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时社论》当监察院向苏贞昌俯首称臣
中时社论
监察委员申请与防疫缺失相关的自动调查，媒体报导可能约谈卫福部长陈时中，立刻被行政院长苏贞昌痛斥「在这种时候反过来苛责陈时中，相当不厚道、也非常不公平。」照理说，监察委员是今之御史大夫，监督行政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行政权有接受监察权调查的义务，离奇的是，行政院长竟然指责监察委员发动调查，更离奇的是，监察委员受到痛斥后，有如小孩子做错事般低下头，称疫情期间不会启动调查。
现任监察委员清一色由民进党决定，外界本就不期待会有多大作为；但是防疫漏洞百出，民怨沸腾，监察院就算做做样子，也应该调查、调查。没想到，监察院却连「做样子」的空间都没有，直接向行政权俯首称臣，向苏贞昌缴械投降。说监委是「东厂」都还嫌过誉，东厂公公至少还握有实权，让人畏惧。
台湾民主化后，监察权就不断遭到立法、行政权鲸吞蚕食。2010年教育部规画实施全国国小学生免费营养午餐制，遭监察院以「未排富」为理由通过纠正，原规画胎死腹中。却引起立法院反弹，以破纪录的跨党派110位立委连署，修法明订监察权仅能「事后监督」，在立法与监察的角力中，监委落居下风。
即使监察权是「事后权」，但「事后」的定义，并不是如今天的监委所言，「疫情还在发生中，要到事件结束后，才会完整调查」。监察权的对象，是政府机关的行政作为，例如东洋代理BNT疫苗案，又或者放宽3+11，政策一旦定案，那就符合「事后」的条件。
监委把「事」的定义扩大到整个疫情，把整个疫情期间政府的种种作为集合成一件「事」，完全是自我阉割的说法。上一件事的「事后」，就是下一件事的「事前」，政府不二过，这才是监察院「事后监督」的本意。
如今监察委员说，为了避免干扰指挥中心防疫，要等到疫情结束后再调查，那等于是让指挥中心的错误一直累积，疫情结束再调查，又有何意义？监察委员还有一说，是指挥中心防疫「工作非常繁重」，在这个时候约询陈时中，是「想要破坏防疫的努力」。离奇的是，同一时间监委又辩解，「万华一案要问的是柯文哲」，难道现在柯文哲不用防疫，难道问柯文哲就不是「破坏防疫努力」？
民进党执政的症结，是缺乏内部制衡。在威权时期，监察院曾经弹劾当时的行政院长俞鸿钧，又对「孙立人案」提出与官方版本不同的调查报告，连老蒋的面子也不给。当时监察院有这样的风骨，关键在于院长于右任的党国地位，足以为办案的监察委员遮风挡雨。
敢办柯文哲却不敢碰陈时中
威权时期曾经出过一位监察委员陶百川，曾经提案弹劾行政院长、反对报禁，为雷震案纠正行政院，公开声援美丽岛人士，主张解除党禁等等。虽然陶百川一士之谔谔，不见得能敌千人之诺诺，但两蒋还是意识到在政府内部，应该要有一个这样的声音，这样的人。
监察院长陈菊在民进党的地位，不下于当年的于右任，如果陈菊愿意作监察院的大树，苏贞昌如何敢直斥监委「不厚道」；民进党人才济济，又怎么会29位监委当中，连一个陶百川都寻找不出；当年「反莱猪先锋」，坚持牛猪分离的田秋堇，上任监委之后，对于开放莱猪却是惜字如金，实在是让人难以想像。
制衡权的发挥，不是宪政体制的问题，而是人的风骨与担当。当民进党人士完全被资源豢养，在立法院就如橡皮图章，在NCC则是箝制媒体，在食药署如药厂分身，在监察院则像训练有素的忠犬，一切等待主人的号令。
一个欠缺内部制衡的政权，小错必然会累积成大错，最后得不偿失。譬如说疫苗短缺，如果监察院能够早在去年11月，东洋代理BNT疫苗破局后立刻启动调查，台湾就不会等到疫情爆发后，才惊觉无疫苗可用；民进党也不会有民调进入「死亡交叉」的困境。
在政府的机关中，最能实现「内部制衡」者，就是有6年任期保障的监察委员；只要敢挺起腰杆，不管得罪谁，也没人能把监委怎么样。但如今的监察院，敢办柯文哲而不能触碰陈时中，既无权力也无公信力，等同无牙的恶犬，要做好事坏事，都是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