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
【编者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求是》2014年第9期上发表了《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一文。文章认为，要充分认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理解其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扎实有力地做好各项改革工作，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协同推进其他领域改革，形成强大的改革合力。文章共分八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四、八部分。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都与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密切相关。政府职能不转变，其他方面的改革就难以推动。政府是改革的组织者、推动者，也是改革的对象，必须对自身进行改革。如果政府安于现状不想改、畏首畏尾不敢改、左右观望等待改，自身就会成为改革的障碍。2013年本届政府开门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这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后要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理顺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逐步建立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推动政府全面正确地履行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
第一，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本届政府已经承诺，任期内把行政审批事项减少1/3以上，要确保完成。首先要把取消的文章做足、做到位，最大限度地放权给市场。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要进行全面清理，该取消的一律取消；确需保留的，要依法调整为行政许可，今后不再搞非行政许可审批。要全面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将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由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报公示制度，努力为企业经营和公民投资创业提供便利。
第二，保留的审批事项一律向社会公开。政务公开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助推器，是约束审批行为的紧箍咒。各部门还在实施的审批事项，要尽快公布目录清单。除此之外，一律不得实施行政审批，更不得设立新的审批事项。这实际上是向负面清单管理方式转变。政府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的范围，清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企业只要按法定程序注册登记，即可开展投资和经营活动。
第三，加强和改进监管。简政放权，绝不是一放了之，必须在放权的同时加强市场监管。要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监管体系的具体措施。地方政府在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过程中，要把加强监管作为重中之重，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和科学有效的监管机制。现在往往是平时监管不及时、不到位，一出问题就搞“突击”，搞“大检查”，结果是雨过地皮湿，监管一定要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要抓紧建立科学的抽查制度、责任追溯制度、经营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制度，对违法违规者，要严厉惩处，以儆效尤。
注重依靠改革推进结构调整
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进结构调整，必须也只能依靠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本身也是改革。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症结在于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和僵化。调整经济结构，要从实施结构改革入手，改变不合理的体制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釜底抽薪，真正收到成效。否则再用老办法，主要运用行政手段，结果只能是调不动、调得慢、调不好，甚至出现反复，这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结构调整，要着力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上下功夫，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新体制机制，加强政策引导，推动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国际产业分工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从城乡区域不平衡向均衡协调迈进，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要在结构调整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推出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和差别化促进政策，使结构调整更多依靠改革创新来驱动。
第一，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我们要实现持续发展，最大的潜力在内需。要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这也是重大的结构调整。要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不断增强内需的拉动力。要把促进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解决没钱花的问题，也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有钱不敢花的问题，还要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解决有钱不愿花、没处花的问题，释放有效需求。要大力促进服务消费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办学办养老等，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要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清除抑制消费的各种不合理规章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建设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要支持发展网络销售等新业态，这方面潜力巨大。同时，要继续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快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潜力，促进固定资产合理增长。
第二，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是不合理经济结构的突出表现和重要根源。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为此，要进一步放活农民，放手让农民去闯市场，形成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相辅相成的局面。在推进现代农业制度建设方面，主要是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实施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鼓励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启动大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完善农业补贴等政策，促进农业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建设方面，主要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出台差别化落户政策；实施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建立与居住年限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城镇化的投融资机制等，组织开展新型城镇化改革试点。
第三，探索建立区域均衡发展机制。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既是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也是激发巨大发展潜力的重要途径，关键要建立有效的促进机制。要在实施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这一区域发展战略部署的基础上，谋划区域发展大棋局，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依托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培育新的区域经济支撑带，形成新的增长极，构建我国梯度发展新格局，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要依托长江建设经济增长新支撑带，同时加快其他新支撑带建设的研究规划。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为此，要着力消除市场分割、地区封锁和行政性垄断，依靠市场力量和区域差别化政策引导，促进统一市场形成，开展公平竞争。建立多元的投融资机制，支持发展跨区域大交通、大流通，构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新体系。要针对跨区域、次区域和经济新支撑带发展，提高区域差别化政策的精准性，促进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以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调整产业结构，原动力在创新。要依靠创新驱动，辅之以差别化产业政策引导，促进产业有进有退，由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坚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强化环保、安全、能耗、用地等标准，清理各种优惠政策，促进落后、过剩产能退出，严控新上增量。推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建设创新平台，开展区域集聚试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中的“短板”，要依靠改革推动和开放倒逼加快发展，重点是将增值税覆盖至生产和服务的全部环节，推进金融、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宽外资准入限制。科技进步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凸显，要建立有效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使科技与产业紧密结合。坚持以不断深化改革，推动转方式调结构，促进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王一鸣：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
【编者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王一鸣在《求是》2014年第22期上发表《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一文。文章共分四部分，认为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把握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以改革创新重塑发展新动力，对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实现由高速增长向更高效率、更高效益的高效增长跃升具有重要意义。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一、四部分。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符合经济规律
新常态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描述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个常用说法。我们这里讲的新常态是刻画近年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国际经验看，高速增长经济体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都经历过经济明显减速和换挡的过程。以同样经历过高速增长的日本和韩国为例，日本1969年经济增速出现拐点性变化，在经历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后，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终结了高速增长阶段。以1969年为界，日本经济之前10年的平均增速为10.4%，之后10年的平均增速为6.3%，下降4.1个百分点。韩国1988年经济增速出现拐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基本结束高速增长。同样，平均增速从拐点前10年的10%放缓至后10年的7.6%，下降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高速增长经济体在经历一个时期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减速换挡，经济发展也会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符合一般变化规律。
从中国发展看，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是外部因素和内在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变化过程。
外部压力：国际金融危机持续释放负面影响。外部环境的剧变往往是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导火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为应对危机冲击，我国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避免了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但在外部冲击和内在条件变化的交互作用下，经济增速仍从2007年的14.2%放缓至2008年的9.6%和2009年的9.2%。之后，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2012年和2013年增速都为7.7%，均比2007年回落6.5个百分点。若按季度增长率计算，从2007年2季度14.8%回落到今年2季度的7.5%，增速大致下降一半。
内部变化：支持经济增长的条件出现新特点。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阶段性转换是由内生条
件决定的。与过去30多年的情景不同，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降，加之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放缓，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降低，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还不足以替代生产要素跨部门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根据国内外多数学者的测算结果，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从过去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8%左右。
转型预期：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跃升。从旧常态进入新常态，虽表现为经济减速换挡，但本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进入新常态，产能出现相对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依靠高强度投入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张转向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提高效率和效益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就是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是中国经济由大变强的必经历程。
以改革创新重塑发展新动力
深化改革是适应新常态、重塑新动力的根本途径。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领域入手，形成改革和发展的良性互动。
围绕简政放权深化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初步成效，但仍要看到，政府资源配置范围仍过宽，市场监管仍薄弱，公共服务供给还不足。要继续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实行宽进严管，促进政府管理重心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的行业、领域和业务等，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继续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从以往的案例看，政府有意扶持的行业，往往“有心栽花花不开”，而没有扶持的行业，却收获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成果。这说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远比给某些行业特定扶持更为重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加快土地、资金、技术等市场化改革，使生产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兼并重组，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在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实行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
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当前，以信息网络、新能源、生物、纳米等技术群体性突破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对构建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提出了紧迫要求。要以增量倒逼存量改革，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组建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努力取得一批原创性科研成果。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按市场导向优化配置。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建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机制。
围绕推进城镇化深化改革。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要以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以提高城镇集聚效应和生产效率为核心，推动土地、户籍、投融资体制改革，使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财产权等合法财产权益，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体制条件。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
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改革。加入世贸组织的经验表明，扩大开放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和“倒逼”机制，有效地推动了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要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探索对外商投资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放开一般制造业，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联合投资等，将国际研发、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与国内产业链有机衔接起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谋求更高水平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只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中搏击风浪，才能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
刘世锦：新常态下应树立提高发展质量导向
【编者按】《人民日报》2014年12月9日刊登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刘世锦撰写的《新常态下应树立提高发展质量导向》一文。文章共分三部分，深刻论述了如何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三部分。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已经讲了多年，之所以落实不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往的高速度容易掩盖发展质量方面的问题。当增长速度放缓后，再不重视发展质量，即使中高速增长也将难以为继。因此，新常态下必须旗帜鲜明地树立提高发展质量的导向。这实际上是新形势下的发展观问题。我们讲科学发展，最重要的是遵循发展规律，在转入中高速增长期后，切实以提高发展质量为中心，谋划和带动经济工作全局。
以发展质量指标倒推速度指标。新常态下仍然需要保持一个适当高的增长速度，但仅就速度论速度是无意义的。以往存在“以速度论英雄”的倾向，先定速度指标，再安排其他指标，往往扭曲了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的新形势下，只有重视并切实抓好发展质量，才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打不好发展质量的底子，要么速度上不去，要么上去了也难以维持。质量指标优先，以发展质量倒推速度，才能摆正经济发展中的诸多关系，实现充分利用增长潜力且具可持续性的增长。为此，应精心研究和确定反映新常态下发展质量的指标，例如按照“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的要求，形成若干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切实可行的指标。然后，以质量指标倒推或确定速度指标。也就是说，适应提高发展质量要求的速度才是合适的、好的速度。
适应提高发展质量要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发展质量相对应的速度有一个合理区间，速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发展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在目前情况下，速度过高会加长杠杆，加大一些领域本已较为严重的金融财政风险或产能过剩；过低则会降低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进而影响就业增长。保持与发展质量相适应的速度区间并不容易，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具挑战性的要求。当增速出现快速下滑苗头时，适度的刺激政策仍是必要的。但要明确，刺激政策只有助于恢复短期平衡，并不能解决中长期结构问题。转型期推出刺激措施的目的是“托底”，防止经济增速严重偏离潜在增长率，损害发展质量，而非“推高”，重返高增长轨道。
提高发展质量必须把防控金融财政风险放到重要位置。过去长时间的高增长，一定程度上掩盖或推后了金融财政风险。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随着增长环境和机制的改变，房地产、产能严重过剩产业、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的风险有可能累积或显露。我们强调增长速度要与提高发展质量相适应，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防控金融财政风险的要求相适应。从国际经验看，无论老牌发达国家还是后起的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大都曾出现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有的很多年经济都难以恢复。因此，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必须把防控金融财政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只要我们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全局性风险的底线，平稳转入中高速增长期，即使其他指标短期内差一点，从大局和长远看也是值得的。从国际上说，我们将创造现代经济发展中有价值的新鲜经验。
提高发展质量归根结底要靠全面深化改革。有种观点认为，我国仍然具有高增长的潜力，只是体制障碍制约了潜力的发挥。换言之，只要改革到位了，仍然可以重回以往的高增长轨道。这种对改革与增长关系的理解并不准确。改革与增长的关系相当复杂，有些改革如放宽市场准入，确实能释放增长潜能；有些改革如反腐败，则可能短期内限制一些浪费性的消费。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利于提高效率。放宽准入“放”进来一些有活力的投资者，可以带来投资增量，而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投资效率。减少浪费性消费，把资金用于扶贫、改善民生等领域，大大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由此说来，发展质量状况应当成为改革是否深入、是否取得成效最重要的尺度之一。切实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进而打牢提高发展质量的基础，我国经济才能在新常态下争取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同时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开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新局面。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攻坚期
【编者按】《经济日报》2014年12月8日刊登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刘元春、闫衍执笔撰写的《中国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攻坚期》一文。文章认为，2015年将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全面展开的一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6大挑战和变化。这决定了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必须在全面推进改革与调整的同时，加大底线管理的力度。文章共分四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三、四部分。
2015年，经济转型承上启下关键年
2015年至2017年将是宏观经济运行的艰难期和下阶段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期，2015年房地产调整的幅度依然在可控区间之中，中国外部不平衡的调整触底回升，地方投资将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部分国有企业、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以及小微企业将面临盈利能力下滑幅度超过其承受能力的冲击，金融改革将与“强监管”一起来推动中国“去杠杆化”，中国整体性通货紧缩的压力加大，“强监管”+“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常态化的微刺激”将在2015年进一步实施
2015年将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全面推进的关键年，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全面步入“攻坚期”的一年。新常态的4个典型特征将进一步持续，2014年出现的4大新因素还将进一步扩张，宏观经济将面临更大的冲击，各类参数可能出现更多的变异和超预期的变化。增速的持续下滑、结构的持续调整、房地产进一步的周期调整以及改革力度的全面提升，决定了201
5年不仅是中国经济转型承上启下的关键年，也是新常态中最艰难的一年。
1．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引领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按照时间表全面展开经济领域的大改革，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将对传统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模式带来深度冲击。2015年至2017年是宏观经济运行的艰难期和下阶段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期。
2．房地产将在政策常态化之后步入全面调整期，其调整的路径和幅度将成为2015年宏观经济景气的焦点。但由于房地产参数没有全面恶化，房地产政策的调整空间依然较大，2015年房地产调整的幅度依然在可控区间之中。
3．“新平庸（New Mediocre）”与“大停滞（New Secular Stagnation）”的世界经济格局将有轻度改善，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增速稳定的基础，并使中国外部不平衡的调整触底回升。但相对低迷的出口增速依然将对内部不平衡的调整带来持续压力。
4．地方政府在新《预算法》实施、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地方融资平台调整和剥离、土地市场低迷以及考评体系进一步改革等因素的作用下将面临进一步的财政压力，地方投资将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
5．部分国有企业、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以及小微企业将面临盈利能力下滑幅度超过其承受能力的冲击，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困境”、“银行呆坏账上升”、“失业问题显化”以及“第三产业景气状况的下滑”将在新常态的新阶段出现。
6．金融改革将与“强监管”一起来推动我国经济“去杠杆化”，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全面推进，不仅对于宏观经济景气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去杠杆化”得以推进的关键。
7．投资下滑幅度的加大、消费的持续疲软、去杠杆和去产能的进一步实施，以及输入性通货紧缩的压力进一步强化，不仅将导致2015年GDP增速的回落，同时使中国整体性通货紧缩的压力加大。
8．“强监管”+“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常态化的微刺激”将在2015年进一步实施。改革的顺序对于宏观经济的短期运行依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2014年GDP持续回落的基础上，2015年GDP增速将进一步下滑。预计2014年GDP增速为7.41%，2015年GDP增速为7.18%，经济回落幅度达到0.23个百分点，较2014年的0.26个百分点有所收窄。
政策建议
2015年将延续2014年新常态的运行逻辑，但“大改革”与“大调整”的全面展开，将使2015年面临新的挑战和变化。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一方面要配合改革方案的全面实施，不宜采取强刺激；但另一方面也需要针对一些风险点和变异点，采取相应政策预案，强化底线管理，适度调整宏观政策的定位。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依然应当采取“均衡取向”，而不宜采取“唯增长”或“唯改革”的取向。2015年政府的目标应当是在坚守底线管理的同时，全力推进2014年已经开启的“大改革”与“大调整”，同时对于可能出现的挑战和变异点作出充分的政策预案。
第二，积极破除各种“数字教条”，一方面不宜过分看重传统宏观经济目标的设定，另一方面也不宜过度大幅度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而应当在不断试探底线的过程中来逐步修正各种政策变量。
第三，要防止把“均衡取向”等同于“中庸取向”，尤其要防止利用“稳增长”的借口使改革和调整流于形式。“均衡取向”的本质是在强调底线管理基础上的“改革取向”。
第四，“改革取向”在底线管理约束下还必须强调改革的逻辑。不同改革的顺序和组合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是不同的，对于底线管理的冲击是不同的，所需要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也是不一样的。
第五，为配合财税体制改革，积极的政策取向是2015年财政政策的定位。加快推广PPP（公私合作）和市政债等公共基础设施融资模式，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在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基础上，缓解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增加与债务高企所引起的融资能力下降间的矛盾。
第六，“稳投资”在2015年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中十分重要。一方面要关注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下滑的情况，并适度加强以基础设施为主的公共投资的力度，但另一方面必须转化投资的主体和投资的领域。一是应当进一步出台促进民间投资的各类政策；二是公共投资应当强化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
第七，为了防止消费下滑，进一步出台各类新促进消费的政策十分必要。通过补贴和转移支付等方式保证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相对稳定，通过提高公务员工资来推动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同等重要。
第八，通过“社会政策托底”，从根本上提高社会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降低社会对刺激政策的依赖。
高培勇：经济增长新常态下的财税体制改革
【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在《求是》2014年第24期上发表了《经济增长新常态下的财税体制改革》一文。文章共分四部分，认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呈现出的新特点、新变化，标志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完整准确地把握这些新特点、新变化，对于正确领会此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精神实质，运用新思维和新办法做好相关工作，完成改革的决策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一、四部分。
财税体制改革要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
我国以往的财税体制改革，包括1994年的以及其他几次影响较大的财税改革，都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相伴随，依托经济和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以及交互作用所提供的巨大空间，财税体制改革得以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展开，可以通过“增量调整”的方式逼近或实现改革目标。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在中国经济增长发生转折性变化、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启动的。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平台，在以化解过剩产能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企业的兼并重组甚至退出市场成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2008年以来刺激政策所形成的累积和溢出效应仍在持续，宏观政策的选择和调控空间有所缩小。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形势下，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着与之前大不相同的新课题和新挑战。
首先，不仅财政收入增速随着经济增速的换挡而放缓，而且财政支出压力也在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而增大，财税体制改革不得不在一个财政收支形势相对严峻的条件下进行，“增量调整”的传统改革路径由此变窄。
其次，不仅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消化前期刺激政策产生的诸多不利因素，而且要为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的改革“红利”，财税体制改革不得不在一个宏观经济形势相对偏紧的状态下进行，突破既得利益等改革障碍变得愈加困难。
再次，我们不仅对财税体制在经济增长发生转折性变化背景下的运行规律尚未充分掌握，而且亟须探索新的与经济增长“新常态”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和方式，财税体制改革不得不在一个改革压力相对偏大的情势下进行，渐进完成改革任务、从容实现改革目标的传统格局难以再现。
因此，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在一个与过去30多年大不相同的经济增长结构的基础上构建起与之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新格局，是此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财税体制改革要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方向
我国以往的财税体制改革，多着眼于财税体制的属性特征，比如1998年之后，财税体制改革进入整体机制构建的阶段，我们以“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基本框架”来标识改革方向，是因为当时认为只有公共财政性质的财税体制而非其他别的什么性质的财税体制，才是可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则站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全面认知现代财政文明的高度，破天荒的第一次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作为改革的基本取向。做这样的选择，显然有着深刻的思考。
首先，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成为经济大国的背景下，如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从而以现代化国家的形象和境界立足于当今世界，不能不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目标和追求而进入我们的视野。
其次，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共财政体制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强化其时代属性，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打造现代国家财政制度的一般形态，不能不作为一个新的改革目标和追求而摆在我们的面前。
再次，在我国有关改革的话语体系内，迄今为止，以“现代”二字作为前缀定义某一领域的制度安排，只有“现代企业制度”一个先例。正如当年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需要以现代化的企业制度作为参照系一样，当下的财税体制改革同样需要以现代化的财政制度为参照系，同样需要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财税体制的一般规则和做法。可以说，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基本取向的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必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成熟，为我国经济社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最后，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除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国民道德素养状况、社会和谐稳定程度等指标外，包括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是一个重要考量。因此，适应国家现代化的总进程，从建立现代化财政制度入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建构现代文明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举措。
回过头来，我们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相对接，可以理出一个清晰的逻辑线索：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于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坚实而强大的国家财政，构筑坚实而强大的财政基础和财政支柱要依托于科学的财税体制，科学的财税体制又要建立在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之上。
也就是说，“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科学的财税体制”→“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明确而清晰的“路线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