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崩坏／少子化的骗局 是谁放任博士继续流浪？
▲近年来，大学教师少得比学生还快，调查教育部资料，生师比恶化才是高教人才供需失衡的关键，而非少子化。(图／记者季相儒摄）
《高教崩坏》系列一
文／蔡百蕙
编按：因国人传统不喜在虎年生育，1998年虎年是我国出生人口首度跌破30万大关，该年出生者将自今年起开始进入大学就读，因此预估本学年度大学新生将较前年大减近1成、约2万人，各大学招生面临重大瓶颈关卡，即所谓「105大限」。然而，在少子化的浪潮下，除了放任部份私校陆续倒闭之外，「105大限」是否也可以是高教转型的契机？
Rose是北部某私立大学外文系助理教授，早在今年她任职的大学传出指考缺额率超过5成的消息前，她就担心随时会失业，在同系教师的Line群组里，大家最常讨论的，就是转业可以做什么？有人想开简餐店、有人想干脆去教补习班，她说：「以后教职只有更难找了。」
「找教职有没有人脉、背景才重要，学校根本不看专业！」谈起4年前求职的经过，Rose忍不住气愤地说道。当时她顶着美国名校洋博士的光环回国，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又特殊，再加上出国前还有4年的大学教学经验，「觉得我条件不错，不可能找不到工作。」
结果她发现自己大错特错。针对新竹以北大学的英文科系，投了至少2、30份的履历应征，却只得到2家回复面试的机会，而且都是以前当讲师兼过课的学校，「最难过的是其他学校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的恐慌，」连回函婉拒的基本礼貌都没有。
美国博士班的同学Tiffany早她1年回国求职，结果更惨，找来找去，只找到在3间私立大学兼课的缺，南北兼课，赚一小时635元的钟点费，而且寒暑假就失业，熬了一年多，最后终于受不了了，接受上海一所国际学校的邀请，担任高阶管理职。
现在Tiffany月领5万人民币，自认在薪资上获得了补偿，工作上也得到了成就感，「中国大陆看专业，不看背景，」这份薪水包含了她的资历和经验，「过去的点点滴滴都转换成人民币了。」
教职难找，显示了台湾学术市场的高阶博士人才供需严重失衡，就连一般认为具有优势的洋博士们，也到处碰壁。过去近10年来，平均每年有3千多位的本土博士毕业，最新统计的102学年度则有4048位，再加上回国求职的洋博士，每年大专院校释出的专任教师职缺却只有约400个，明显的僧多粥少。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大学新生入学人数也逐年递减，2028年预估很可能只剩一半、仅15.9万。(资料来源／教育部统计处。制表／记者蔡百蕙）
台湾的高教环境当真这么糟？待在这里就只能提心吊胆，担心在少子化的打击下，如果不出走，接下来只能等待失业？
生师比恶化：老师其实少得比学生快
高教工会办公室主任陈书涵不这么认为，「一直说缺愈来愈少，原因不是少子化！」她指出，早在105大限来临前，大学教师的职缺就愈来愈少，减少的速度甚至比学生减少的还快。
根据教育部统计，在少子化的影响下，近2年学生总数减少仅约「千分之4到5，」教师人数却以近3倍、「千分之13」的速度在减少。
「很大的原因就是生师比的问题，这几年台湾的生师比逐年都在恶化。」对比OECD国家平均15左右的生师比，以及中国大陆的17，台湾的还曾高到27，去年微降至26.1。
▲近2年，少子化让各大专院校学生总数减少千分之4-5，教师人数减幅却达千分之13。(资料来源／教育部统计处。制表／记者蔡百蕙）
生师比恶化，即愈少的老师负责教更多的学生，陈书涵直指，职缺愈来愈少，是用教育品质换来的！
此外，高教工会一直以来也提出质疑，台湾恶化的生师比甚至还有灌水的问题，「把教官也计入教师，然后外籍生、侨生和陆生都不计入，让学生看起来少，教师看起来多，」师资不够的部份，学校大量聘兼任教师，且4名兼任可算做1名专任，既省了成本，又可冲高生师比的数字。
对比80学年度只有「18.5」的生师比，政大劳工所教授、高教工会理事长刘梅君表示，少子化应该是高教改善教育品质的契机，在入学学生减少的同时，调整回从前的较低的生师比，「如果回到民国80年的生师比，等于可以再增加约3分1的教师，会有多少老师可以增加呀！」
▲逐年增加的生师比，是反映高教品质恶化的指标之一。（资料来源／教育部统计处。整理／高教工会。制表／记者蔡百蕙)
高教崩坏：将近一半教师全是兼任
刘梅君进一步指出，兼任教师比例过高，是高教品质崩坏的另一重要指标。
检视过去7年全国大专院校专任与兼任教师人数，赫然发现，在专任教职减少的同时，兼任教师的占比则逐年增加，最新的104学年度统计数字更显示，兼任教师人数高达4万5千559名，占教师员额比例高达48%，等于有将近五成的教师都属兼任。
「这实在很离谱耶！」刘梅君对大学高比例兼任教师的现象直呼夸张，「教育部应该针对各校兼任教师有更严格的规范。」
「现在业界都在说非典型就业，何谓非典型？临时性的、兼职性的、短工性质的，这个现象就在高教现场发生啊！」刘梅君痛心地说道：「我们是非典型高教。」
刘梅君表示，兼任教师没有研究室，通常是疲于奔命地兼课，自然也无法好好做研究或者跟学生有互动。陈思仁过去近6年的时间，在辅仁大学等4校担任兼任助理教授，她指出，兼任教师最糟糕的是没有资源更新教材，结果受害最大的是学生，「大量聘用兼任是市场化的结果，不是少子化。」
▲大学的总教师人数中，兼任教师人数的占比竟高达48%、将近一半。(资料来源／教育部统计处。制表／记者蔡百蕙）
陈思仁说，早期会希望有一天能转专任，但履历连投了4年之后，她就死心了，看到兼任教师的聘用甚至愈来愈严重，对整个高教生态感到失望。一位有清华大学历史博士学位的友人也有类似的感触，既然专任的教职都应征不上，虽曾收到对岸大学的邀请去任教，但因为不想到中国大陆的学术圈，已决定转行。
对于兼任教师的议题，教育部高教司长李彦仪表示，兼任教师的任用是保障教学的多元化，「存在是绝对必要的，」但逼近专任教师人数的比例问题，她也坦承这是必须处理的议题，至于如何处理？「我们正在研议当中。」
然而，高比例的兼任教师换取的不只是高教品质，还有教师们合理的薪资待遇。
兼任教师时薪23年未涨：月入不如电子作业员
很难想像，陈思仁兼任助理教授6年以来，钟点费完全没有涨过。事实上，除了国立大学在2014年统一调薪之外，多数私立大学的钟点费因为无强制规定，已冻涨23年！
105学年度开始，陈思仁把兼课减至3所大学共10学分，以每小时635元的钟点费来算，月薪大约2万5千400元，但是扣掉没有薪水的寒暑假，平均月薪实际不到2万，「寒暑假加起来有3个月，期间的劳健保还要自费。」
10学分的课程加上备课、出题和改考卷，几乎等同于一位月薪6万多起跳的专任助理教授工作量，薪资报酬却远不成比例。
在这样的薪资结构下，陈思仁说：「兼任教师要兼很多课，才有办法营生和买书。」既然如此，她新学期起还减课？「不得不把文化的课辞掉，因为实在太累了。」
▲由于对高教生态失望，大学兼任教师陈思仁对找到专任教职已经死心。（图／记者蔡百蕙摄）
家住台南的政治大学东亚所博士徐文路，毕业8年以来，甚至是南北奔波兼课，在交通大学等4校兼了16学分的课程，仅管兼课堂数较多、且国立大学的钟点费也略高，有735元，但扣除寒暑假以后的月薪，也就是3万5千多元。
但如果再扣掉南北兼课衍生的交通和住宿费，他冷冷地说道：「一个月就剩2万5、6千元了。」
仅管如此，徐文路仍热爱教学，他强调，教育部至少该给兼任教师合理的薪资水准，让他们能够排除后顾之忧，不要求大富大贵，至少不需要为了生活调头寸。
刘梅君痛批，兼任教师未获合理的薪资待遇，心疼他们实际的月薪过低，「真的还不如到电子厂当作业员。」
另类剥削：约聘制的专案教授
赚时薪的兼任教师之外，不稳定就业的还有约聘制的专案教师。「专案也适用专任教师的评分制，结果就算达标了，说好隔年会续聘都是假的，每一年都在公开招聘。」在中部某国立大学已连任2年专案助理教授的奕胜(化名)说。
奕胜表示，其实属约聘性质的专案和兼任教师，都是大学压低成本的作法，「学校该补的专任教师缺就该开出来，但通常是快被评鉴了(注)，那一年才赶快聘专案教师来补。」
而即便难得的开出专任教师职缺，系上已熟悉的专案教师也未必具优势。奕胜指出，这些年看到高教体系里，「私人任用的比例也愈来愈高。」
这一点，Wesley(化名)特别感同身受，在取得台大电机系博士学位后，还赴美从事博士后研究，回国后仍找不到专任职缺，于是先在某国立大学做专案教师，结果一做五年，就是转不了专任，「系上曾经有专任的缺开出来，但大家都知道缺是谁的，还直接叫你不用去申请。」
由于专案教师一年一聘，Wesley表示，「什么时候被fire掉不知道，那种心情上的不稳定，比专任的强烈很多。」
高教的专任职缺太少、兼任比例太高，怎么办？
「关键还是生师比的问题，」陈书涵指出，如果逐年改善生师比，把灌水的因素拿掉，「台湾根本没有博士太多的问题！」合理估算，以台湾高教总体约5万名的专任教师来说，平均年资以25年计算，「其实一年至少要有2000个缺额，现在一年却只有400个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允许我们的生师比差。」
对此，教育部另有想法，目前教育部的对策，是逐年向下调整博士生的人数，每年以15%为目标，李彦仪更表示，将来少子女化会让学生人数少得很厉害，职缺也会愈来愈少，她认为，就读博士的高阶人力应该反思，「要不要把大学教职当作唯一的出路？」
即便教育部不出手下修台湾的博士生数，看到高教就业市场的黯淡前景，近年来许多台湾各大专院校的博士班纷纷传出招生缺额。
▲由于未来高教就业市场不乐观，愿意念博士班的学生也愈来愈少。(图／记者季相儒摄）
影响所及，海外的高阶人才即使想回国、也不敢回国。美国休士顿大学的政治学博士王靖兴即是其一。他说：「当然还是希望回台湾贡献所学，在国外自己始终是外国人。」
拿到博士学位已经3年，王靖兴却一直看不到回台就业的机会，「现在台湾开缺很少，各大学又多有自己属意的人选。」于是，今年起，他说已几乎放弃回台的希望，会继续在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
「美国的职缺竞争也很激烈，但因为市场大，人脉关系比较没那么重要，只要有实力，还是可以找得到。」
刘梅君也观察到，最近几年连出国攻读博士的学生也愈来愈少，「因为读完之后，怎么办？特别像到美国去读，好贵啊!」
「以前我的学生，1、2年就会有1个人出国念书，现在没有了。最后那个出国的已经是4、5年前的事了。」刘梅君叹息，现在学生看到就业机会，为求工作安稳，会选择优先就业，读博士就以后再说，「其实我有看到几个非常适合读书的，就选择先去就业，非常可惜。」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年轻学子念博士的意愿大减，影响会是什么？教育部希望减少博士的产量，调节教职供需失衡的问题，刘梅君却认为，「人才会有断层，绝对会有断层。」等到我们这一代退休了，现在在各个大学流浪的博士，因为这些年来流浪兼课，「不可能有机会好好地研究，他们也补不进来。」
不论是苦撑寻找教职，还是被迫出国求职，甚至觉得回不了国的博士，这些高教的流浪悲歌不会停止，除非少子化开始被视为改革契机，而非大限冲击，否则即便扩大招收外生补救下滑的新生人数，恐怕台湾高教也未必有足够吸引人才的国际竞争力。
注：2005年大学法修正，教育部成立「高教评鉴中心」，自2006年起全面展开5年一轮的大学评鉴。当时目的系以评鉴结果来分配补助大学的经费，企图形成「奖惩机制」，借此淘汰部分校院系所，形成「退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