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从双循环的角度看需求侧管理

对现代市场经济而言的需求侧管理，不仅是个短期考虑还是个长期机制安排，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需求是可支付能力的需求，从统计上看，可分为以消费为代表的最终需求、以投资为代表的中间需求和以经常项目顺差为代表的外部需求，并可以从总量上进行描述。这三大可支付能力的需求既是时间顺序，也是空间结构。短期来看是宏观经济调控，克服因当期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性波动，即需求总量扩大问题；长期来看是引导并创造需求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需求结构改善和升级问题。

在时间顺序上，由于最终需求在经济活动中起“边际引领”作用。于是，在假定边际当期消费倾向稳定的前提下，居民收入增长与分配总量状况就成为一般性需求侧管理的重要内容。但从长期来看，需求结构会发生变化。在技术进步一定的情况下，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边际消费倾向会持续递减。居民收入中的储蓄部分会不断上升。若不能创造新的需求，供给也会出现过剩。这是需求结构性变化导致的过剩，尽管外需可以缓解，但经验表明，不是治本之策。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西方经济理论界希克斯等人致力于凯恩斯理论动态化，希望对短期需求管理进行跨期化安排，以缓解需求结构变化对当期的影响。其基本做法是采取诸如加速折旧等种种措施来加速储蓄转化为投资，即通过持续性扩大投资来扩大中间需求。在缓解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同时，冀望于赢得技术进步的时间，以产业升级来满足并创造新的需求来维持经济增长。随后，经济理论界又将这一想法扩展到内生经济增长方面，试图将传统认为的外生的技术进步内生化。尤其是自舒尔茨等人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后，创新开始引入经济学。创新既是供给侧创新也是需求侧创新。由此，所谓需求引领供给，供给创造需求逐渐成为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理念，构成OECD国家提出需求侧管理的背景。

鉴于上述理解，我想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角度，讨论中国的需求侧管理的三个问题：

第一，从全球情况来看，2008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一直陷入低迷之中。究其原因，自本世纪以来，全球尤其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在持续下降。全球正处于技术进步的停滞期。这意味着，现有产业是主流工业技术下的产业。产能的扩展只能是依赖全球有支付能需求的平面扩张。目前，这一世界性的扩张除少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外已经接近地理极限，表现为各国尤其发达经济体资产负债能力的不可持续性，并体现为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进入需要新一轮科技革命来创造新需求的阶段。

其实，如果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与这种康德拉杰耶夫周期相关的全球需求变化经验教训。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机器大工业制造的轻纺产品遍及整个世界时，世界市场分割完毕，需求到了极限。当时的工业国不仅出现了经济危机而且同步化，成为世界性经济危机。当不能创造新需求时就需要重新分割市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以内燃机和电动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引领了对制造机器的机器的需求，创造了一个与装备制造相关的新的世界市场，全球开始进入重化工业化时代。而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又创造了与通信为中心的电子工业，新的世界市场促进了今日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

正是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中国赶上了大潮。借助于全球产业转移，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增长，而且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导向经济体。目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我们遇到了挑战也开始与全球同步。全球经济处于第三次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间歇期，原有的需求似乎又到了全球的地理极限。而中国的产能又是面向出口的，是为全球准备的。全球经济长期低迷，意味着中国现有产能的绝对过剩。于是新的需求创造就变成世界问题，也变成中国问题。如果没有新的需求创造，世界有可能出现历史上出现过的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盛行的危险后果，而中美经贸冲突就是迹象。在这种局面下，即使采用极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仅是杯水车薪，并不能有效地刺激需求，反而助长资产价格的暴涨。

出路何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特别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绿色发展，其世界意义就是新的需求创造。如果碳排放作为全球性的标准出现的话，它就跟GDP一样，同等重要地成为衡量经济现代化的尺度，并有可能是强制性的尺度。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认为，每一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将获得8美元的回报。能源结构转型将会使2050年全球GDP增加100万亿美元，并且能够带动相关行业就业岗位翻两番。中国加入了《巴黎气候协定》并于去年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从需求角度观察，初步测算，如果全球目标是在2050年将气温上升控制在2度以内，中国能源结构改变将需要100万亿人民币投资；如果控制目标是1.5度的话，2050年前这一投资数额将高达138万亿人民币。绿色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不仅是投资需求，而且也是消费需求，因为气候变暖威胁到人类生存。由此，低碳经济是全球发展的趋向，世界正处于适应这一趋势的需求创造“前夜”。值得指出的是，与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相比，在绿色发展科技支持方面，中国与世界没有技术代差，从而有可能发挥引领者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鼓励绿色发展，即体现了供给的技术进步创造需求，也体现了需求引领供给创新，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共同改变，从而是革命性的。因之成为需求侧管理的新方向，需要加以特别关注。

第二，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中国虽然告别了绝对贫困，但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仍是人口的主体，构成与发达国家的不同步。对这一主体人口而言，虽然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然而收入仍是消费的硬约束。有支付能力的最终需求不足仍是中国最大的现实。因此，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成为2035年前需求侧管理的第一要务。加快城市化发展，使更多的农民进城务工，是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有效途径。这已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经验所证实。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已成为中国第一大产业，使就业岗位快速增长。2010年1个点的GDP增长可创造120万个就业机会，但目前却可以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这种情况使市场求人倍率常年保持在大于1的状态并促使各省最低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在就业扩大的同时，单位工资水平上升的局面。进而使过去十年内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上升速度略快于 GDP增速，个别年份甚至达到10%。

我们看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两个提高，两个同步”的要求及政策安排（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工资的比重，并使其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同步；在国民收入中，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并使其增长与GDP增长相同步），在过去十年间对扩大最终需求效应显著。2020年，居民收入基本实现了十年翻番目标，中国市场因之扩大，并相应地出现了一组新现象：在重工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耐用消费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乃至汽车、电脑旺销，而且大多是在三线以下城市和农村的“下沉”市场。这一经验事实也给建立需求侧管理长效机制提供了借鉴。一方面，加快城市化进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增加低收入家庭务工收入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用地入市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在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的同时，通过国有股权划社保的方式以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这些都应成为“十四五”期间需求侧管理的重点领域。

就收入来看，一个群体是前所述及的中低收入群体，另一个是人口已超4亿的中高收入群体。对后一群体而言，有车、有房，相对于前一群体，支付能力已不再是硬约束。相反，他们需要新的供给，尤其是服务品的供给。换言之，对他们消费的约束是高品质服务，集中体现在子女教育、医疗健康以及养老服务的提供上。鉴于这一群体的人口已超过美国人口，并且在未来15年间仍将扩大一倍，达到8-9亿，超过目前欧洲、美国和日本人口总和,届时中国将成为拥有最大中等以上收入群体的国家。因此，无论当下还是未来，都应为需求侧管理未雨绸缪的重要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包括医院在内的公共卫生设施以及养老设施的投入。与此同时，开放与此相关的服务领域，允许民营和中美合资，独资经营，这既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当前消费，也为迎接未来服务型社会的到来打下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提醒我们，人力资本提升既是扩大供给，也是创造需求。只有提升人力资本，才能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稳定地螺旋式上升。这与前所述及的现代需求侧管理理念相一致。

第三，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关系上看，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经融为一体。这特别体现在中国制造完整的产业链上，并深深嵌入世界，在疫情冲击下，由于中国制造业品类完整而且韧性强，出口有了超常的增长表现，它对中国投资和消费需求带来了相应的改善。这表明，虽然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国际循环也会促进国内大循环。因此不能把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分裂开来，这也构成当下和未来需求侧管理一个重要方面。换言之，需求侧管理也应包括稳外贸稳外资。

从双循环的角度出发看需求侧管理，我个人的意见是从长期着眼，从短期入手。从短期看，重心应是促进居民尤其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以缓解相对于供给侧的可支付能力需求较弱的矛盾；从中期看，应是政府和民间共同加大对教育医疗等为代表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并开放运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可支付能力需求的需要，并依此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从长期看，则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在低碳技术领域持续创造新需求，实现国内大循环引领国内国际双循环。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作者：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 曹远征）

（责任编辑：马常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