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指挥枪” 人民军队保人民幸福
近百年前，共产党缔造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民族存亡关头诞生，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发展壮大。
从小米加步枪到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人民军队经历无数战火硝烟，一路披荆斩棘，付出了巨大牺牲，也迎来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枪杆子始终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是一切胜利的保障。
经过几十年的磨砺、发展，人民军队永葆坚定的政治信仰，装备水平、指挥体系和全军战斗力不断提升，作战理念不断创新，成为维护祖国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正义力量。
1934
王四红的父亲王茂生是参加长征的老红军，因伤病留在了黎平结婚生子。王四红告诉记者，父亲王茂生的老家在江西，十几岁时就帮助红军搬运弹药，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他都有参与。当时的红军战士觉得王茂生勤快灵活，便希望带上他征战。“之所以愿意帮助红军，因为父亲和家里人意识到，红军从不欺压百姓，是真正为穷苦百姓当家做主的军事力量。也正因此，奶奶同意了十几岁的父亲加入红军。”
王四红回忆称，在红军长征途中打响的湘江之战，王茂生在战场上看到了敌方军机投掷炸弹，他不顾安危跑向战友并提醒其躲避，导致自己身负重伤，双耳自此永远失聪。“我父亲从未因此后悔，他临终时仍在教育我们，要永远传承为国为民的红军精神，多做贡献。”文/本报记者 李岩
1950
抗美援朝
许胜，1926年出生，江苏南通人，1943年参加革命，1945年入党，现在是南通大学离休干部。1950年10月至1953年1月，许胜参加了抗美援朝，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参谋长覃健同志随身秘书。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美军入侵朝鲜，战争将要打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的安全。经反复讨论，党中央果断决定立即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执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中央军委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给三野九兵团下达了一道紧急命令：部队立即北上集结，作出国作战的准备，部队番号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
许胜回忆说，“10月30日，朱德总司令由北京专程到达曲阜，对第九兵团团以上领导干部作了动员报告，到会干部受到了教育和鼓舞。而后，部队通过层层传达和动员，九兵团15万余人克服了时间仓促、衣服单薄、天气严寒、物资短缺、武器劣势和人生地疏等重重困难，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投入长津湖战役。”
经过半个多月的战斗，志愿军九兵团第20军、27军和26军的指战员们，在极其困难情况下英勇作战，终于歼灭了美国“王牌军”海军陆战队第1师和美第7步兵师1.3万多人。“在长津湖这一战役中，咱们志愿军九兵团英勇作战，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受到了党中央的嘉奖。”文/本报记者 郭琳琳
1964
原子弹试爆
钱皋韵已经94岁高龄，他默默耕耘一辈子，见证了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先后在热核聚变和铀同位素分离的科学研究及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是气体扩散机中核心元件――分离膜的主要研究者和创始人之一。1994年，钱皋韵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回想那段峥嵘岁月，钱皋韵依旧心潮澎湃:“那时我们思想很明确，祖国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没有人是抱着个人目的的，也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当初钱三强让我从苏联回国参与研发，虽离拿副博士学位只差一点距离，但我愿意放弃一切，第二天我就搬出了莫斯科大学，去钱三强处报到。”
1959年后，中苏关系出现转折，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相关经济、军事合同，并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带走全部图纸、资料，许多重点工程几乎陷入瘫痪。“当时苏联不肯告诉我们研制分离膜的办法，我们下决心自己研发。”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1985
大裁军
资料显示，1985年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战争与和平的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变，决定裁军100万。到1987年，全军经过撤、并、改，总员额由423.8万减少到323.5万。
河北省廊坊市的退休交警薛文路是一位军队转业干部。上世纪80年代“大裁军”期间，他脱下军装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交警。转业前，薛文路驻扎在辽宁大连，担任某地空导弹部队副营长。他向记者介绍，自己幼年从军，军旅生涯中我国先后经历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对外冲突。
1985年，39岁的薛文路响应“大裁军”政策，主动向部队提出了转业归乡。“当时我的职务和条件已经满足了家属随军要求，军内的领导也支持为我办理军属随军。所谓随军，就是可以将我的爱人从河北老家调至部队所在地，并帮助安排工作、住所。但我拒绝了领导的好意，主动要求转业回家。”文/本报记者 李岩
2016
军改
谈到军改前后的变化，原二炮工程兵学院教官、军事评论员宋忠平告诉北青报记者，打造联合指挥作战体系是本轮军改的重要目标。“在军改之前，联合作战是解放军相对的弱项，要想打赢现代化战争，这种能力不可或缺。通过军改，我军联合作战能力站上‘新台阶’。”
宋忠平指出，从指挥体系角度来看，军改明确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这样明确、合理的分工，让我军的管理、建设、指挥体系得到优化，条理清晰、权责分明，这对联合作战同样大有裨益。“通过本轮军事改革，原有的军区制变为目前的战区制。不同于此前的军区，战区是联合作战指挥的重要机关，对于提升各军兵种战斗力融合带来极大帮助。”
文/本报记者 李岩
2010
赴外维和
去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白皮书透露，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数量最多、分队种类最齐全的国家，同时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出兵国。截至去年，中国军队先后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军队跨出国门执行维和任务的几十年来，涌现出无数感人事迹。2018年电影《战狼2》受到众多观众追捧。影片中主人公手持五星红旗，带着华人队伍安全通过叛军封锁区的剧情为人乐道。记者了解到，我国维和人员在执行任务时确曾经历过类似场景。
2009年至2010年，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专业技术大校教授王晓辉曾赴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任维和任务区总部联合行动中心参谋军官。
他向记者讲述称，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彼时各方武装派别众多，暴力冲突频发、战乱不断。2010年3月一天午后，值完班的王晓辉驾车离开任务区总部营区，向住处驶去。行驶到法希尔街中心一个上坡道时，在大作的枪声中迎面开来一支武装车队，每辆皮卡车上坐满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一边举枪向天空乱射，一面狂呼乱叫。远远地看见王晓辉驾驶的带有“UN”标志的汽车从对面驶来后，这些士兵似乎被“点燃”，打枪更加肆无忌惮，甚至把枪口指向了王晓辉的车，挑衅意味浓厚。
王晓辉向记者介绍称，彼时联合国维和任务要监督各派武装停火，因此冲突各方其实对联合国并不买账。即便驾驶涂装有联合国标志的车辆，当时的情形也十分危急。安全起见，王晓辉情急下摇下车窗以应对突发情况。那时，他将带有五星红旗臂章的左臂搭在车窗上严阵以待。而正是这一动作，让王晓辉化险为夷。
“对方在看到我左臂上的五星红旗后，一改刚刚的挑衅态度立刻放慢车速，并向其他士兵挥手示意抬起原本指向我的抢口，让我安全通过。”王晓辉感慨称，是军装上的五星红旗帮助他脱了险，祖国的强大是根本的安全保障，“祖国的强大在这里看得见！”（记者 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