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军条款」有解释空间？余启民：未修法前应遵守既定法制原则
▲「党政军条款」有解释空间？余启民：未修法前应遵守既定法制原则。（图／翻摄中国时报）
广电三法中的「党政军条款」近日因为「远传中嘉案撤案」、「发展中华电信MOD」和「东森电视案」再度被提出来讨论。台湾科技产业法务经理协会秘书长余启民今天（19日）在《中国时报》的财经论坛表示，党政军条款虽已需调整，但在维护三权分立的制衡分际下，行政主管机关在法律没有经过立法机关修订前，仍应遵守其既定法制原则。司法救济之手段亦复如此，不可逾越分际而生「法官造法」之嫌。
有关广电三法中的「党政军条款」是否需要调整？台湾科技产业法务经理协会秘书长余启民19日在《中国时报》的财经论坛指出，这个条款过去在台湾的民主化发展历程中，曾扮演着一定时代意义的角色，然而随着传统媒体定义于数位汇流下之转变，该条款是否需要做适度调整或结构性改变，殊值深思。
余启民说，台湾社会的发展早期，政治体系上存在着党国不分现象，社会言論的发声管道多掌握在政府、军方或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三者手中。民国90年代民主化与自由化的风潮云起之后，社会有識之士深刻感受到媒体发声多元化，对社会健全发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因此极力借由各种机会集合各界力量，进行推动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运动。而这个运动，最终获得整体社会大多數人士的支持，在民国92年对有线广播电视法、广播电视法、卫星广播电视法等三法进行特定目的性的修法，将党政军退出媒体的政策条款，落实于有线广播电视法的第19条、广播电视法第5条和卫星广播电视法第9条中。
余启民表示，党政军退出媒体的条款设计，明确的要求具有政府、政党或具有政府、政党身分属性之事业，不得直接或间接经营有线电视、无线广播电视、广播电台以及卫星广播电视，直接或间接的持股連一股持股都不行。在该项政策当时的媒体时空条件下，的确有立即纠正党政军控制媒体与言論市场不合理现象的效果，但是下重药后的副作用是在现实的市场上，造成没有党政军控制目的的政府相关部门或单位的正常投资行为，也因为该管制条款而遭致受罚的奇怪结果。
不过余启民认为，党政军条款不可能完全废除，因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第1条中严明通传会要谨守党政军退出媒体之「精神」，可以说是对于党政军条款历史意义的一种肯定。但是如何落实通讯传播基本法之「提升多元化」、「因应科技汇流」及「促进通讯传播健全发展」之法规范设计，将「市场认定」转向「内容管理」，尤其是在新兴媒体及IPTV平台发展上，应予松绑，才更彰显党政军退出媒体之精神。
余启民表示，党政军退出媒体议题近来因电信业跨足IPTV平台引发广泛讨论，更因台数科购买东森电视股权案再度升温，但在维护三权分立的制衡分际下，行政主管机关在法律没有经过立法机关修订前，仍应遵守其既定法制之原则。司法救济之手段亦复如此，不可逾越分际而生「法官造法」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