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看大陆》从独立纪录片看庶民历史（下）
年轻人对过去的历史了解有多少？能够想像自己的家乡过去长什么样子吗？这个问题是在「民间记忆计划」返村行动的发想中，邹雪平决定带着摄影机回村子采访老人的起点。
那时她刚从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系毕业不久，带着DV和脚架以低处的视角在村里四处移动，采访老人们讲述「三年饥饿」的经历，也贴近乡村单调、重复，甚至有些苦闷的日常。邹雪平从《饥饿的村子》拍到《吃饱的村子》、《孩子的村子》、《垃圾的村子》及《傻子的村子》，因为每年都回去拍村子，与村里老人们的关系也愈来愈紧密，从前可能只是见面叫声奶奶、爷爷，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到后来老人会惦记着她，盼望她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都不记住过去
邹家村位于大陆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这五部通过一系列自发性组织的行动──采访老人们挨饿的故事、举办放映会、召集孩子募款，以设立纪念邹家村饿死者的墓碑，到后来还成立了村子的垃圾站、利用空屋设立图书馆，与日常串连起来，让影像纪录不只是观察或调查，而更具突破现实的能量。
在邹家村所揭露更大的无奈，应该是一种持续衰落的哀愁，身体的病痛、青年的离乡、留守儿童、欠缺资源投入建设，对比之下，「返乡挖掘记忆」的行动在邹雪平父母眼中，似乎显得浪费，不耐烦问了她几次做这些有什么用呢？「记住以前的过去啊，现在你们都不记住过去。」邹雪平认真回道。
不过从老人回望的记忆，并不会只让导演保管。在《孩子的村子》中有趣的是，不按既有镜位规则走，观众很难确定现在说话的人是谁。邹雪平展现出对一群才十多岁的孩子的信任，让历史的诠释权扩散到孩子们的手中，由他们直接掌镜，学习如何访问老人，统计饿死者的名单，也逐步累积了参与纪念过去的成就感。对邹雪平来说，比调查资料更重要的是带着孩子一起行动。
透过邹家村系列五部曲保留的荒芜，可见家乡还在，即便家乡以外的环境已经有了剧烈的变化，家乡仍然是家乡。
见证幸存者的记忆
邹雪平作为纪录者，有别于一般做口述访谈的意义，她将自己纳入一个村子的生命史之中，借着经验的诉说、谈论与再创造，并搭建连结跨越不同世代的观点的桥梁，进而积极地提出另一种观看家乡的视角──这种视角是丰富、实验性且具活力的，看似行动的大量重复，其实是在每次不太一样的拜访目的，从而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邹家村便不再只是被干净、进步的文明遗忘的地方，在这种观看家乡的视角，它既是与自己家乡的对话，也是与自我的对话，甚至经由影像的技术，难得地将生者与死者重新联系起来。
于是，年年回家乡拍纪录片的导演，既拍出了视野的深度，也拍出了新意，带领观众认识邹家村的老人、孩子们，从对一个村子的完全陌生，到逐渐熟悉的过程。让我回头看自身原以为熟悉的生活，忽然又不那么理所当然了，邹雪平仿佛也是在向观众回掷一个问题──我们对自己的家乡有多少了解？
今年恰好是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发生的五十周年，「民间记忆计划」或许能赶上讨论的风潮，让关注这段过往的人透过进到戏院看纪录片，一起见证幸存者的记忆。
于是我也因此有兴趣翻阅相关书籍，像是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他生前是北京大学专供语言学的著名教授，《牛棚杂忆》的「牛棚」是指被红卫兵关押的地方，棚屋弱不禁风、地面阴冷潮湿，床铺则是茅草做的，季羡林将自己作为囚徒的真实感受与悲惨遭遇披露出来，这些被放大的冲突场面及苟活的心境，有机会让几十年后的读者窥视幸存者的痛苦。
然而我恐怕难以去揣想，书写这些回忆，或是像独立导演处理家乡过往的伤痕记忆时，是不是自己也有难熬过去的坎，一面要承担改写的风险，一面也必须时刻谨慎处理伴随回忆勾起的恐惧与不安全感。我是如此不知好歹地键入关键字，查询这些如今多半被拿来超译或嘲弄的历史，面对这些我未曾在过去好好认识到的中国大陆，我也曾经是惶恐地担忧找不到一种亲近的方式。
如同季羡林在序言里感慨文化大革命「逐渐消失了，仿佛一切发生得那么自然」，可是这本书不仅将成为学术圈的历史档案，也是讲述给年轻一辈的材料，而我像是误闯他者恶梦般的回忆，战战兢兢地同时回望台湾同样受过政治压迫的人们，或许稍稍能够有多一份同理心。（全文完）
（Elisa／台湾大学学生）