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民进党精打的两场战役（王冠玺）

（本报资料照）

近半个月以来，台湾的新冠疫情迅速蔓延。人命关天，民进党的各种应急举措，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牢牢维持住民进党多年精心打造出的政治环境」。要让台湾老百姓在「决定论」的「客观」环境影响下，遇到任何大事，都只能选择将身家性命托付在民进党手上。事实上，台湾的确有非常大比例的民众长期被幻觉笼罩，认为自己享有充分的政治选择权，并且是经过自由选择而让民进党执政。于此「客观」政治环境下，国民党若是不能对「能动论」有着深刻体认，积极奋发，藉势改变格局；那么国民党就只能是一群由政客营运的政治公司；以前是大企业，现在沦为中小企业，并且正朝向不用开发票的小微商家地位滑去。

决定论与能动论除了有哲学意涵外，也是社会研究方法中的重要辩证关系类型。所谓「决定论」，即人类的行为，包括认知、决定、行动，均系于前置条件，亦即客观环境而定。决定论认为，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实际上，人的意志并不是自由的。「决定论」则是人类透过思维与实践结合，可以主动、自觉、有计划地反作用于外部环境。从辩证关系的角度来看，决定论与能动论彼此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凡事既不真正「决定」，也不真正「能动」。具有强大能动性而能改变决定论等级客观环境的人或事，均会影响整体或局部人类的历史走向。

一般来说，人类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选择能力，但是绝大多数人均会接受让自己的行为被客观环境影响。原因出在突破客观环境的成本很高，例如：智慧不够，知识不足，无法做出缜密判断，不够勇敢，担心受到打击报复等。

民进党在政治竞争中，非常成功的打造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生存的政治环境，那就是「身份正确」，这一点与华人的核心思想有关，亦即儒家强调的远近亲疏有异；将其发展之后，就成了非我族类（族群），其心必异。国民党因为心系大陆，所以被扣上「外来政权」帽子。许多绿色电台主持人，因而将国民党「正名」为「国民匪党」。

民进党在很多议题上，都精确的掌握了群众，或是借用少数群众形成杠杆力量，借此反复加固对自己有利的政治环境。制度对民进党来说，从来就不是什么问题。凡是对自己有用的制度，就高举法治大旗，若是制度对自己形成制约，就诉诸以情，蒙混过关，或加以修改；反正在既现有的政治环境下，人民多数有的不敢违逆，有的糊涂，均选择了服从领导。

即便客观局势如此，人们并不是就没一定的自由能力去做不同的选择，以对抗现有（决定论）政治环境，但必须付出很高代价。例如：要有一种对于打击报复，老子根本无所谓，我就是不怕你的基础心态外；还必须方法正确，眼光精准，凝聚力量，能够进行持久且有效的攻击等。唯有如此，才有机会攻破当前（决定论）形成的政治环境，达到改变政治环境，甚至形成一种新的决定论局面，甚至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政治环境。

台湾目前正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一场是针对病毒，另一场是针对政治敌人。换言之，选战已经提前开打，民进党正在发动保卫执政权的战争。台北市长柯文哲早已经披挂上阵，医生的白袍下披的是选战战袍。反观中国国民党，党中央困于党主席选举，现任常委一方面担心自己能否逃过病毒感染，一方面想着下一届谁当主席自己可以保住位子。国民党的民意代表中，虽有少数战将冲锋陷阵；但总体看来，无组织，无节奏，无明确方向，甚至是无明确目的；一个连游击队都称不上的组织，势必无法有效击溃现行的「决定论」政治环境。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及了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他明确地揭示了人类在客观世界中应该具有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特点。毛泽东极其成功的将自己的能动力渲染至全党，乃至于几亿农民，最终夺取了主导「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同时将其改造为「资格」；并且一代又一代，一层又一层的稳固新形成的「决定论」政治环境。

影响历史的大人物往往与时局间存有相互影响关系。对于国民党来说，上一世纪下半叶的稳定局面，使得国民党培育出了许多菁英「经理人」，但并未有计划的培育出能够应付各式复杂情况的政治家。强人一走，李登辉里应外合，十几年后，彻底改造了台湾的政治环境。我们不能不切实际的寄望国民党凭空生出一位拿破仑，台湾并非没有具备超级「能动力」的顶级人才。国民党应该痛定思痛，打开大门，做好党建工作，引进顶级人才。凡有志于救民于倒悬者，亦须当仁不让，谋定而后迅速行动。笔者衷心企盼，台湾转危为安，柳暗花明就在不远处。

（作者为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