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荒谬错置的平反（施正锋）

任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宣传组组长的王添灯。（黄子明翻摄）

在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政治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异于清朝时代「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的民变，尽管老百姓要求的是政治改革，因为蒋介石派兵镇压及清乡，加上随之而来的戒严与白色恐怖，除了造成省籍之间的严重隔阂，一般相信这是台独运动的滥觞。换句话说，所谓的「台湾人要出头天」的诉求，已经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而是诉诸民族自决的国际潮流，要推翻异族所强加的外来政权，打算建立「台湾人的台湾」。

台湾经过30多年的民主化进程，不管原汉、闽客或本外省，内部的族群龃龉稍有消退，然而，尽管社会、经济或政治发展的调适，负面历史记忆徘徊不去，尚难一夕消逝或洗白，更有可能被推波助澜。从台籍菁英在二二八事件的殒落到美丽岛事件公审的上下坐立关系，究竟叛乱的初衷是要求革命或民主化，已不是那么重要，毕竟，对于政客来说，扩大社会分歧是坐收政治租的不二法门，难怪唯恐天下不乱的日本媒体会放胆兴风作乱。

实事求是，找出病原才可能对症下药，进而打预防针、避免重蹈覆辙。如果只是官逼民反，大可怪罪当年接收的贪官污吏宛如清朝的闽官，不过，即使把元凶行政长官陈仪加以鞭尸，未必能解释后来的族群矛盾。毕竟，事后被罗织的地方仕绅，多半战后才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无端卷入国民党政府内部军统与中统的斗争，即使随白崇禧前来调查的蒋经国也回天乏术。至于具有祖国经验的半山角色则毁誉参半，只怨一些人在重要关头选择落井下石。

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主席、《人民导报》社长王添灯，因为被视为恶首而诛杀。事实上，为民喉舌的他关怀台湾社会普罗大众，策动诸多台共人士，难道他不是寄望中共前来「解放」，或企盼台湾另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试问，昔时有多少人跟他一样，暗中策动、伺机起义、从容赴义？难怪他的公子会说，因为担心会被父亲骂不孝，从来不敢说尊翁是冤枉的，毕竟他是依照自己的想法求仁得仁。

就政治理念而言，不管统一或独立，容或有手段是否平和的差别，本质上都应获得尊重，譬如加拿大之于魁北克、英国之于苏格兰、西班牙之于加泰隆尼亚。然而，民族认同并非基于共同的血缘、语言、文化，而是享有共同的经验，感到彼此休戚与共，想要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也就是生命共同体的追寻。因此，所谓台湾人要「当家作主」，并非本省人「取而代之」外省人，更不是把倚多为胜当作民主，而是携手共同追求理想的国度。

究竟王添灯那个时代的台湾人，渴念的是政治民主、社会改造或祖国统一，众人恐怕没想这么多。不管国家前途定位或社会内部的差异，我们自己寻求化解之道，不容外人谈三道四、煽风点火。不过，站在当下2300万人安身立命的立场来看，如果是共产主义的真实信徒且坚信左统，那应该是中共的烈士才对，没有平反的课题。

（作者为国立东华大学民族事务暨发展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