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TW／应「戒急用忍」 民主新南向
文／杜晋轩
美国政治学者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说过，若「李登辉过世的话，台湾民主还能留下来；但是李光耀过世，制度无法留下。」俨然说明台湾所代表的民主政体相对于新加坡的威权政体有其优越性。然而，如果蔡英文政府希望透过新南向政策输出民主经验的话，或许该谨记李登辉所说的「戒急用忍」。
6月14日，一场在政大国关中心举行的新南向政策工作坊上，与会的菲律宾学者提醒，「民主」一词对各东南亚政府相当敏感，因各政府要的是「Good Governance 」，即重视良善治理的有为政府，而民主并非执政党的优先考量。该学者表示，台湾的民主化经验固然重要，但输出民主不宜高调。
政大国关中心是蔡政府制定新南向政策的重要智库，并具有一定影响力，当中的成员包括总统府资政萧新煌教授、国关中心副研究员杨昊等重要东南亚学者，他们在今年4月的民进党中常会上提出《民进党新南向策略建议》，主张新南向政策在推动路径上，应借由「以人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关注「人民」需求，深化「公民社会」连结，并推动「民主价值」，逐步建构坚实的跨国伙伴关系。而蔡英文在会中亦明确主张民进党要更加强化政党外交的责任，以及台湾民主价值的推广。紧接着，民进党立法院新住民事务发展联盟于6月举行内部的《新南向的发展政策研讨会》中，萧新煌及其召集的「新南向政策专题研究小组」，指新南向要深化与区域公民社会的连结，最终朝民主价值的伙伴关系发展。
菲律宾学者的声音，已提醒台湾与东南亚国家政府的关系发展，应重务实的经贸合作关系，而非务虚的民主经验推广，特别是有求于台湾民主经验的，多是当地的在野党，若民进党政府过于与当地在野党发展关系，试问，当地执政党又怎能安心？
宣扬民主 蔡政府曲高和寡
无可否认，台湾成功实现三次政党轮替，其民主经验是可贵的，但若以优越的心态宣扬自身民主经验，只会让外界认为台湾政治人物流于自满。例如今年4月台北市长柯文哲「南向市政考察」后，发表了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对台湾民主「羡慕得流口水」、批评新加坡是「住在笼子的金丝雀」等「感言」，引来一片批评。
台湾不能忽视的政治现实是，虽然东协各成员国的文化、民主化程度不一，但「东协共同体」（ASEAN Community）已在2015年12月31日正式成立，其强调尊重成员国之间的差异，不容许他国干涉内政。这种强调捍卫国家主权、文化主体的精神，乃缘于东协成员国多为后殖民国家，对于西方所强调的「民主、人权」有所忌讳。东协各国坚持走属于自身的国家发展道路，台湾的民主化经验，并非东南亚各国政府优先关切的。
端看《新南向政策推动计划》的总体目标，是为了与新南向目标国家「创造互利共赢的新合作模式」，建立「经济共同体意识」，其政策论述不脱以经贸发展为导向。至于为何新南向政策与输出台湾民主有关联，除了「以人为中心」这个与过往以经贸投资为主的「南向政策」作区别的口号，那就是如今蔡英文不再提的「新亚洲价值」了。
时间拉回到2014年6月4日，当时身为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的蔡英文，在华府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提出了「新亚洲价值」。蔡英文认为，当还有许多亚洲国家人民仍在忍受威权统治，台湾已经为建立民主而感到相当自豪，她指出，台湾的民主经验以及未来民进党推动迈向以创新、就业及公平分配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新模式的过程，可作为亚洲各国的典范和鼓舞力量。不过「新亚洲价值」自从2016年由外交部推出《点亮台湾亚洲典范》的国庆文宣影片后，就无疾而终了。
归根结柢，在于当前全球化脚步逐渐放缓，中国大陆以「亚洲新安全观」、「一带一路」推动区域整合之际，陷于经济发展趋缓、内政混乱的台湾已无力作为「点亮亚洲的典范」。蔡英文当时所提出的「新亚洲价值」，配合了欧巴马（Barack Obama）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无奈在对国际政经局势的判断失误下，从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退出《泛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就注定了「新亚洲价值」要退出蔡政府的外交舞台。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直接批评称，具普世价值意涵的「新亚洲价值」论述提出之际，正逢习近平重提「亚洲的事情归根结柢要靠亚洲人民办」的「亚洲新安全观」，主导亚洲发展的北京，正是台湾的障碍。
而蔡政府必须面对的国际政治现实是，台湾既非新南向目标国的邦交国，亦非如欧美西方国家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对于东南亚各国政府而言，寻求经济的发展动能才是他们的优先考量。当主要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出席5月中旬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高峰会」时，已说明了这些国家更倾向于北京「优先发展经济」的论述。
若是台湾自身无法提升经济发展动能，却欲透过新南向来推广民主经验，恐怕是「曲高和寡」。台湾不能忽视菲律宾的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现象、美国川普热潮、欧洲不稳定的政局，均因政治菁英陷于失能的民主「政治正确」下，政府平庸治理的结果。
「亚洲价值」仍受东南亚尊崇
如前所述，杭廷顿认为李光耀过世后，新加坡的「有效率」制度无法留下，而最近李家三兄妹间的「家庭纷争」，似乎也被外界认为杭廷顿的预言成真。无论如何，李光耀给予新加坡政府的制度是否会消失仍难论定，但可肯定的是，著名的「亚洲价值」观仍影响着东南亚。
蔡英文的「新亚洲价值」显然欲与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对比争辉，是想告诉亚洲各国，崇尚威权治理的「亚洲价值」已成过去，而「新亚洲价值」即是台湾从威权统治走向民主化经验的结果，当中蕴含着西方民主、人权的「进步价值」，
可供仍处于威权体制的亚洲国家参考。然而，李光耀的「亚洲价值」所重视的家庭价值观、尊重权威、社会群体高于个人、强调共识于决策的角色，仍是目前东南亚各国所重视的。最终「新亚洲价值」仍敌不过现实的考验，该倡议或许被遗忘了；但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却烙印在东南亚各国的执政思维中。
「新亚洲价值」之所以无法在东南亚长存，乃因当前东南亚的政经、社会文化发展仍近于威权体制，姑且不论「亚洲价值」论的源起是否为李光耀欲合理化人民行动党的威权统治，但可以肯定的是，民进党已经贵为执政党，若意图以新南向政策和东南亚国家达成「经济共同体意识」，就不能以绝对的「政治正确」姿态向东南亚各国推广民主化经验。
蔡英文政府不能忽视的是，西方世界所提倡的以民主为政体模范的时代正退潮。美国政治学大师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以提出「历史的终结」而成名，他认为民主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随着冷战结束而胜利。但他在2014年推出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一书中作出修正，在「法治」、「民主问责」之外另加第三变量「国家治理能力」，福山认为很多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不足而造成发展不如预期。
2017年4月14日，福山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崩解？」为题在台北公开演讲，他的讲题以问号结尾，「因为对国际政治而言，现在正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被民粹国族主义挑战的关键时间点」，他从川普上台、欧洲选举变局来谈当前民粹国族主义的兴起，认为自由国际秩序的崩解，民主与独裁可能不是关键，政府的治理品质才是最重要的分界线。
对于东南亚各国政府而言，到底是否优先需要属于民主政体的台湾的治理品质，或许福山已给了答案。
台湾并非当前亚洲典范
将场域拉到东南亚，除菲律宾有因菁英政治失能而出现的强势领导人杜特蒂外，其他东南亚国家未有明显的民粹国族主义出现，但仍有当年推崇亚洲价值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属共产政体的越南、寮国，军方仍有影响力的泰国、缅甸等国，除了以上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已属开发国家的新加坡，都在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而非效能不彰的民主模式。台湾当前的各种「内政乱象」，恐非东南亚国家想要的。
蔡政府执政一年来，一例一休的争议、年金改革引发的激烈抗争、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被批黑箱等，都是治理能力不足的明证。就算是台湾所自豪的民主成就，看在东南亚社会眼中却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对来台的东南亚移工、移民的人权保障不足，移工受虐待、剥削的事件层出不穷，台湾社会长年来对东南亚的歧视，也令新移民及其后代备感压力与煎熬。
目前台湾既无法在政府治理能力上成为亚洲典范，又无法在民间关系上说服东南亚人民接受台湾民主水平，因此对于欲透过新南向政策推广民主经验一事，当「戒急用忍」，该先寻求改进政府治理能力才是。
东南亚各国政府之所以会选择漠视「新亚洲价值」及新南向的民主倡议的原因，或许美国前总统柯林顿（Bill Clinton）已给出答案，「It's the economy, stupid」（笨蛋！问题在经济）。很现实地，当东南亚国家争相参与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寻求经济发展动能与模式之际，也说明了西方世界所倡导的民主价值并非他们当前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