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张卫波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中后期红四方面军建立的新的革命根据地。它地处四川东北部和陕西南部，在地理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占有许多优势，且面积仅次于中央苏区，因此，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改变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奠定了西北革命运动的坚固基础，而且还有力支援了红军的发展和战略转移，发挥了中国革命重心由南向北过渡的桥梁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所采取的一些政治和社会文化建设措施，也有效地动员了民众参加革命，并使当地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都为之后党在其他地区乃至全国执政提供了借鉴，积累了经验。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的创建和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率领起义部队余部进入农村，逐渐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他们依靠农村的有利条件，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开辟出一块块革命根据地。据统计，土地革命10年间，中国共产党共在全国16个省300多个县，建立了16块革命根据地，总面积20余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1500万。其中，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建立的一块新的根据地，其规模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当时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中位居第二。
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够在川陕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地区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历史传统上都有很大优势。它地处川陕交界的米仓山脉和大巴山脉，北有秦岭、汉水，南有长江，东西都是大山，易守难攻，并且远离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心，敌人力量薄弱，很适合“武装割据”。同时，根据地内山川纵横，江河交错，地势险要，很适合游击战争。这都为红军在这一地区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和基础。除此之外，川陕边地区人民反抗压迫的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由于痛恨军阀的横征暴敛和草菅人命，在红军来到这里之前，川陕边地区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已经举起了起义大旗，陆续在万源、达县、宣汉、蓬溪、梁山、城口等地开展了武装反抗军阀统治的斗争。特别是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和陈浅伦领导的红29军，依靠并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宣传革命，英勇打击军阀统治，为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建立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同其他革命根据地相比，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时间相对比较晚，这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遭遇了重大挫折有很大关系。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成立。最初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第4军和第25军合编而成，徐向前任总指挥。新成立后不久，红四方面军便连续作战，先后发动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战役，歼敌约6万人，声威大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壮大，最多时拥有26个县级政权。但是，由于张国焘实行极左的肃反政策，严重影响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再加上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因此，时过不久，鄂豫皖根据地便处于被敌人四面包围的危急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西征。1932年10月12日夜，在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的领导下，红军第10、第11、第12、第73师和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枪1.5万余支，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由此揭开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步创立阶段，从1932年底至1933年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西征之初，并未打算长期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只是暂时避开敌人锋芒，以待时机成熟时重返鄂豫皖根据地。但是，形势的发展已使这种计划不可能实现。1932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经鄂北、豫西，进入陕南。这时，红军如何进军，在广大指战员内部引起了很大分歧和争论。为了明确部队的去向，12月10日，红四方面军在小河口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的逃跑退却思想遭到与会干部的广泛抵制和批评。同时，会议决定在陕南建立根据地。这为之后红军进入川陕地区做了思想准备。经过艰苦行军，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渡过汉水，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鉴于此时川北敌人兵力薄弱，防务十分空虚，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确定了向川北进军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根据钟家沟会议精神，红四方面军随即调整部署，挥师南下，越巴山、秦岭，向川北进军。12月18日，先头部队进入通江两河口，25日攻克通江。1933年1月1日解放南江，23日解放巴中。解放通南巴地区，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通南巴地区，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遍贴告示，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方针和政策，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他们用当地独具特色的歌谣表达了对红军到来的欢迎，高兴地唱道：“红军一到通南巴，地主豪绅忙搬家。打倒军阀田颂尧，穷人起来坐天下。”为了使红军能够长期立足川陕地区，1932年12月29日，红四方面军在通江成立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负责筹备省苏维埃政府，旷继勋任主席。1933年2月7日，又在通江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傅钟等37人组成中共川陕省委，袁克服任书记。考虑到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2月中旬，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召开，正式成立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熊国炳任主席。当时，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下辖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5县，以及巴中特别市和陕南特别区，人口七八十万。至此，川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第二阶段是巩固和发展阶段，从1933年2月中下旬到1934年9月。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建立，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新的落脚点。这使得国民党政府和四川军阀坐卧不宁，寝食难安。为了消灭入川红军，1933年2月中旬，蒋介石委任四川军阀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率领川军主力近6万人，分三路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根据敌军的进攻特点，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经过4个多月的周旋与作战，共歼敌14000余人，俘敌10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重兵围攻。反三路围攻的胜利，不仅使红四方面军主力进一步取得与川军作战的经验，提高了在山地进行运动防御和追击作战的能力，而且还使得川陕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新建立了江口县、仪阆县、广元县、长赤县、苍溪县、万源县等苏维埃政府，根据地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00多万。
为了总结反三路围攻所取得的经验，1933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镇召开了军事会议，到会干部100余人。鉴于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入川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会议决定将原有4个师扩编为4个军：红10师改编为红4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共3个师8个团；红11师改编为红30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政治部主任张成台，共3个师8个团；红12师改编为红9军，军长何畏（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叛变，投降国民党），政治委员詹才芳，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共2个师6个团；红73师改编为红31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张广才，政治部主任黄超，共3个师7个团。方面军直属机关有参谋处、总经理部（军需供给和财经管理部门）、总医院、彭杨学校和警卫一团、二团、妇女独立营等单位。整个方面军共4万余人。此次扩编将在战斗中发展起来的部分地方武装及赤卫队纳入主力红军序列，不仅壮大了红四方面军的力量，而且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四方面军扩编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张国焘任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曾中生任参谋长。下设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兼西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王树声任副总指挥，傅钟、曾传六任政治部副主任。在扩编军队的同时，木门会议还做出了停止在部队内部进行肃反的决定，这对稳定军心起到很好的作用。
木门会议后，各部队掀起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部队的军政素质大为提高。由于此时四川军阀刘文辉和刘湘为了争夺霸权，重开战火，无暇北顾，1933年8月至10月间，红四方面军主力先后发动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共歼敌万余人，占领了仪陇、营山、达县、宣汉、万源5座县城。在宣达战役中，红四方面军与川东游击军在宣汉胜利会师。10月底，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
三大进攻战之后，川陕革命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它东起城口，西至嘉陵江，南达营山、渠县，北抵陕西南部的镇巴、西乡、宁强，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400多万，控制着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 8座县城，共建立了23个县和1个市的苏维埃政权，包括区苏维埃政府16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990多个，村苏维埃政府4300多个。同时，红四方面军也已发展到5个军，共8万余人，地方武装除陆续抽调补充主力红军外，还有15000余人，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武装达数十万人，根据地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由于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453万，而川陕革命根据地在规模上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此被称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对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十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兵士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下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
红军在川陕地区的崛起，严重威胁了国民党和军阀在四川的统治。为了“剿灭”红军，1933年底，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四川军阀、“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统率各路军阀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总兵力达到110个团，共20余万人。面对敌人咄咄逼人的攻势，红四方面军继续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与敌人周旋，并利用有利地势在运动防御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其中1934年8月上旬的万源保卫战最为惨烈，与敌激战三天两夜，击退敌人进攻十余次，击溃敌军两个旅，歼敌3000余人，从根本上遏制了敌军的进攻。之后，红军反守为攻，一路追击敌军直至嘉陵江边，于9月上旬彻底粉碎了川军的“六路围攻”。红军反“六路围攻”，历时10个月，共歼敌6万余人，俘敌2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飞机1架。这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的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但红军也付出了2万余人的代价。
第三阶段是西渡嘉陵江与撤出川陕根据地阶段，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5月。四川各军阀集结重兵“六路围攻”红军，结果却是损兵折将。为了稳定四川局势，1934年10月4日，蒋介石飞赴西安，开始策划、部署 “川陕会剿”，企图抽调甘肃、陕南、鄂西的部分国民党军队，会同四川各路军阀共200余个团的兵力，向川陕苏区红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根据地军民不得不重新投入战斗，将工作重心放到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的战斗中。11月1日，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毛浴镇召开党政工作会议，决定红军的中心任务是“冲破川陕‘会剿’，‘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胜利。”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又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冲破敌人“会剿”，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针。
鉴于此时中央红军已经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红四方面军在为冲破敌人“川陕会剿”做准备的同时，也积极采取措施配合红军“大举西征”。 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示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指出：“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接到电令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集结，并于当天发动了广（元）昭（化）战役，红31军、红9军主力部队及红30军、红4军各一部参与了战斗。部队先在转斗铺、羊模坝、三垒坝等地歼灭了大量守敌，接着又包围了广元和昭华县城，因久攻不下，红军转而发动了陕南战役，先后攻占了阳平关、宁强等地，共歼敌4000余人，沉重打击了敌人。
红军突入陕西，调动大量敌军驰援昭华、剑阁，从而使敌人嘉陵江防线出现了薄弱环节，特别是苍溪下游一带敌人的兵力十分空虚，百里防线仅有陈继善旅四营兵力驻守。鉴于引敌北上的目的已经达到，红四方面军主力遂于2月20日返回川北，并于3月上旬，消灭了苍溪、仪陇境内的守敌，为红军强渡嘉陵江创造了条件。根据作战部署，3月28日渡江战役开始。经过激烈交战，29日拂晓，红30军一部渡江成功，并攻占了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紧接着红31军于苍溪以北鸳溪口渡江成功，红9军于阆中以北渡过嘉陵江，第二梯队红4军也在苍溪渡过江后，按预定计划向梓潼方向进军。为了扩大战果，进而扫除部队西进的障碍，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便立即投入下一个阶段的战斗，向敌人纵深及两翼发起进攻，相继攻占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8座县城和青川、中坝等重镇。至此，历时24天的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嘉陵江战役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大规模强渡江河作战的范例。此役，红军共歼敌12个团、约1万余人，并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百余公里的广大地区。
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之后，原计划是要向甘肃南部发展，消灭胡宗南主力，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等因素影响，红四方面军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在撤离的过程中，张国焘命令部队实行“大搬家”，并在沿途“坚壁清野”，焚烧农民房屋，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损失。撤出川陕根据地后，从1935年5月起，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并于6月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川陕革命根据地遭
到敌人的严重破坏。许多红军伤病员和掉队人员以及大批地方干部、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惨遭敌人杀害。据粗略统计，通江城内居民原有3900余人，经敌屠杀后仅剩1000余人；巴中县仅鱼溪区一地，全家被杀的即达210户，革命干部被杀328人；宣汉县红军家属全家被杀的有1492户，革命干部被杀370人等等。但是，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根据地人民并没有向敌人屈服、低头。不少革命群众，在被捕后虽受尽严刑拷打，依然坚贞不屈。在刑场上，他们昂首高呼“打倒军阀！”“打倒豪绅地主！”“拥护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慷慨就义。与此同时，由刘子才、赵明恩率领的1000余人，组成红军独立师，在广元、宁羌、南郑、南江等地区，积极展开游击活动，不断打击敌人，继续鼓舞着川陕边人民的斗争。虽然，全师最后仅剩60余人枪，但仍然坚持斗争，不屈不挠，可歌可泣。
二、奠定了西北革命运动的坚固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起一大批革命根据地。正是有了这些革命根据地作为基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名至实归，真正成为一个能够与国民党政府分庭抗礼的政治实体。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影响及群众基础不同的缘故，这些根据地在地理位置上分布得并不均衡，即主要根据地基本上都集中在了中国的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即使建立了一些根据地，面积也都比较小，不足以影响革命全局。而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及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不平衡，从而使革命的火种传播到西北地区。
首先，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在中国西北部广泛传播开来。在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之前，尽管革命的火种已经传播到了这里，但是其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而红军进入四川，并以通南巴地区为中心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迅速传播开来。1935年4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占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青川、中坝，接着一路西征攻克土门、茂县、咸州等地，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后又在川康边地区辗转一年多，则把革命的影响传播到了更遥远的西北部地区。
为了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为广大疾苦人民所了解，红军和各县区政权组织了宣传队、钻字队、粉刷队，广泛利用石刻、标语、对联等形式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方针，对民众起到广泛的动员作用。就石刻而言，红军在川陕根据地所遗留的石刻有近7000幅（20世纪50年代存有4000余幅，至今尚存2233幅），分布于川北、陕南26个县辖区，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包括川陕根据地区域和红四方面军西征经过的地区），内容不仅涉及反映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主张的文献、布告，如《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川陕苏维埃政府布告》《劳动法令》等，而且还包括反映根据地军民拥护马列主义、支持中国革命的标语，如“列宁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为保卫土地而战”等。其中通江的“赤化全川”和“平分土地”石刻，最为醒目，字体巨大，气势恢宏，充分反映了川陕军民实行革命的信心和决心。由于这些石刻通俗易懂，保存时间持久，且随处可见，因此，宣传效果十分显著，很多人正是通过石刻了解了红军的主张从而参加革命的。同时，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还先后出版了《川北穷人》《共产党》《苏维埃》《赤化全川报》《战场日报》《干部必读》《少年先锋》等23种红色报刊和几十种革命书籍，积极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方针政策，并及时报道全国红军和川陕苏区军民的斗争事迹和经验，使根据地广大军民得到了教育和鼓舞。此外，川陕根据地军民充分利用当地民俗特点，创作出了《十送》《盼望救星共产党》《打游击》《红军队伍开过来》《铁树总要把花开》《少年先锋队队歌》《消灭刘湘歌》等2000余首歌谣，以及《田颂尧自叹》《刘湘投江》《送郎当红军》《十劝夫》《护红谣》《打柴歌》等戏剧，极大地激发了川陕地区军民的革命热情。
正是由于红四方面军和苏维埃政权能够利用石刻、报刊、歌谣、戏剧等多种民众喜闻乐道的形式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因此，红军所经过之处便留下了革命的火种。即使是红军长征撤出了根据地，川陕边地区人民仍然没有放弃对革命的信心，正如歌谣中所唱道：“反动派，你莫歪，红军早迟要回来。红军走时就说过：三年五载就转来。过了三年等五年，过了五年从头来。等上几个三五年，铁树总要把花开。”
第二，沉重打击军阀统治，为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西北部地区一直是军阀纷争之地，如四川、陕西、甘肃都是军阀林立的省份，比较大的军阀有刘湘、刘存厚、杨森、田颂尧等。军阀的武力统治和军事纷争，一方面导致民不聊生，官逼民反，从而为革命发生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给革命造成很大困难，使革命力量很难生存，革命影响很难传播。西北地区革命运动落后，交通和信息闭塞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是军阀统治对革命形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并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这不仅是因为红军宣传了革命，增加了当地群众反抗压迫的积极性，而且还因为红军在军事上的胜利大大削弱了军阀武力统治的力量，使军阀感到普遍恐慌。当军阀因惊慌失措而放松控制时，就形成了发动革命的有利条件。正是利用此有利条件，红四方面军以破竹之势攻占了川北地区。鉴于形势十分有利，红四方面军和中共川陕省委决心将川陕革命根据地建成西北革命的后方，从而推动西北乃至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为了使川陕革命根据地早日成为西北革命运动的大后方，红军英勇作战，相继取得了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消灭敌人十余万，致使田颂尧部几乎全军覆灭，罗泽洲、李家钰部损失过半，邓锡侯、刘存厚部元气大伤，刘湘、杨森部精锐遭受重创，这有力地推动了西北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这种惊人的胜利，给整个西北革命运动奠定下了最强固的基础，在征服中国各省革命发展之不平衡上，前进了一大步。”
第三，对杨虎城部开展统战工作，为红军落脚大西北创造了条件。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四川和陕西两方面的军事压力。鉴于陕西的杨虎城、孙蔚如部并不愿和红军作战，并派遣了少校参谋、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来根据地进行联络协商，因此，为了避免四面受敌，争取更多支持，红四方面军及中共川陕省委决定，同意与山西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为了表示对此事的重视，红四方面军还特派方面军参谋部主任徐以新与武志平到汉中与孙蔚如面谈互不侵犯协定的具体条款。后在中共陕西省委、陕南特委的配合下，通过杨虎城高参陕西著名进步人士杜斌丞的协调努力，经过多次谈判，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终于于1933年6月24日达成了互不侵犯秘密协定，又称“汉中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互不侵犯，只要陕军不进攻苏区，红军保证不进军陕西；配合打胡宗南，如果红军西进甘肃攻打胡宗南，孙蔚如部愿给红军补充部分武器弹药，并予以掩护；红军可以在汉中设立交通站，陕军可以给红军送东西；双方只能秘密往来，由武志平与红军保持联系。
与十七路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是红四方面军统战工作的重要成绩。这不仅减轻了红军在前线的压力，使红军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川系军阀，而且还使川陕根据地能够与外界的交流渠道畅通无阻。正是根据汉中协定，红军和陕南地下党组织在陕南开辟了三条由西安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秘密交通线的建立，一方面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急需的军事情报及医药医疗器械、通信器材、汽油等重要物资；另一方面，也为廖承志、潘自力等大批干部顺利进入根据地提供了安全保证。此外，汉中协定，还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及之后与杨虎城进一步合作创造了条件，对后来团结抗日和西安事变都起了相当作用。
第四，为中国革命重心由长江以南向西北部地区转移提供了重要桥梁。土地革命时期，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时间相对比较晚，但是，与同一时期其他革命根据地相比，其在地理位置上的战略优势却是不容忽视的。它地处长江和秦岭之间，威胁国民党军事重镇成都、西安、武汉，辐射甘肃、新疆及湘鄂豫皖等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可谓连接中国南北革命的桥梁。正因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刚刚建立并有所发展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十分敏感地意识到其对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1933年7月24日，在一次中央一级党的活动分子的会议上，博古就代表临时中央郑重地指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将会推动西北和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为此他说，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地势上有巴山之天险，扼汉水长江之咽喉，向南发展可以截断长江，虎视武汉；向北发展可以据汉中而制西安；向西发展可以打通甘肃、新疆与苏联联络；向东发展可以联系湘鄂西及鄂豫皖赤区。这一力量的开展，不仅推动西北革命运动，而且是配合全国革命形势与争取一省几省乃至全国革命胜利之必要条件；不仅是消灭田颂尧及川陕军阀，而且是推翻国民党与帝国主义之重大力量。1934年1月，在全国苏维埃大会上，毛泽东就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优势及其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之后的事实证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确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时期发挥了沟通南北的作用。特别是长征过程中，红四方面军兵力比较多，位于连接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桥梁地带，对正在云贵川边和川西北转移的中央红军，无疑具有重要的策应作用。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之所以会选择向云、贵、川方向转移，除了这些地区地形复杂、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等因素影响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和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合。1934年底，当同红二方面军会合的可能已经十分渺茫时，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就成为中央红军的重要目标。据李德（奥托·布劳恩）回忆，早在黎平会议之前，毛泽东就有了“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遵义会议后，这一计划更加明确。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在《关于渡江作战的计划》中就指出，中央红军的基本方针是协同红四方面军在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并争取赤化全四川。尽管由于敌人重兵围堵，中央红军曾一度放弃“赤化全川”的目标，准备就地建立根据地，但是，随着形势变化以及向川西进军条件的成熟，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再次要求红军渡过金沙江向四川进军，认为这是战略上的需要。正是在这一目标指导下，红一、红四方面军最终于懋功实现了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在1935年6月28日的两河口会议上进一步确定了红军向甘肃南部进军和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8月5日，在沙窝会议上，再次强调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的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扩大。
从中共中央在长征中逐渐确定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方针的过程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中共中央才逐渐确定了向北进军以至最终要在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这个过程中，川陕革命根据地不仅是西北革命运动的后方和基础，而且还是中共中央和红军从长江以南地区转移到西北部地区的重要桥梁。关于这一点，徐向前的评价更符合当时的实际，他说：“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如果没有川陕根据地的桥梁和连接作用，将会增加更多的困难，造成更大的损失。”
三、支持了红军的发展和战略转移
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举足轻重。但是，红四方面军的这一历史地位并非天然形成的，而是在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中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是红四方面军大发展时期。这期间，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不足1.5万人，发展到了8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壮大后，不仅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而且还有力地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首先，川陕革命根据地为红四方面军的大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红四方面军经过川陕时期的发展，部队人数增加了6.5万多人，是原来的5倍多，而其中并不包括期间历次战斗中的伤亡人数。实际上，红四方面军在与川军的作战过程中，伤亡也是十分严重的，仅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就伤亡了两万多人。如果把历次战斗中红军伤亡的人数和敌人反攻倒算杀害人数计算在内，那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所作出的牺牲是十分惊人的。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入川后，川陕边地区共有32万余人参加红军，其中14.23万红军英勇捐躯，48.9万人参加各级地方武装，260多万人次参加各项支前工作，共有26.7万余民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根据地有些地区的青壮劳力几乎全都参加了红军和地方武装，例如：巴中当年人口约120万人，参加红军和脱产地方武装的达12万人，平均每10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通江当年有23万人，有4.8万人参加红军，平均每5人有1人参加红军。除了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外，川陕根据地人民还节衣缩食为红军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包括粮食5亿多斤，衣被122万余套。所有这些都凝结着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对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深厚感情，是红四方面军的力量之源。正是由于川陕根据地人民群众不遗余力的支持，使红四方面军迅速壮大，最终发展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
其次，配合和支持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时候，正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当时，蒋介石集中了50万兵力，气势汹汹，企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而这个时候红四方面军出现在川北地区，并很快打开了局面，使以通南巴地区为中心的川陕边地区燃起熊熊革命烈火，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蒋介石的精力，使其不得不多线作战。其中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胜利，歼敌24000余人，牵制川陕地区大量敌军，更使蒋介石穷于应付，无所适从。这都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1933年10月，集中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与此同时，调集20万兵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由于红四方面军继续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与
敌周旋，致使国民党部队的“六路围攻”以失败告终，损失兵力达8万人之多，从此川军元气大伤。这一胜利对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场上屡遭挫折的中央红军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第三，支持和掩护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也集中重兵对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川陕会剿”。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和中共川陕省委在全力准备打破敌人“川陕会剿”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如何配合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中央红军渡江进入四川，其中要求红四方面军在中央红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以吸引重庆的川军主力。22日，当接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求红四方面军西进以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电报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打破“川陕会剿”的计划与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共同完成。同时，会议认为集中方面军主力全力西进，打破蒋介石的分割包围，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是红四方面军当前头等重要的任务。根据会议决定，2月初，红四方面军集中12个团北出陕南，发起陕南战役，调动了大批敌人北上，从而减轻了川军对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之后又发起西渡嘉陵江战役，牵制川军田颂尧、邓锡侯部53个团，歼敌12个团，从而分散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为中央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当年红四方面军集中兵力西进以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意图和决心，时任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仍然记忆犹新，他说：“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来电，令红四方面军全力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之日起，我们就把冲破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任务，紧密结合，变成这一时期全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尽管中间因敌情变化，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有些曲折，但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方向和任务，我们是明确的，毫不动摇的。强渡嘉陵江战役的主要企图，就在这里。”强渡嘉陵江之后，红四方面军又发起土门战役，不仅打通了西进岷江流域的通道，而且还吸引和牵制了王缵绪、孙震、许绍宗等部14万人，对红军懋功会师和中共中央毛儿盖会议，起到了保安作用。
1935年6月中上旬，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两军相见，喜出望外，欢欣鼓舞。考虑到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减员较多，给养也十分缺乏，红四方面军尽其所能为中央红军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捐赠。其中红31军部队捐赠的慰劳品，有衣服495套零19件、草鞋1386双、手巾152条、鞋子169双、袜子419双、袜底191双、毯子100条、红匾2挂、布袜子 12双；第4军捐赠的慰劳品，有草鞋1236双、鞋子135双、汗巾171条、单衣 191套、袜子690双、袜底38双、袜套10双、匾4面、对子4副；军需处慰劳棉大衣179件，等等。芦花政治局会议后，根据红军总部的决定，红四方面军还抽调3个建制团共3800余人补充红一方面军。这对长途跋涉而来的中央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第四，有力支援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发展和战略转移。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历时一年半以上，吸引了川军的主力，牵制了西北杨虎城、胡宗南部的大量兵力，这为周边地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摆脱困境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时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利用川东敌兵虚弱之机，灵活出击，在湘鄂川黔一带建立了一块新的革命根据地，吸引和牵制大批敌军。红二、六军团组建红二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也在南下途中积极接应，吸引大批敌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红二方面军的军事压力。例如1935年10月，蒋介石曾经打算调遣薛岳部的四个军向东进攻红二方面军，但因红四方面军占领宝兴、芦山、名山、汉源并包围了雅安地区，于是蒋介石改调薛岳部向西开拔，协助川军全力进攻川康边红四方面军。1936年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筹集了大量的粮食、牛羊，为红二、红六军团准备了很好的宿营和生活条件,并且在自己也很困难的情况下，赠送了红二、红六军团许多毛衣、毛袜。所有这些都使红二方面军指战员深受感动和鼓舞，从而更加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之后北上途经草地时，红四方面军在前面开路，并沿途设立兵站，为后续部队筹粮指路。鉴于红二方面军初次过草地，红四方面军甚至将其直属队所有用来驮帐篷、行李的牦牛留下来，供应后卫的红二、红六军团指战员。这都为红二方面军顺利通过草地从而完成战略转移任务创造了条件。
除了支持和掩护红一、红二方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还对红25军在陕南的军事斗争给予积极配合。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踏上了长征路。年底部队进入陕西，开始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在这期间，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以11个团的兵力发起陕南战役，歼敌4个团，沉重打击了孙蔚如部，从而为红25军在陕南站稳脚跟扫除了障碍。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红25军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进程，加快了其长征的步伐。
正因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在红军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持和掩护了中央红军及其他根据地红军的长征，因此，即使到了晚年徐向前仍然坚信：“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如果没有川陕根据地的桥梁和连接作用，将会增加更多的困难，造成更大的损失。”在他看来，当时，中央红军撤出江西，陕北根据地面积很小，红四方面军在川陕的存在，对于红一、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对于全国的革命，是个很大的支持和掩护。
四、积累了一定的局部执政经验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把川陕革命根据地建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并使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其中军事斗争的连连胜利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是，除此之外，也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比较注重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有很大关系。这些经验都为之后党在其他地区的局部执政乃至全国执政提供了重要借鉴。
第一，加强党在根据地的组织领导和建设。在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地区之前，尽管川北和陕南地区已经建立了党组织，并陆续开展了革命武装斗争，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党组织还比较分散、薄弱，有的甚至遭到当地军阀的残酷破坏。为了使党组织在根据地普遍建立起来，红军进入川北之后，便开始在通江、南江、巴中3县广泛发展党员，着手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相继建立了赤江(原属通江)、红江(即南江东部和通江北部小通江一带地区)、南江、赤北(即通江东部和巴河上游地区)、巴中5个县的临时县委。以此为基础，于1933年2月7日至13日在通江城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共500多人，除方面军总部和所属4个师的党员代表外，各县参加会议的代表人数不等，最多的是通江县120人，其次是南江90人，巴中、赤江、赤北30至40人。通过民主选举，大会选出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傅钟等37人，组成中共川陕省委员会，袁克服任省委书记，余洪远任组织部副部长(当时无部长)，刘瑞龙任宣传部长，姚明善任妇女部长，吴永康任秘书长。之后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党组织的各级组织也在新根据地迅速建立起来。有时红军打下一个地方，只需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星期，党的组织就能建立起来。到1933年12月召开中共川陕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已建立赤北、赤江、红江、南江、达县、宣汉、城口、万源、红胜、渠县、阆南、巴中、江口、恩阳、苍溪、仪陇、长胜、英安、广元、嘉陕、长赤、营山、陕南23个县委，以及中共巴中特别市委与巴中、绥定两个道委，地方党员发展到3万多人。鉴于根据地党组织发展很快，党员素质参差不齐，中共川陕省委还设立了党校和彭杨学校(以革命烈士彭湃、杨殷的名字命名的)，专门负责培训地方党和军队的基层干部。由于川陕边地区的党组织大多都是在根据地创建之后成立的，因此自成立之日起，便担负起了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战斗和发展生产的任务。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川陕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不仅先后组织了数万名地方武装参加红军，动员了200多万人的运输队支援前线，而且还领导群众发展经济生产，发展社会文化事业，保证了部队和机关的各项需要。
第二，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经济生产。川陕边地区多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不平，生产方式极为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苦。民谣所唱：“尖尖山，二陡坪，苞谷馍馍胀死人；弯弯路，密密林，茅草棚棚笆笆门，要想吃干饭啥，万不能，万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川陕边地区农民的生存条件和生活境遇。更为严峻的是，近代以来这里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富者阡陌连片，动辄达几百亩地，穷者则赤贫，拥有的土地极少，甚至无立锥之地。遇上灾荒年，贫苦人家更是饥饿难熬，即所谓：“三月杂粮，三月粮，三月野菜，三月荒。”针对川陕边地区农村土地和农民生活的实际情况，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维埃政权在根据地建立初期就十分注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大力宣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1933年2月，随着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土地革命运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全面展开。为了对土地改革运动进行有效领导和指导，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先后颁发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怎样分配土地？》《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粮食、肃反问题的公告》《农村阶级划分（五言歌）》《平分土地须知》《平分土地办法》等公告、文件，规定了土地革命的对象、原则和方法，明确要求彻底平分地主阶级、军阀豪绅、教堂寺院、富农、高利贷者的全部土地；以乡为单位，按照人口和劳动力的混合比例原则来平分，人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能够做庄稼的壮年男女多分一点，老弱不能做庄稼的少分一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在这些方针政策指导下，根据地各级政权加快了土地改革工作的步伐，根据地农民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土地。为杜绝地主和富农隐报、瞒报、虚报土地的情况，从1933年10月开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逐渐转入查田查阶级运动阶段。由于战争环境影响，再加上当时各级苏维埃政权都是将查田查阶级工作与改造苏维埃、肃反等工作同时进行的，因此，在查田查阶级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是当时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因受王明“左”倾思想影响，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在很多方面带有“左”的色彩，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破坏工商业等等。但是，排除这些因素之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有其独特的一面，即在划定农村阶级成分的时候，提出了“按剥削关系来划分”成分的原则，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将农村的阶级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富农、地主五种成分；在确定打击对象时，明确规定要保护中农利益。在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方面，不仅提出代耕制，规定凡参加红军与游击队的雇工、贫农、中农，可以分到最好的田地。无耕种能力者，由苏维埃负责代耕，而且还特别预留出一部分比较好的土地作为“红军公田”，来分给苏区之外来当红军的人。这些政策方针的执行，在“左”倾思想影响严重的情况下，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随意划分成分的错误，从而增加农民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特别是代耕制和红军公田制的实施，不仅分化瓦解了敌人，而且吸引大批农民参加红军，为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巩固提供了重要保证。
在实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川陕苏维埃政府还开设了川陕省工农银行，发行货币，发展金融贸易。同时，还开办了纺织厂、被服厂、丝厂、造纸厂、榨油厂等工厂。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根据地经济来源渠道，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生产。
第三，采取了一系列利民措施，使根据地的社会面貌大为改观。在解放妇女方面，红军入川后，采取了一系列解放妇女政策，在实践中建立、健全妇女组织，选举妇女进入苏维埃，分配妇女与男子同样的土地，保护妇女劳动权益，允许妇女参加红军，并创造条件让妇女接受教育，这都在很大程度上使根据地妇女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而翻身做主的妇女们也不甘落后，纷纷参加生产和戒烟活动，有些人还参与了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工作，使根据地的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了一个新局面。据统计，川陕根据地1933年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青壮年妇女多达30万人；到1934年，在川陕根据地各级政权机关中，妇女干部约为干部总数的四分之一；到1935年春，共组建了两个妇女独立团，共2000余人。广大妇女们积极支持革命，在运输军用物资、转运伤员、造桥修路、剿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医疗卫生方面，川陕根据地充分发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医院（即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和川陕省工农总医院的资源优势，采取 “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在战争环境下，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医伤治病，积极为当地干部和群众治病。同时开办护士学校，注重培养新生力量。这都使得根据地医疗条件得到很大改观。同时在提高医疗卫生水平的同时，川陕根据地还成立禁烟局，废除烟捐烟税，采取各种措施禁止售卖和贩运鸦片、强行禁止种植鸦片、分层次销毁烟毒、禁绝吸食鸦片。这不仅在根本上禁止了鸦片在这一地区的种植和吸食，而且还发展了农业生产、保障了红军兵源的补充，效果十分明显。
在教育方面，川陕根据地的教育种类齐全，可分为干部教育、红军教育、工农业余教育、少儿教育等。同时教育对象的覆盖面十分广泛，不仅仅是广大工农群众的子女，也包括广大工农群众本身，特别是工农中学和列宁学校的创办，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享受到免费教育的机会。
川陕边军民在根据地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以及所取得的成就，的确很值得后人总结。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领导农民分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武装反对国民党政府进攻方面。这些工作和任务都是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完成的，基本上是正确的。正是由于比较成功地完成了这些任务，充分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因此，川陕革命根据地才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发展成为红色中华的第二大苏区。
总之，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沟通中国南北革命历史地位也是不可替代的。根据地军民对中国革命所作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以及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