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连“君子也要言利”的时代，我们十有不会同意孟老夫子关于“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的看法，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世界岂不成了“盗跖”满街走了吗？“君子”不也都成了强盗了吗？
但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这倒的确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一番的。虽然我们不同意“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的看法，但如果太看重利，在利害关系中不能自拔，“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又是不是有些迷失本性了呢？更何况，如果一味逐利，不择一切手段，不惜铤而走险，那倒很可能真正成为“跖之徒”也未可知呢？
【原文】
孟子曰：“杨子［1］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2］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3］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注释】
［1］杨子：名朱，魏国人，战国初期的哲学家。杨子的学说重视个人利益，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但也反对侵夺别人。
［2］墨子：名翟，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居住在鲁国。墨子是春秋战国之交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3］子莫：战国时的鲁国人。
【译文】
孟子说：“杨朱主张以自我为中心，即使拔下他的一根毫毛就能让全天下得到好处，他也不肯。墨子主张兼爱，即便让他从头到脚都落得伤痕累累但能让全天下得到好处，他也愿意。子莫的主张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执中主义，这就接近于正确了。但是，如果只知道执中而不知权变，那就和执着于一点一样了。我之所以反对执着于一点，是因为它损害了真正的道，虽然抓住了一点，但却抛弃了其他的很多东西。”
【阐释】
孟子在此提出了“所恶执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指不变的成规。这是说在爱己与爱人问题上，杨墨各执一端，一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一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鲁国的子莫讲调和折衷的中道，虽接近正确，但不能通权达变，结果仍然偏于一点，“举一而废百”，反而破坏了“道”。“道”即后来儒家所说的“经”，指根本法则。“权”指权衡，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为了说明这种“执一”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是有害的，孟子还在《离娄上》举“以手援嫂”之例说明。古礼规定，男女授受不亲，但当嫂子失足落水时，就不能死宁规矩，必须及时用手将她救出，否则就与无人性的豺狼差不多。又在《万章上》讲，舜不告父母而娶妻是“大孝”，因为若告之父母，父母不同意，那就娶不成妻了；尽管未经父母同意就娶妻不合礼制，但却体现了人伦的大道理，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都是说，为人处世、看问题，应该通权达变，不墨守成规。从思维方式上讲，孟子是很懂得辩证思维的，看到了“执一”割裂了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与渗透转化，懂得权变的必要性及合理性，这是很有价值的思想。表明孟子并非腐儒之辈可比，其思想及行动中的朴素辩证法是熠熠生辉的。这种“所恶执一”的思维方式对后人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今天我们说的某人太“固执”、某人太“偏激”等，其实也是“执一”的表现，是应该厌恶并抛弃的思维方式。
这是孟子对杨朱和墨翟学派非常著名的一段评论，至今仍然是对杨、墨的权威性论断。我们这里不是搞学术研究，所以对他关于杨、墨的评论不予深说，而是侧重于他对子莫的看法。
照理说符合儒学的中庸之道，应该受到大加赞扬。事实上，孟子也的确说了“执中为近之”，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执中无权，独执一也”。这就出了问题。这里的“权”是指“权变”，通权达变。也就是说，如果只知道死板地坚持“执中”，没有变通，那就不是执中，而是“执一”了。而我们知道，中庸之道本来是“执两用中”的，既然只是“执一”，当然也就不是中庸之道了。因此，并不符合儒学的主张。
为什么“执一”就有问题呢？因为它“举一而废百”，坚持一点反而废弃了其余很多方面，具有片面性，其结果是“贼道”。“贼”在这里作动词，指对真正的中庸之道有所损害。
回过头来说到杨朱的为我，墨子的兼爱，在孟子看来，都是“执一”之道，因此，“为其贼道也”，是孟子所反对的。
可见，这一章从对杨、墨的评论出发，表达了孟子主张“执中”而变通的思想主张。对我们来说，既有学术史的价值，又有思想方法上的启示。
【原文】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1］易其介。”
【注释】
［1］三公：周朝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三公是爵位中最尊贵的。
【译文】
孟子说：“柳下惠不会因为自己位居三公而改变自己的操守。”
【阐释】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的“介”有两层含义，一是特立独行，二是大志。这是论柳下惠和中有介，随和而不同流合污的品质。据朱熹解释：“柳下惠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不怨，厄穷不悯，直道事人，至于三黜，是其介也。”就是说，他自己掌权了，不阻挡贤人进升之路，自己被国君抛弃了，处于困穷之境也不感到悲伤；他为人耿直，以至于三次被罢黜，也不怨恨。这就是柳下惠的操守。所以他不以事污君为耻，也不以做小官为辱，即使位至三公，他也以贵为贱，而不改变自己的操守。能上能下、能屈能伸，光明磊落，贵贱无所萦怀。一个人，如果心中无特立独行之操守，是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
【原文】
孟子曰：“有为者辟［1］若掘井，掘井九轫［2］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注释】
［1］辟：同“譬”，好像、好比。
［2］九轫：韧是古代量词单位，九轫相当于六七丈。
【译文】
孟子说：“有大的作为的人就好像挖井，即使挖了六七丈深，只要没有见到泉水，仍然是一口废井。”
【阐释】
“为井九仞”的道理和“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是一样的，说的都是功亏于最后一刻。其实，亏了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亏了多少，只要是半途而废，就都是失败的。
孔子曾经说贵：“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而覆一篑，进，吾往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进退成败都由自己，就看你怎么选择了。
其实，不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反对半途而废，赞赏积极拼搏。
【原文】
公孙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1］也。”
【注释】
［1］篡：非法夺取。
【译文】
公孙丑说道：“伊尹说：‘我不喜欢不按照义理做事的人。’于是，他把太甲流放到了桐地，百姓们因此非常高兴。后来太甲改变了，变成了一个有贤德的人，伊尹又请他回来继续当天子，百姓还是很高兴。如果贤者做了臣属，遇到他的国君不贤明，那么贤者是不是可以流放他的国君呢？”
孟子回答道：“如果有伊尹那样的意图就可以流放国君，如果没有伊尹那样的意图就是篡位犯上。”
【阐释】
从这一章的内容可以看出，孟子对于废黜或者流放不义之君、诛杀残忍暴君等行为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也总是在理论上给予他们支持。
孟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这些行为与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的观点一致，甚至是反映了这种观点，二是因为孟子对伊尹的这种风范一向是持赞扬态度的。
孟子民贵君轻的观点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性，是历史的一大进步。然而，自从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以后，皇权的绝对权威被逐步树立起来，这种声音也就越来越微弱了。甚至连判断忠诚和谋逆的法则也变了，变成了“成王败寇”。如果取得了成功，就是忠诚；如果失败了，就是谋反篡逆。由于不论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忠诚还是谋反，下这个结论的都是成功者，所以历史也就无法判断了。
【原文】
王子垫［1］问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2］。”
曰：“何谓尚志？”
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注释】
［1］王子垫：齐王的儿子，名垫。
［2］尚志：使志向高尚。
【译文】
王子垫问孟子道：“士人应该做什么事？”
孟子回答道：“做能使自己的志向和行为变得高尚的事。”
于是，王子垫又问道：“什么是使自己的志向和行为变得高尚？”
孟子回答道：“遵行仁和义罢了。杀死一个没有罪过的人是不仁，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不义。该把什么存放在心里呢？应该是仁。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应该是义。也就是说，心里要有仁，做事要讲求义，那就连做君子的品质都具备了。”
【阐释】
志向就是人生的理想，即人生的目标与方向。谁都有志向，区别在于志向的性质有大小高低之分。
尽管志向就是人生的理想，但志向与理想也有细微的差别。理想专指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志向还包括为达到目标而确立的决心和勇气。因此，志向又可引申为志气。
古人有许多关于立志与做人、立志与做学问、立志与做事情的关系的议论及总结，孟子则为尚志的内涵作出了坚持仁与义的规定。我们将孟子这一思想概括为“尚志明仁义”的立志谋略。孟子提出尚志是与仁、义联系在一起的，仁、义代表了思想道德上的公正和正义。因此，孟子提出的尚志，要求一个重视自己道德品质修养和理想人格完善的人在立志时，必须立大志、立高志。
崇尚高尚的志向，是人生修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士人的修养就在于使自己的志行高尚。而高尚的标准就是“居仁由义”。“士尚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对士人的要求，好像士人的“专业”就是“尚志”而施行仁义，失去了这一点，士人也就不成其为士人了。因此，后来的读书人一直把“尚志”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把“仁”、“义”作为最基本的品质。
【原文】
桃应［1］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2］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3］，乐而忘天下。”
【注释】
［1］桃应：孟子的学生。
［2］敝屣：破草鞋。
［3］欣然：高兴的样子。
【译文】
桃应问孟子道：“舜当天子的时候，皋陶是司法官。假如瞽瞍杀了人，那该怎么办呢？”
孟子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把瞽瞍抓起来治罪就是了。”
桃应听了，急忙问道：“那样的话，舜不出面阻止吗？”
孟子回答道：“皋陶是照职责办事，舜怎么可能阻止呢？”
于是，桃应又问道：“那样的话，舜该怎么办呢？”
孟子回答道：“舜把放弃天下看得如同丢弃破鞋一样。他会偷偷背着瞽瞍逃走，沿海边住下来，在那里高高兴兴地生活，快乐得连曾经拥有天下的事情都忘记。”
【阐释】
一些研究孟子的学者认为，这是《孟子》一书中极有价值的一章，其设想都是孟子揣度之词，但鲜明地表现了孟子法大于权的思想观念。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这是天子的父亲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舜贵为天子，不仅不能去说情，也不能阻挠皋陶的依法办事。贵为天子的舜在这里被树立为不徇私枉法的一个开明天子的形象，成了法大于权的维护者和法律的保护神。
这种设想符合儒家“民贵君轻”的理念，而这种理念又来源于早期部落氏族制原始国家形态中的民主遗风。当时的天子还没有凌驾一切的绝对权力，各大臣及部落诸侯尚享有议事的民主，而法令制度一经议定，包括天子在内的任何人都得遵守。这就是“法大于权”的社会现实。孟子的这种设想，就是想使早期国家中法大于权的法治受重视。
由于儒家一向提倡天下为“公”，反对徇“私”枉法，可以总结为“秉公执法”的谋略。这种谋略思想的要旨，是要取消天子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坚持依法办事，内容与商鞅的法治思想差不多。
翻阅《孟子》，我们不难发现，孟子的法治思想还是很有特色的。在《公孙丑上》中，孟子提出国君治国，应在国家安定、闲暇无事时，趁机“明其政刑”，即修明政治，严肃法纪。全面分析孟子的法治思想，可以看出，他所坚持的儒家以仁德治天下的根本态度没有变，法治只是对行仁政的一种补充。这其中的“秉公执法”的谋略，体现了孟子法治思想中民主性的精华。
有一次，汉文帝出行，路经中渭桥时，忽然从桥上钻出一人，把汉文帝驾车的马吓了一跳。警卫骑士立即抓住了这个人，交给廷尉张释之处理。
张释之亲自审问，那人战战兢兢地说，自己从外县来到长安，听见御驾经过、禁止通行的命令后，就躲在桥下。等了好久，以为皇帝过去了，但钻出来时皇帝的车马正经过，不想使皇帝受了惊。
张释之呈上判决书，判辞说：“这人违反行人回避的禁令，判处罚金。”汉文帝一看，火冒三丈，大怒说：“这个人惊吓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性子温和，假如是另一匹性子暴躁的马，不就翻车跌伤我了吗？可是廷尉居然只判他罚金！”
汉文帝指着张释之说：“你判错了，怎能如此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