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孟子所谓“兴”，不一定非指改天换地、改朝换代的大事，也不一定要求个个都去做那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主要是指精神方面的奋发有为，乐观向上。说到底，就是要求大家自强不息，不要以“不能”为借口，这也不为，那也不为。
只要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都是“文王”。又何必一定要等到圣人出现才来拯救我们呢？激励人奋发向上，有所作为。
【原文】
孟子曰：“以佚道［1］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2］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注释】
［1］佚道：安民之道。
［2］生道：保民之道。
【译文】
孟子说：“依照最终让百姓过上富裕安逸的生活为目的的治国之道去动员百姓，百姓虽然劳累，但不会产生抱怨之情。依照最终让百姓能生活下去的目的杀死百姓，百姓虽然死了，但是也不会抱怨杀死他们的人。”
【阐释】
从根本上来看，这一章讲的也是施行“仁政”的问题，但是从仁政的作用角度来讲的。施行仁政有什么好处呢？孟子说了，如果是为了达到施行仁政的最终目标，即使动员百姓服劳役，百姓也无怨无悔；如果是为了达到让百姓生活下去的最终目的，即使杀了百姓，百姓也无怨无悔。在孟子看来，仁政的作用确实很大，百姓渴望仁政的心情确实很强烈，都到了宁愿以生命对换的地步，都到了甘愿牺牲“小我”的境界。区区十几个字，却让人震撼。
【原文】
孟子曰：“仁言［1］，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注释】
［1］仁言：仁爱的语言。
【译文】
孟子说：“仁义的言论不如有仁德之实的声誉那样深入人心，良好的政令不如良好的教育那样赢得民心。良好的政策能让百姓感到畏服，良好的教育却能使百姓产生喜爱之情。良好的政策能得到百姓的财富，但良好的教育却能得到百姓的民心。”
【阐释】
这一章的内容与《离娄下》中一章的内容一样，讲的都是施行仁政时怎样得民心的问题。那一章里讨论的是用强迫的方法推行仁政能得到民心，还是用教育的方法能得到民心；这一章讨论的是好的政策和好的教育，那个更能得到民心。结论是“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善教得民心。还落实在教育上。当时的所谓教育，指的是对百姓进行以仁义为主的伦理道德教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儒家的根本理想是构建百姓的精神世界。
【原文】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1］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2］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注释】
［1］山：这里的山指历山。
［2］野人：文化低下的人。
【译文】
孟子说：“当初舜居住在历山深处的时候，与树木和石头作邻居，与鹿和野猪游戏，与深山里的野人的差别是很小的。可是，当他听到了一句善言，看到了一件善举，就立即照着做了，这就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浩浩荡荡地冲下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的本意是通过舜深居山中说明，人如果有志于做善事，那么，不论环境多么恶劣，也决不会受外界的干扰而丧失做善事之心，一旦有机会，他终究还是会向善的。
这反映出孟子说理非常实在、不故弄玄虚的特点。
【原文】
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不要让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不要让别人考虑他不想考虑的问题。这样就可以了。”
【阐释】
这也是孔子所说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意。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不强加于他人，便是推己及人，尊重他人。尊重他人，就是尊重个人的权利。这就是“恕”道。正由于孔子强调这种宽容的“恕道”精神，所以中国的思想文化并不排外，像一千多年前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稍后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文化，以及近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文化，这些外来的文化都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并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和平共处；这几大教派之间也相安无事。在中国从没有发生过像西方及中东那样历经几个世纪的、大规模的宗教战争，这便是中国人这种宽容精神的体现。这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充满自信力的体现。
【原文】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1］。独孤臣孽子［2］，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注释】
［1］疢疾：灾患。
［2］孽子：非嫡妻生的儿子。
【译文】
孟子说：“人之所以有好的品德、智慧、能力和知识，往往是因为他生活在灾祸之中。特别是那些被国君疏远的大臣和被父母忽视的儿子，由于时时担心着危险，处处忧虑着灾难，所以能通晓事理和练达人情。”
【阐释】
这一章所讲的问题与《告子下》中的一章相似，都是阐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只是这一章侧重于个人，并且缺少实例，相对来说更偏重于“说理”而非服人。
由这一章可知，忧患的环境并不仅仅如《告子下》中所言，是“天降”而来，有时如被国君疏远、被父母忽视这样的“”也能构成忧患的环境。但不管是怎样的忧患环境，只要把握得当，对人生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
【原文】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1］，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2］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注释】
［1］故：事故，这里指灾难和病痛。
［2］怍：惭愧。
【译文】
孟子道：“君子有三种快乐，但称王天下不包括在内。这三种快乐是，父母健在、兄弟平安，这是第一种快乐；上不愧对于天，下不愧对于人，这是第二种快乐；得到天下优秀的人才，并教导他们，这是第三种快乐。君子有了这三种快乐，称王天下的快乐就可以不包括在内了。”
【阐释】
孟子在这一章里讲的“三乐”，也是古时候士人的“三乐”。关于士人能否享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人生快乐这一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士人在做官前后，一般都会担任乡校、书院或国子监的教师，所以，也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孟子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安定天下，感化万民而同趋于善，至于“打天下”就“坐天下”，并且子孙世袭这种极品的人生富贵，孟子并不认为是得意之事。
朱熹《集注》引林氏的话说：“此三乐者，一系于天，一系于人，其可以自致者，唯不愧不作而已。”也就是说，一乐取决于天意，三乐取决于他人，只有第二种快乐才完全取决于自身。
【原文】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1］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2］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3］，见于面，盎［4］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注释】
［1］大行：指行仁政于天下。
［2］分：名分、职分。
［3］睟然：脸色滋润的样子。
［4］盎：显露。
【译文】
孟子说：“拥有宽广的土地和众多的臣民，这是君子想要得到的，但他却不会因此而感到快乐。站在天下的中枢位置，使全天下的百姓都能得到安定，这是君子感到快乐的事，但却不是他所禀受的本性。君子所禀受的本性不会因为实现了所有理想而增加，也不会因为穷困而减少，因为他的本分已经固定下来了。所谓君子所禀受的本性，是仁、义、礼、智根植于心，产生的气色是纯正和润的。这种气色呈现在脸上，充斥在体内，流露在四肢间。四肢虽然不能说话，但别人也能理解。”
【阐释】
治国平天下是人间的赏心乐事，也是儒学外治的最高境界。但对于真正的君子来说，穷达都是身外事，只有仁义礼智根于心，清和润泽显于外才是本性所在。
孟子所描述的，是一个胸怀高远、雍容大度的儒雅君子！外在形象与内在灵魂统一，表里如一，通体流溢着生命的光辉。
想来，即便在儒教中，这也不过是一个理想人物罢了！
因为他已超越了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就像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站在高高的山上，睥睨着人类。
但他不是超人，因为他并没有离开人间，没有上过查拉图斯特拉那座山。
【原文】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译文】
孟子说：“教导百姓在田地里精耕细作，减轻他们的赋税和负担，就能让他们富裕起来。再教导百姓吃饭要规律，花钱要注意控制，就有用不完的财富了。一旦离开了水和柴火，百姓就不能生活了，但如果有人在半夜敲门讨要一些水或柴火，却没有不给的人，这是因为谁都有够用的水和柴火。圣人治理天下，就要让百姓的粮食像水和柴火一样充足。如果能这样，百姓哪有不仁慈的呢？”
【阐释】
公元前322年，孟子由鲁归邹后，在本年十月之前到了滕国，受到了滕国国君滕文公的真挚欢迎，“馆于上宫”。几天以后，滕文公专程拜访了孟子，向孟子询问治国谋略。孟子从行仁政谈起，着重向滕文公阐述了自己“薄税敛”的主张。
孟子提出的“薄税敛”，是其仁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政冶、经济、道德的多重意义。他在《梁惠王上》中建议梁惠王应实行“省刑罚，薄税敛”，进行道德教化，使本国强盛起来，人民勇敢起来，用木棒也足以打败秦楚之坚甲利兵。在这里又指出“薄其税敛”，可使百姓富足起来，粮食多得如水火，家家用之不尽，就不会在道德上有不仁之人了。虽然孟子在经济与政治、经济与道德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自”的片面性倾向，但他对国君行仁政而提出的“富民”思想却是值得赞许的；在当时捐税多如毛，苛政猛于虎的社会，孟子为达“富民”的目的而提出“薄税敛”的具体谋略手段，也是应该肯定的。尽管这在当时难以付诸实现，但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段与孔子“先富后教”，以及孟子自己在《滕文公上》里论述“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思想是相通的，而与《大学》所论“德本财末”，孔子所论“放于利而行，多怨”，以及孟子自己所论“以义治国，何必言利”的观点则有些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出儒家学说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矛盾和困惑。
“先富后教”、“有恒产者有恒心”和这里所说的“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都表现了儒学抓经济基础的一方面，而“德本财末”、“放于利而行，多怨”，以及“何必言利”的观点则表现了儒学重政治、重教化的一方面。孔子也罢，孟子也罢，儒家先贤们的确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侧重和说法。所以，我们可以把以“德本财末”和“先富后教”为代表性说法的两种思想看作是儒学在治国问题上的一对矛盾对立范畴。
至于这一对矛盾对立的范畴是否得到过“统一”的解决，从理论上看，儒家的先贤们似乎没有作过这方面的专门论述，而我们的感觉，他们总的倾向上还是更偏重于政治，偏重于教化方面的。从实践上看，在不同的时代，不用的社会时期内，情况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政治与经济作为对立统一而又相辅相成的两极，对它们的不同侧重似乎贯穿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直到今天，我们不也还在探讨这个问题吗？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又要“谈政治”，使我们感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确是我们怎么也摆脱不了的一对矛盾。
【原文】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1］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2］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3］间也。”
【注释】
［1］孳孳：同“孜孜”，勤勉不懈。
［2］跖：指春秋时的大盗盗跖。
［3］间：区别，差异。
【译文】
孟子说：“鸡一叫就立即起床，然后不知疲倦地做好事的人，就是舜那样的人；鸡一叫就立即起床，然后不知疲倦地追求利益的人，就是盗跖那样的人。想知道舜和盗跖的区别，没有别的区别，只是追求利益和做好事的不同罢了。”
【阐释】
孟子言功不言利，并且将义与利看得势如水火，故亦为后世所诟病，并引起长时期的义利之辩。孟子这样做，考其原因，一是当时整个社会风气很不好，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不复顾及礼义廉耻。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说”，想以倡导仁义的学说，即提高上自国王、下至庶民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来抵制这种唯利是图的不良风气，以减少社会的动荡及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二是这可能与当时以氏族为主体的农业宗法社会性质有关，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重人伦而轻工商。因为重视人伦的亲附关系，即“保持温情脉脉的面纱”，则氏族易于维系与巩固。反之，那种图谋裸的商业利益，则不利于氏族的维系与巩固。明白这两点，我们对孟子倡义而斥利的社会背景，便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