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渴望理性的自由（施正锋）

东华大学教授施正锋。（图／本报资料照）

我从小是属于所谓「循规蹈矩」的学生，除了集体连坐，唯一被打手心是国语月考没有考满分，隔壁班老师出的新题型不懂要如何答题。国中闯祸被校长叫去司令台罚站，那是因为觉得在操场集体宿营太幼稚。高中联考玩过火，作文吃鸭蛋，应该是妄议省主席谢东闵的「客厅即工厂」，还好低空飞过上台中一中。

大一的时候，军官老生常谈「主义、领袖、国家」等信念，我举手表示国家应该摆在最前面才对，也就是政党不应该最优先，从此被视为毒蛇猛兽，只好跟异议分子混在一起。在美国念书碰到大学同学，她忽然发现「施XX原来并不是那么偏激！」其实，硕博士班当助理的经验非常有成就感，周一早上固定开会，完全开放、理性、平等，不发言反而会被质疑是不用心。

博一加入台湾同学会，原本应该是志同道合，却未必心灵契合。当时为了分摊风险、免得断了回家的路，众人决议采取集体负责，然而，资深的大哥往往迳自决行；对于理工的人来说，念政治的不免想太多，弦外之音就是「怕死」的意思。当时一心一意拿到学位就要卷铺盖回国、不想滞留美国高唱〈黄昏的故乡〉，连编辑学生刊物都沿用代名，私忖以后尽量避免共事。

幸运能回台湾教书，被拉入台湾教授协会，会员理工为主，还见识到本土的文法学者。自始，除了有民进党内部派系之争蔓延，另有土独vs.洋独的竞逐，令人心烦。菜鸟副教授再度感受沉重的从众压力。一回列席，忍不住无知地问，核能不是可以有核武吓阻的培力，环保者的答案是化学武器更有效，瞠目结舌；又一次舌剑唇枪，主席裁示停止讨论、迳行表决，不过东施效颦形式民主的皮毛。

台独联盟迁台后，领导由留美的转到日本派，主席黄昭堂天威难测，百思不解他腹语般的决策，请益却老是被打枪「回去自己好好想」，十分挫折，跟过去接触过的美国师长作风完全不同，只能怪自己悟性不够。说来荒谬，既然不愿流亡海外、选择返乡，竟然只能自我流放后山。

民进党在野义正辞严、道貌岸然，陈水扁执政怪罪朝小野大，蔡英文俨然民选皇帝，除了原住民政见食言而肥，还执意将公投与大选脱钩。独盟与台教会曲意护航连任，我不再留恋、公开宣布退出。

不少台派朋友不齿小英初选翻云覆雨，前副总统吕秀莲最后首肯披挂上阵；然而，她主张「超越统独」，鸡鸣狗盗、人微言轻，忠于本身的信仰，渐行渐远。中天被NCC关台，暧昧国家定位凌驾起码的言论自由，只是说出心里的话，否则是违背追求民主的初衷，却被质疑台湾价值不够。

政治经济学者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在50年前出版了一本《退出、出声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主张能在内部发言最好，退而求其次走人，却是不能愚忠。有好长的一阵子，我被视为桀骜不驯而孤立，现在又无法见容同路人，踽踽独行、日益苍老。也许是我有洁癖，也许是歹斗阵，反正人各有志。回首萧瑟，也不过是一颗狂野的心，渴望理性的自由罢了。

（作者为国立东华大学民族事务暨发展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