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回答道：“先生说错了。当初大禹治理水患时，是顺着水流顺河而下的规律加以疏导，把四海作为沟壑利用，现在你治理水患却把邻国作为沟壑。倒着流淌的水称为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仁人所厌恶的。所以说你错了。”
【阐释】
从方法上说，大禹治水顺应水性，重在疏导；白圭治水却高筑堤防，重在堵塞。
从效果上说，大禹最终将水导入四海，而白圭却把水堵塞后流向邻国。导入四海造福人民而于人无害，流向邻国则是损人利己，仁者厌恶的行为。
所以孟子一再说：“你错了。”并不承认白圭治水有什么了不起，更不用说超过大禹了。
从白圭治水“以邻国为壑”联想到我们生活中“以邻为壑”的现象，那可真是比比皆是，举不胜举的了。比如说，一个普遍现象是，自己家里装修得非常豪华舒适，干净得一尘不染，但却把垃圾桶垃圾袋放在与邻居共用的楼道里；自己家里的花岗石地面或木地板或纯羊毛地毯要保持清洁，却把一家人乃至客人的臭鞋子都堆在门外楼道上摆展览，让上上下下的邻居都在鞋阵中捂鼻而行。这只是最为常见最为普遍的生活小事，至于那商家之间的竞争，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政治斗争中的你死我活，“以邻为壑”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总而言之就是一种损人利己，嫁祸于人的行为。
当然，你知道“以邻为壑”，人家也同样知道“以邻为壑”，结果是人人都成了“邻”，成了“壑”，到时候，也就没有一处干净，没有一处不受灾害了。由此看来，“以邻为壑”的最终结果是害人害己。所以，还是收起这种“仁人所恶”的“以邻为壑”手段，“以邻为友”，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好。
【原文】
孟子曰：“君子不亮［1］，恶乎执？”
【注释】
［1］亮：同“谅”，诚信。
【译文】
孟子说：“如果君子不讲信用的话，怎么能有操守呢？”
【阐释】
关于“信”的问题，孔子、孟子都有表面上看来自相矛盾的说法：
孔子一方面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另一方面却又说：“言必信，行必果，孩在然小人哉！”
孟子一方面说：“君子不亮，恶乎执？”另一方面却又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
这种自相矛盾，正如我们已多次说过的那样，其实正是原则与变通二者的对立统一。在孔子、孟子看来，一方面，“信”是君子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拘泥于小节小信。所以，应该以“义”来进行调节变通，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唯义所在”。其实，二者的辩证统一，孔子在《论语·卫灵公》里也已经说到过，这就是“君子贞而不谅”。贞是大信，谅是小信。一句话，要大信，不要小信；要在原则问题上讲信用，不要拘泥固守于小节上的一成不变。
这就是孔子、孟子关于“信”的辩证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以免引起思想认识上的迷惑不解乃至于混乱。
【原文】
鲁欲使乐正子［1］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2］。”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3］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4］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5］，予既［6］已知之矣。’■■之声音颜色，距［7］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注释】
［1］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是孟子的学生。
［2］好善：这里指喜欢听取善言。
［3］优：充足。
［4］轻：容易、不以为难。
［5］■■：自满的样子。
［6］既：尽、都。
［7］距：同“拒”，拒绝。
【译文】
鲁国国君打算让乐正子主持国政。孟子说道：“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高兴得夜里都睡不着觉了。”
公孙丑问道：“乐正子能力出众吗？”
孟子回答道：“不出众。”
于是，公孙丑又问道：“那么，他有智慧和远见吗？”
孟子回答道：“没有。”
公孙丑问道：“既然如此，他一定是见多识广了吧？”
孟子回答道：“也不是。”
公孙丑听了，疑惑地问道：“那先生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觉呢？”
孟子回答道：“因为乐正子这个人喜欢做善事和听取善言。”
公孙丑问道：“仅凭这些，就足够治理一个国家了吗？”
孟子回答道：“这都已经足以治理整个天下了，何况一个鲁国呢？假如一个人喜欢做善事听善言，那么四面八方的人都会从千里之外赶来，把所有的善事和善言都告诉他；假如一个人不喜欢做善事听善言，那么人们就会说：‘他很自以为是，总是以为自己知道所有的善事和善言！’因为志得意满而流露出来的声音和脸色就能把人拒于千里之外。有见识的人被拒绝在了千里之外，那么进献谗言和惯于阿谀奉承的人就有机会接近他了。如果整日和那些进献谗言和阿谀奉承的人待在一起，还能治理好国家吗？”
【阐释】
为人好善就能主持国政，这虽是针对当时战国时期人欲横流、道德沦丧而言，但始终是理想主义的推论，亦乏实证。其他的如魄力、智谋、知识、经验等，似乎都可不在考虑之中。看来这种盼望出现好人政治、好人政府，而不是精英政治、精英政府，这种观念从二千多年前起就已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有道德的人，受到社会的尊重，这是应该并加以倡导的。但单有好的道德品质也不一定能治好国家的。孟子自己也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离娄上》）道德只能倡导，不能功利化。道德一旦功利化，流弊不少，伪君子就会多起来。如汉代提倡以孝治国，一个人只要做到“孝”，就可以推荐为“孝廉”，做官。孝，这个对人基本道德的要求一旦有了功利倾向，人们就会不择手段去谋取其功利的一面，结果出现了“举孝廉，父别居”的闹剧。政治和道德纠缠不清，是中国几千年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当然是个问题。但若将道德从政治中完全分离出来，这也是错误的。理想的做法是，法治应加上德治。这二者并非冰炭之不相容。即以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弹劾为例看，是道德，也是政治，即使是法治国家，二者似乎也不能截然分开。政治与道德有联系，也有区别；处理好这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则是当今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的一大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