓励弊端揭漏的规范而言，并非少见，只是这些规范多由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以命令为补充。以贪渎犯罪来说，即是根据《贪污治罪条例》第18条第1项，授权由行政院颁布《奖励保护检举贪污渎职办法》，来为奖励检举贪污不法的规范依据。只是对贪渎防制如此重大之事，母法却未能在授权规范上为目的、内容与范围的明确化，而形同一种空白授权，实严重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即便撇开此不谈，关于此办法的内容，亦有问题存在。
虽然此办法的最高检举奖金可达一千万元，却可能只是看得到、吃不到的果实。首先，依据此办法第2条第1项，将公务员的告发排除于奖金给与的对象，这主要是因，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41条，公务员对于职务行为所知的犯罪不法，本就有告发义务，自不能为任何报酬的给付。只是贪渎犯罪本就有高度的隐密性，再加以公家机关的内部资讯又受到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规范，而难有一丝阳光透入，惟有借由组织内的人员，才得以揭露这些贪渎弊端。若果如此，只因公务员有告发犯罪的义务，却将最可能且最有力的告发者排除于奖励范围之外，则在缺乏诱因，再加以检举后所可能面对诬告罪等风险下，实难期待公家机关内部的揭弊者出现。
其次，此办法不仅要求检举者须为具名，而不能为匿名，更要求必须亲自为之，而不能交由他人为检举，同时，是否发给奖金，还必须由法务部为审核。凡此严格规定，虽在防止为奖金、或为报私仇等的不当检举，却也因此降低了告发的意愿。
而事实上，不管有无奖金的给付，揭弊者更在意者，恐是检举后个人权利的保障。则就身份资讯的保护而言，根据《证人保护法》第11条，只要有保密之必要，司法机关即须将检举者的个人资讯为封存，而不得供阅览与使用，同时，若其出庭接受讯问时，依据此条文第4项，也应以蒙面、变声、变像、视讯传送或其他适当隔离方式为之。不过，由于此类保密措施，必会侵害被告及其律师的阅览权与诘问权，是否为此保护，还是得由司法机关为抉择，不仅难有一致标准，也突显出，欲在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间取得平衡的困难之处。
至于针对检举者所可能面临的身体或生命威胁，于证人保护法中，虽亦有规定在法院核发证人保护书后，警察必须为相关保护措施的执行，甚而有模仿美国证人保护局（U.S. Marshals）的所谓证人安置计划，来为生活、工作地点与职业的变更与照护措置，但由于期间最长仅为二年，再加以台湾实在太小，如此的保护措施，恐只是一种空中楼阁。
也因此，关于揭弊者的保护法制，于我国实已存在，只是缺乏为统合而难以发挥功效，致有统一立法的必要性。而在为此立法时，除须含有奖励检举、身份资讯的保密与生命身体的保障外，也须针对揭弊者所可能触犯的不法行为，如泄密罪等，为相对应的免责规范。而更重要的是，对于揭漏的资讯范畴，仍须以严重的刑事不法行为为限，毕竟，在鼓励不法发掘的同时，却也不能使公家机关成为相互监视的处所，而失去该有的信赖与信任。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ETtoday新闻云》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